投下人文韵致，记叙地方风物，路漫漫其修远兮，今年76岁的毛东武依旧精神抖擞，坚持研究方志，坚持每天写作。他的研究成果颇丰，方志论著获浙江省一等奖，《江山市志》获全国二等奖，同时他还担任了中国艺术工作者协会副会长、世界汉诗协会会长等职务。作为一名江山人、一位专业领域的开拓者，他演绎了一段方志研究舞台上的传奇。

　　一次北京的会议

　　今年深秋的一天，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工作人员打来电话：“您是毛东武先生吧，国务院主持编篡的《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统稿会议，将在北京香山别墅召开，请您出席。”

　　刚校对完第一部全国公开出版的地方志书《白沙村志》的毛东武，由于工作量大，身体有些不适。可他在工作人员的再三邀请下，想到这是全国性的重要会议，便与全国其他16位专家赶往北京。

　　“汶川特大地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涉及范围最广、救灾难度最大的一次地震灾害，各族人民众志成城，抗震救灾取得了重大胜利，值得大力弘扬和传承。”毛东武介绍道，“以志书的形式全面、客观、系统地记述这场特大地震灾害和抗震救灾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在会议室里，《总述》、《大事记》、《图志》、《地震灾害志》、《抢险救灾志》等11册《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的书稿厚厚地摆放在桌子上，已编至4审，共计1000多万字。“我们进行的是国务院责成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织专家进行的最后一道工序。”毛东武分到的是《社会赈灾志》、《灾区生活志》、《抢险救灾志》三册约400多万字。要在20天里对400多万字的书稿进行统稿，找岔子、查问题，工作量极大。

　　为了赶进度，毛东武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每一页，每一行，圈圈点点，细细推敲。“书稿虽已成型，但从方志等专业角度来说，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改，用词需简洁、准确。”毛东武翻开一本初稿，只见书中多处都留有笔记，并做了详细的标注。

　　在书稿中，记载了很多省市、部门、单位的捐赠情况，记录显得有些繁杂。如宗教界的捐赠活动都按照时间来排序，条目过多，不便查阅。这个情况也同样困扰着其他几位专家，大家都在想办法来解决。“在一次散步中，我登上了香山最高峰香炉峰，各种景色尽收眼底，条条通向峰顶的蜿蜒小路将香山分为了几大片。”毛东武兴奋地说道，“我突然有了灵感，就急忙下山，将我的想法与大家探讨。”原来在地方志编篡有一条法则叫“显地隐时”，如果把这些记录按照地区来分开整理，就会显得更加整洁、清晰。这个想法一提出，就获得了大家的认可，纷纷效仿。

　　一生写作的追求

　　从1982年7月开始，毛东武就开始专事地方志工作。主要撰作“九治二学”、“三赋两长”，即主编了9本地方志，出版学术专著两本，创作出版散文三部曲，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和长篇诗歌等作品。“方志是我一生的心血，散文、诗歌也是我一直钟爱的。中国地方志协会秘书长说我的《方志语言学》解析新颖深刻，形成了自己的理论框架和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教授还为我写了10年的长篇历史小说《青天雪》在《文艺报》上发表了短评。”毛东武边说边带记者走进了他的图书室。

　　十多平米的房间里，四周墙壁的书柜上都摆满了书籍，书桌上也摆满了一叠。“这间图书室里有一万多册藏书，多以方志为主，供我编写时参阅。”毛东武介绍说。书架上一栏栏都注明着分类，有中外通史、线状古籍、省地市志、县镇村志、修志理论等。“这是我主编的《江山县志简编》，1984年12月出版，是改革开放后全省第一本出版的地方志。”

　　从没有接触过方志到成为专家，毛东武付出了很多努力，他说：“实践是方志的重心，而古书中的理论是通过思想来指导实践的，工作时我就一直坚持晚上学习。”为了能够多了解一些方志知识，逛书店、图书馆便成了毛东武的爱好。他甚至为了买本书不惜赶赴外地，“北京、上海、南京、武汉等地的书店和图书馆我都去过了，一天都会泡在那里，中午也不出来，吃点自己带的干粮。”毛东武回忆道，就是靠着这样的勤奋，毛东武抄记了上百本笔记，带回家细细研究。

　　“我最喜欢和农民打成一片，和他们聊天过程中，会发现很多有意思、很生动的历史人物和故事。”在方志实践过程中，毛东武几乎走遍我市的各个街道、乡村，座谈会、上门查访，总是有很多人愿意和他交流小故事。有次他听人说礼贤的一座茅坑里有块刻有字的石碑，他立马下乡，挖出这块北宋京都校书郎周源的石碑，保存下珍贵的资料。

　　“写作，是我一生的追求，这门学问没有止境，方志是我的起点，我翱翔的基石，我会努力传承，书写传奇。”毛东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