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浙商驰名全国，甚至风云世界，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屈指数来，究竟有几位儒商？他们的驰名，他们的风云，主要是企业的做大做强，转型升级，进入全国××强、世界××强。

　　而在小小的江山市，早在三四十年代的民国时期，就出现了一代儒商王寿昌先生，且名闻浙江，远播全国。我辈晚生，无缘经历，却有幸参与编辑《江山儒商王寿昌》（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3月出版）一书，从他自己的回忆自述、文献档案和同辈、后生及子女儿孙们的追思文章中，真真切切感受到了王先生一生诚信创业、爱国爱乡、言传身教、回报社会、乐善好施、造福乡邻的伟大情怀与胸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王老先生是新时代浙商的一代典范。

　　王老先生出生于20世纪初县城王氏大家族，世以耕读传家。他从小天赋聪慧、勤奋学习，15岁即以江山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浙江省立第八中学（即今衢州一中），22岁又北上以第二名的成绩进入阎锡山主办的山西省立育才馆学习，毕业于该校“政治”与“文学”专业。读书期间，专门精学了经史子集等历代儒学经典名著，从而打下了扎实的传统国学文化功底，为其后的人生展示出强大的人格魅力和道德力量。

　　王老先生在当时的江山县小山城，官至县城文溪镇镇长、县商会会长，是知名的商业家、实业家、教育家、慈善家和社会活动家，20余年时间先后创办经营过16家工商企业、接办合办3所学校和一个慈善机构，办学校本人不仅不领薪水，而且还要捐资助教。一人拥有16家企业和3所学校，在旧社会的江山是绝少的，就是今天的新江山恐怕也是为数不多的。他做官为民仗义，为富济世救民。在那战乱频繁、社会混乱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作为官、商于一身的王老，虽贵为富豪，但自己却节衣缩食、粗茶淡饭、烟酒不沾、赌嫖不染，可谓是“出污泥而不染”。关键时刻，王老先生尽显大胆、仗义、机智、干练、清醒。为拓宽江山县城大街，他胆敢与国民党第四路军总司令张发奎交涉；为保护县城百姓免遭涂炭，他冒死上门与日本军人谈判；为洗刷军统造成的百余人的大冤案，他斗胆与军统头目戴笠陈情申诉；为修复被日军炸毁的东门浮桥，他牵头并带头捐资4万元；为安葬被日军炸死的县城50多名群众，他出资置棺木料理后事；为县城百姓免遭国民党伤兵、乱兵残害，他以镇长身份挺身而出与其上司论理；为青黄不接的贫苦民众度荒，他创办的水碓、油坊就是施舍的慈善企业；为掩护共产党地下活动，他设宴招待我党高级领导叶飞、资助活动费用……

　　由于王老先生当时的特殊身份，他与蒋百里、何应钦、冯玉祥、张发奎、黄绍竑、戴笠、熊希龄、郁达夫等民国时期的军政要员或知名人士，均有交往，可以说是风流倜傥，会见交谈，思路清晰，有礼有节，不卑不亢。戴笠对王老的为人和才干非常赏识，先后两次托人邀请他进军统做事，但王老政治上头脑清醒，为人上不失仁人志士气节，以离不开家乡兴办经营的工商企业为由婉拒。这在戴笠位高权重之时，是不少人求之不得的高升之机，王老却以其独特的眼光，看透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共产党执政的希望而淡出黑暗政治。正是王老独具的人格尊严和传统美德，新中国成立之初，即以“开明绅士”身份，被选为江山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连续三届的代表和浙江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候补代表，而与他同时期任乡镇长的多数人是被政府镇压的。

　　更难能可贵的是，王老胸怀宽厚通达、豁达大度。在镇反、肃反时，王老被错判五年入狱，并没收财产，平反落实政策时，应当归还当时价值上百万元（如今可达数千万元）的财产，有关部门征求他的意见，他却对这么一大笔财产不以为然，从不向政府提出要求，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与恩怨，多次反复说：“现在政治地位恢复了，而钱财乃身外之物，如果政府有困难，这点小事就不要再提了。”最后，有关部门给王老象征性补了两万元钱作为赔偿。

　　反观当下的不少大款或企业家，不是靠所谓企业“改制”发财，就是以坑蒙拐骗经营，诚信缺失，道德滑坡，为富不仁，财迷心窍……这些“企业家”，抽空读一读《江山儒商王寿昌》一书，或许会汗颜脸红，或许会有所启迪自省；若遇人生不平不公或蒙受冤屈人士，有闲翻一翻《江山儒商王寿昌》一书，或可开心释怀，心悦情愉，笑泯恩仇；如在职在位的党政要员，在公务之中之余，有心阅一阅《江山儒商王寿昌》一书，或可以从王老身上学点为民仗义、济世救民的精神，或对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加深理解。如此则幸莫大焉。

　　编辑、阅读《江山儒商王寿昌》书稿时，我不时被王老一生言行举止而感动而肃敬，但脑笨笔拙，无以言表。正如衢州市政协原副主席祝瑜英女士撰写的一篇题为《王寿昌先生印象》的追思文章结尾所言：“面对眼前这位阳光老人，回眸他的历史轨迹，我不禁肃然起敬；他真像一座气势磅礴的大山啊，仰之弥高，控之弥远！”借用中国著名诗人臧克家的名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王寿昌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的新时代浙商或官员的一代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