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过得像白驹过隙一样，转眼间又接近过年了。现在的过年，过得很平常，没什么平时没吃过的。气氛也很平淡，只是大街上的人多了些而已。而在记忆中，童年时代过年的往事刻骨铭心，在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我的老家在海拔一千多米的高山区，童年时住的是老祖宗留下的木结构、泥墙用土瓦和芦苇盖的房子。煮饭的灶是用泥土筑起来的，没有烟囱，一日三餐烧饭时灶里冒出的火烟笼罩在屋里，到了年底整间厨房里的上上下下染上一层又厚又黑的灰尘。每年的腊月廿日后，各家的主妇都要进行一次大扫除，母亲自然也不例外。她头戴笠帽、身穿蓑衣、裤脚上用布条绑扎起来，把扫帚柄接得长长的，将整间厨房打扫得干干净净。而此时的母亲，脸上和手上全是黑黑的，简直比黑脸张飞还要黑。

　　在每年农历的十二月廿四过后，过年的气氛就浓了起来，家家户户陆续开始忙着宰年猪、杀鸡、磨豆腐、包粽子等过年事儿。那个年代山里人过春节，没有钱给小孩买新衣服，过年能穿上没有缝补过的衣服我们就很满足了。年货也都是大部分从山地上种植并通过人工加工出来的。虽然如此，小孩们仍很盼望着过年。因为过年能吃到平时吃不到的粽子、花生和瓜子等东西。

　　粽子，对山里人来说是一种上等的食品。因为山里没有水田，糯米要用颗粒饱满的玉米籽运到山外去，跟粮田多的生产队的农户以一斤换八两才能换得到。从生产队分来的玉米数量不多，口粮都不够，舍不得用多去换，一家近十口人，过年能有20斤糯米包粽子、做米糕就算是不错了。记忆犹新的是，童年时的年夜里，经母亲同意在睡觉前还要吃下两个粽子。

　　在每年年底的廿四或廿九的峡口墟日，父亲和乡亲们一道，天刚亮就启程，翻山越岭近二十公里到峡口街上，买上每样一斤“拜太公”用的油枣、麻球、蝴蝶酥、饼干，这些就算是年货了。不过最大的年货是到粮管所买回七八十斤平时吃玉米、番薯省下来的国家供应的“过年米”，让孩子们在过年的三五天能吃上无玉米、番薯混拌的“白米饭”。

　　除夕傍晚，我们一族人在大门前摆上猪头、鸡、等食物，燃放鞭炮“接太公”回家过年。而后，家族长者在家族公房大堂里挂上太公画。年夜饭上，母亲煮上了平时很难吃到的猪肉、鸡肉、豆制品等和“白米饭”，让我们兄弟姐妹不受任何拘束痛痛快快地吃上一餐。吃好年夜饭后，母亲叫我们一起洗过手和脸，用碟子装上油枣、麻球等食品摆到太公画跟前，点上香叫我们拜太公。然后我们小孩开始尽情地玩乐了，而父母却更加忙碌了。母亲要蒸米糕，还要炒瓜子、落花生、玉米籽和番薯片，父亲在灶里加柴火，和母亲一起直忙到深更半夜才能睡觉。

　　据家谱记载：老家的谢姓祖宗是在300多年前的明末清初从福建逃难过来居住的。按照祖宗流传的风俗，春节要过五天的“年”才会“收太公”。在这五天中，每天的早上和晚上本宗族的人每人都要参拜“太公”，每家让小孩自由玩耍。我们小孩玩得很开心，大家尽情地玩着“捉迷藏”、“老虎抓羊”、“摆酒肉”等游戏。有的父亲用毛竹帮小孩加工起两只“高跷”，扶着小孩学走“高跷”。大人们有的打扑克，有的走象棋，还有的踢毽子、跳绳，热闹极了。在正月初五下午四时左右，一族人又在太公画前摆上了猪头、鸡、鱼等食物进行祭拜，然后将太公画卸下收藏起来，把猪头、鸡、鱼等食物搬到大门前进行祭拜各位菩萨和土地神后，开始放鞭炮“送太公”，以示五天的“年”过好了。

　　十多年前，我们和乡亲们一道搬出了大山，生活条件等方面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过年却变得无“味”了。童年在大山里过年的情景，已成为一种遥远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