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文联沈君天法出了一本摄影作品集，其名《老城记忆》。

　　《老城记忆》中收录的是沈君从1978年至2000年之间与江城有关的摄影作品选集，其中以老城街巷为最多。我感谢沈君，他用执着的镜头挽留了江城已经消逝的容貌；它使我时时回顾，常生恋念之心。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江城，我所见所闻所谈的当然是我自己对江山这座老城的记忆，是我自己读《老城记忆》的感想。

　　这座城池，虽然小，但古城中许多曲径深巷在它们存世时，我并未一一行走过。

　　在我年轻时，也曾有一个心愿，就是把老城中那些幽深曲折的小巷全部一一拜访，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它们就像有名望的老前辈，有的早已默默谢世，但我的心愿还没有用双脚去实践。懒惰是庸人的常态，勤奋是成功的开端。现在许多久闻其名而未窥其貌的小巷都通过《老城记忆》展现在我的眼前。诸如达道门巷、树声坊巷、经堂右巷、蔡家巷、道姑寺巷、荷花塘顶、水口塘顶、柴家塘顶、何姓巷等等。这些小巷及地名，也是一座城市的历史文化遗迹啊。可惜有许多小巷消失了，流传久远的地名也渐渐被人遗忘。

　　今日在《老城记忆》中看到它们远去的背影，真让人有往事如烟之叹。比如我最后一次走进何姓巷应该是2001年深秋的傍晚，小巷寂寂，空无人烟，唯有几只丧家之犬在废墟间、在空巷深处流浪，我在惊惧中无意识地拐进何姓巷何家老宅。这座老宅从石大门进去几步又有一道大门，其木门槛竟高过我的膝盖。宅内牛腿雀替雕刻十分精湛。人物神态或嗔或喜活灵活现。古宅无人，蜘蛛结网，阴风簌簌，穿堂扑面令我毛发悚然，促我仓皇逃逸。第三天我再沿旧路去探访时，这座老宅已成为一堆瓦砾破砖。虽然我与它仅一面之缘，却给我留下无法磨灭的印象，同时期为开辟鹿溪路建造商品房，这类古宅至少被拆除十座。而沈天法拍何姓巷是1995年，那时期，有许多古宅还是完整的。天法兄能在它们行将消亡之时，认识到它们存在的价值，正如题记所自述：“当别人淡忘时，我关注到了。”看来诚非虚言。

　　还有摄于1989年的徐霈故居，它是明代遗物，而且一直由他后代居住着，保护良好，格局完整。堪称江城真正的古迹。老城在拆旧建新的过程中，无疑会失去一些令人怀念流连的古迹，而摄影家沈天法凭着他敏锐的感觉，锐利的眼光，踏实的精神，真实的镜头把老城的风貌记录下来。这对于一座不断变换面貌的城市来说是有深远意义的，是不可缺少的历史资料。

　　沈天法是从工厂里成长起来的摄影家。他曾饱含深情地把镜头对准被人忽视的普通工人的生活画面。时间的距离感更使这些朴素的画面显得亲切而珍贵。我被它曾经司空见惯的平凡而感动。比如1986年某天中午江山电机厂下班之际大门口的镜头，这个画面常常让我含泪观赏，沉思默想。我自己就是这蜂拥而出的人群中的一员。似乎我这一辈子的光阴，就是用来见证它从兴盛走向衰亡的历程。摄于1982年老虎山水泥厂工人拔河比赛的镜头，画面上工人们是何等快乐，他们工作虽然辛苦，但精神饱满，心情开朗，那还真是一个令工人阶级怀念的岁月啊！虽然这些地方国营工厂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产物，算不上什么古迹，但在当时也是我们这座城市重要的内容之一。它曾关系到许多老百姓的生计，保留了对它们的记忆是城市的需要，是我们的责任。比如1978年居民们在煤球厂焦急等待买煤球的场面，体现了摄影艺术真实反映现实人生的能力。现在的年轻人无法理解：买煤球还用得着排队和抢购吗？何况那煤球不仅难买，而且质量特差，有气无力很难点燃，严重影响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老照片为我们提供了抚今追昔，两相比较的重要依据。同样摄于1978年的解放路景象：街面上到处是自行车，没有见到一辆汽车。在“爱国招待所”附近一带，大街两边全是破旧的木板门，是上下两层，底层只作民居用，未见一家商店。可见当时经济落后，商业凋零，老百姓生活水平很低。而这一带，如今已成为最繁华的商业街区。如今观赏这张老照片，让人有隔世之感。三十年弹指一挥间，而社会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改革开放的成果尽在不言之中。

　　沈天法的作品如其人之外貌，看起来随意而朴素，没有什么刻意的修饰与做作。是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本来面貌，体现了他对生活的热爱，对民生的关怀，以及对美的感悟力。比如1984年周祠火车站道岔口老百姓过铁路；1996年雨天中的西市街菜市场；2000年摄于火车站周祠道岔口的白菇市场。它们展现的都是平民百姓的生活画面。这些情景，都是我们曾熟视无睹的景象，如今已经消失了。因为它们有幸进入摄影家的镜头，而使之成为永恒的纪念。

　　《老城记忆》中往往流露出摄者的一片赤子之心，仁厚之心。这种品性，无论是搞文学还是搞摄影，都是极为可贵的素质。使他的作品更容易贴近民众，贴近现实，接近事物的本相。

　　沈天法是一个做一行爱一行而且力求做好的人。小时候，他父母常对他说的一句话是“有艺不穷”。所以他每学一门技术都认真刻苦，从不拈轻怕重。他小学毕业就碰上文化大革命，于是跟舅舅到福建去学做砖做瓦。等到复课闹革命，他已学会了这门手艺。1970年，他进江山磷肥厂当炉前工，这在当时是一项十分光荣的职业，但它又脏又累又热，天法一干就是八年。这期间，他还学会了翻砂、砌炉等技术，江山铁合金厂的第一个电炉就是他参与建成的。

　　1976年，他迷上了摄影，于无意中成为他命运的转折点。他多么渴望一架照相机，可是当时工人工资是很低的。靠微薄的工资，是很难实现这个愿望的。比如大导演张艺谋，当年上山下乡回城后到西安棉纺厂当搬运工时，也迷上摄影。张艺谋当时是用卖血的钱买下第一架相机。在这件事上，沈天法比张导幸运多了。他那南下干部的老丈人一出手就赞助了他300元，使他拥有朝思暮想的海鸥相机。现在年轻人已经不知道当时300元的概念。彼时猪肉每斤0.65元，大米每斤九分八厘，300元是能办成大事情的。

　　我初次结识天法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新华书店，他当时已经是厂工会主席了。身穿一件摄影背心，理着一个朴素的小平头，不用多问就知道是个摄影发烧友。有意思的是，三十年过去了，他的社会地位变了，外表形象却没有大的改变。当时他还具有一线工人质朴爽朗的气质，显得脚踏实地，沉雄浑厚，挺有亲和力的。不过他在摄影这条路上究竟能走多远，热情能坚持多久，那时咱可没看出来。

　　后来他又调到市总工会当工人文化宫主任。这项工作与他的摄影艺术结合得更加密切，也与各基层工会有了工作上的联系。虽然我们平日交往不多，但仅有的几次，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年在我的印象中他乐于助人，颇有侠义之风。比如1991年10月，我因为一篇书评作品在《中国图书评论》上发表后，同时获得《光明报》《读书报》及全国总工会四家单位联合征文二等奖，并受邀到北京人民大会堂领奖。谁知这件事竟引起总工会一些人的怀疑和不满。恶意的流言使我悲愤痛哭。当时我们厂长也不同意我上北京，而天法闻讯后特地为我向厂长求情。最后厂长的处理还是挺有人情味的。后来我才知道，人家天法还因这件事丢失了一架相机，原因是相机放在自行车上，他只上楼几分钟照相机就被人“顺手牵羊”了。一个摄影爱好者，丢相机是什么感受，是可想而知的。他后来到文联工作了，才在无意中轻描淡写地对我讲过一次，他只说不想让我失去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我们的交往始终是很平淡的，我虽也属于文联旗下，却是一名可有可无的“散兵游勇”，而他从文联副主席到文联主席，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但沈天法的大气和宽厚是他个性的自然流露，有时不经意间会体现出对老同志、老同学的关心，往往使人格外难忘。

　　“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读《老城记忆》，让我似乎看到年轻时代的沈天法坚定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跋涉。他是自学成才起来的摄影艺术家，他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他曾经是江山市第一届、二届、六届、七届的政协委员。曾任衢州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江山市摄影家协会主席。市政府贺卡明信片连续3年采用了沈天法的摄影作品。2011、2012年邮政局正式发行的江山风光明信片也采用了他的作品。他曾经被省人民政府授予江郎山申遗二等功。沈天法的实践告诉我们：艺术家立足于家乡一片土地，其作品照样可以走向全国，甚至可以走向世界。同样可以充分展现自己的才华，故乡需要各个方面的人才。

　　如今，沈天法已从文联主席的岗位上退居二线。但他仍然很忙。一是忙于还“人情债”，他在位时许多部门、领导曾经给予支持，现在有需要他帮助与摄影有关的事他无不尽力奉献；二是要在有生之年大量收集散落在各处的江山历史文化方面的旧资料，把一些老照片翻拍整理。

　　另外他还要完成市委、市政府布置的摄影任务。他为此常常放弃节假日，不辞劳苦四处奔波。他无论在台上还是台下始终是一个大忙人。他常常把劳累的工作当成轻松的事来做；把烦恼的事情当成开心的事来做。

　　天法仁兄是有艺在身，其乐无穷，真正令人羡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