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为学生、学员讲第一堂摄影课时，总喜欢把50年代第一次拿照相机的故事讲给他们听，以启发他们的兴趣。

　　虽已过去半个世纪，但当时的情景还是记忆犹新。我就是从那次拿相机拍照起，摄影这门艺术就与我结下了不解之缘。如今我已离休21年了，不但没有停下摄影的脚步，而且这门艺术越来越成为我晚年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我从小由于家庭环境的影响，在校读书时就爱好画画，并成为班里出墙报、美化黑板的“一把手”，直到参加革命工作后我仍旧爱好美术，还为当时工作单位的宣传工作发挥过一定作用。当时由于各种原因，我没能进正规美术学校学习，只能在工作之余临摹一些报刊上登的漫画，配上一些文字，形象地宣传党的中心任务。又正因为我在1957年参加省委农村工作队来江山帮助整风整社工作，在农村蹲点时发挥了一些美术宣传作用，当时我总在开会前根据会议内容，编画一些漫画，宣传党的方针与当地的好人好事，由此深得群众喜爱，并被当时县领导所熟知。1958年上半年工作队结束时，工作队的同志都要回省，当时因江山报社需要一位美术编辑人员，县委组织部同志就找我谈话，动员我留在江山工作。当时我的家在杭州，爱人在省林业厅工作，我已是两个小孩的父亲，原单位省水产厅也希望我能回去工作，可是当时在我脑海里，一直铭记着参加革命就应该服从组织分配，工作需要重于一切的道理，我认为不应考虑个人家庭问题。于是，我毅然留在江山，成为了一名县报工作人员，这与我以前做水产工作完全是另一回事，我又得重新学习适应新的生活，从此一留也就留到现在，成为江山人。

　　县报规模较小，编制很少，四开周三报，包括主编在内只有8个人，我们在家是编辑外出是记者，我一个人不但是美术编辑兼校对，有时采访任务多时还得充当文字记者出去采访。50年代后期正是“大跃进”年代，那时人们的精神状态是高度振奋的，作为舆论阵地的报社更不用说，大家都是夜以继日地拼命干着，如果要休息，好像是不合法似的。报社那时设备条件差，收新闻没有电台，单靠听收音机里每天半夜播出的由新华社播发的新闻稿，我们还要拼命记录下来放在第二天用。所以一碰到重大节日，报纸都要扩版，校对任务加重，加上印刷厂的机器因电力不足，做校对的同志还得助一臂之力帮着踏机器，几件事凑在一起，连着两天两夜都不能休息，好在我那时年轻力壮顶得住。

　　报社只有两台相机，一台是进口的120双镜头，一台是国产的135西湖牌，平时拍摄任务都是主编与几个编委在做，我从不过问也没有多大兴趣去学习。记得很清楚，我第一次用相机去采访还有一个小故事：有一天上午刚上班，原来的安排是主编要下乡去采访，拍摄一张小山村妇女烧积焦泥灰(肥)运动的照片，因计划临时有变动，主编要列席县委常委会议，其他几位编委手头有工作也停不下来，而报社的同志都认为我是省里下来的，拍照片不会有问题，就决定派我去完成此任务，并把原来买好的班车票与那台西湖牌相机交给我。主编还不忘临时交待了几句，他说：“光圈8、速度100都调好了，你只要按一下快门钮就可以了。”为赶时间，我将相机往军大衣口袋里一塞就走。

　　那时，农村里听说报社记者要来拍照，如同拍电影一样重视，大队干部早做了准备，我一下汽车就直奔小山村，发现大队干部们早已在那里等着了。一看到我，他们连忙通知几十个妇女劳动力，推着自制的小独轮木车，在丘陵山头摆开积肥阵势，只见一声令下，运泥块的运泥块，堆泥块的堆泥块，点火的点火，大家便忙碌起来，不久烟火徐徐上升，我抓住时机，按了一下快门钮。当我准备按第二下快门钮时，快门似乎没有打开，听不出开快门的声音，我心里紧张了一下，但很快便平静下来。我一边走动取景，一边摆动着相机的卷片柄，发现原来是每拍一张要卷一次才能打开快门，找到原因后，我忙拍下几张有场面有特写的照片。在采访了积肥的情况后我就赶上班车回了城。那时报社拍的胶卷照片自己还不会冲洗，都是送到人民照相馆处理。我这次的处女作经主编审选了几幅，连夜托火车列车员寄到上海制锌版厂制成照片印刷版，在下一期《江山报》头版刊出一组加文字说明，从此我就一脚踏进了摄影记者的大门。

　　几十年过去了，我在摄影这条大道上不断前进，在前进过程中也碰到了不少有苦有甜有喜有愁的故事，但第一次拍照的情景却使我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