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老嘱我为他的《杨芝荣回忆录》作序，我既感意外，又觉幸运。平生读过一些序文，也请方家为自己的拙作写过序，而为他人著作作序，我犹如新媳妇推磨子，还是头一回。况且，这个“他人”，是我素所敬重的长辈、曾是邑内家喻户晓的“县太爷”。意外受命，不免诚惶诚恐。幸运的是，我借机领略到了成功人士的风采，分享到了成功人生的快乐。
一如杨老的为人，他的这本回忆录从头至尾，闪烁着求真、求实精神的光辉，没有雕琢粉饰、哗众取宠的篇章文字。粗览时，我觉得里面没有波澜壮阔的场景，没有离奇曲折的故事，从布局到谋篇，从情节到语言，都显得四平八稳，平淡无奇。然而，细细拜读，静心揣摩，我方察里子别有洞天，另有新意，恰似一瓶陈酿，看看瓶身朴素无华，待打开瓶口才觉醇香从瓶内飘溢，扑鼻醒脑，沁人心脾。
不妨先来欣赏一下，这段回忆他当初参加革命的情景：
“江山于1949年5月6日解放。6月，坛石区(当时称郑家坞区)的干部即进驻潭边村。我当时正在潭边天生堂药店当学徒。一天，江山县委组织部长王竹生同志到我店了解情况后，问我想不想参加革命工作，我回道，如果有伴我也想参加……”
瞧，他把“有伴”作为参加革命的一个前提条件，这在当时很真实，在今天说起来很有趣，若就此想开去，也很值得回味——至少说明，杨老年青时，就很有团队意识，很懂得团结人。果然，他接着写道：“此后，我即在潭边地方个别酝酿，串连好七八个青年……”
真的是粗看轻描淡写，细想回味无穷啊！
全书40多篇文章，采用素描的手法，从10岁上私塾学馆一直写到如今的晚年生活，时间跨度长达70余年，蒙太奇般地再现了不同时期的历史镜头：有对投身革命、“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写照；有对“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恢复人民政府”等重大事件的见证；有对“在位时做了什么、留下什么”的追忆；有对“探亲旅游”、“周游列国”的情景再现；有对先人长辈、兄长姐妹的深切怀念……粗中有细地勾勒出了杨老成功而美好的人生景象。
正如一首歌中唱的，“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成功的人生，美好的人生，不等于没有苦难，没有挫折。在旧中国贫穷落后的年代，杨芝荣降生于偏僻山村的一个普通农家。他，7岁丧父，14岁亡母；6岁逝姊，16岁失妹，20岁时大哥又撒手人寰，14年间有5位骨肉至亲离他而去，由此给他带来的痛楚、疾苦，非常人可想象。他，投身革命工作后，41年间“被调动”22个职务岗位，虽说“升是主基调”，但也有3次“委屈”降职。然而，外柔内刚的他，在当代中国的重大变革中脱颖而出。新中国的诞生，让他“如鱼得水”，成了一名出色的革命干部、基层领导；粉碎“四人帮”后的改革开放，让他“鱼跃龙门”，位居一县之长，续任两届县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应该说在江山政界“辉煌多年”，由此造就他不同凡响、成功美好的人生。
诚然，不是说位至一县之长，就等于人生的成功。在江山这座小城来说，杨老的确曾是个“大官”。但我在这里所说的成功人生，不单是指当不当大官。况且，我们将视野再放大一些，一县之长也只不过是个“七品芝麻官”，仅凭这一点，在下还不愿称杨老的人生就是成功的人生。单就当官来说，成功与否，也不在官大官小，关键要看当得怎么样。杨老这个当年的“县太爷”，是怎么一个官呢？杨老在回忆录中，以“在位留下什么”来作答。我们可以在《忆大桥的水利建设》、《记莲华山开发大会战》、《江山撤县设市的回顾》、《须江公园建设》、《开拓江滨新区》、《江郎山初期拓荒开发》等文章中，看到他当年的身影，捕捉到他当年的足迹。至于上级组织怎么看他，有没有相应的“评语”，我当然没有资格、没有机会查一查人事档案，甚或问一问管他的官。不过，古诗有云：“劝君不用镌顽石，路上行人口似碑。”就老百姓对他的口碑来讲，我敢大胆地说，“那是没说的了”。“杨县长是个好人，也是个好官”，这话我至今还时常听到。当然，我与许多人一样，不仅反复听别人说，自己也反复这样说。
读着《杨芝荣回忆录》，我自己也回想起许多事，深感自己竟然与杨老有些缘分。我俩虽是两代人，但同样在供销社系统干过，同时在坛石地方呆过，同期在一个机关大院里共事过——当然，他是首长，我是秘书。我与他的两个儿子是中学时的校友，几十年来一直保持“君子之交”。他的大儿子杨青，我一直称他小青(杨老在这本回忆录里，小青与杨青是混用的)，低我两届，却同是当年学校里黑板报编辑部的成员，聊可算作“一起共事过”。中学毕业后，小青下放农村，我与另一位好友到“知青点”看望他，有幸吃上一碗他自己烧的清汤面，盐多油少，味道还真不错，至今记忆犹新。杨老的小儿子杨小华，在高考刚恢复时，与我一起度过一段复习迎考的日子，两人私下交流更多一些；我也由此而认识杨老的夫人、女儿以及本书专题写到的他的“岳母大人”——她像唤她亲外孙一样唤我的名字，我也像个亲外孙一样亲热地叫她外婆，那时他们一家就给我一个感觉：“这是一个好人集聚的家庭”。今天想来，“好家出好官”，杨老的成功不足为奇。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杨老出任中共坛石区委书记、我在坛石中学读书算起，我认得他、认识他、熟悉他、关注他，已有40来个年头。我不敢因此就自以为真正了解他，但我可以说，他一直给我一个强烈的印象：没有“官架”，很有“官样”。他面容慈祥，说话和气，从不以势压人，以权欺人，向来平易近人，不摆“官架子”，也有百姓情感、孝义亲情。你看《缅怀尼娘》这篇短文，他17岁时吃过二娘半斤猪肉，至今仍铭记在心，感恩不尽。说他很有“官样”，起初只是看他身材魁伟，步履稳健，说话有板有眼，一句是一句，有一种“大官”的模样。后来是觉得他说话做事很稳重、又具有开拓创新的精神，是民众心目中的“现代官”。你听他在一些小型会议上的发言，不一定是最精彩的，但往往是最得体、最贴切的；你看书中写到的、当年《浙江日报》头版加框报道过的公开招标水库养鱼一事，杨老多么有改革的胆识、创新的意识！最后，我认为他有“官样”，是体会到他清正廉洁，刚正不阿，身上有一种浩然正气，是许多官员学习的榜样。有朋友告诉我，你想通过杨老走后门，往往“有贼心，无贼胆”。我也曾觉得与他有些缘分，几次想通过他的关系给自己办点私事，但到头来，一次也没有向他开口。有时，原先是有开口想法的，等见了他的面，口却怎么也开不出来。个中缘由，你只要读一读杨老这本回忆录就一清二楚了。杨老在书中写道：“我的子女，从小寄养在农村外婆家，独立生活，从不求父荫，因在异地上学，连老师也不知其父母何人……”他待亲生儿女如此，你还敢指望让他为你走个后门吗？倒是他离休之后，我间接享受到了他的“恩泽”。那是在我担任江山市广电局局长期间，全市大兴有线广播电视进村入户，他竟然因“老名人”被家乡人看重，从而“破例”为广播电视进村入户当了一回“乞丐”，令我终身难忘。在拙作《不知天命》一书里，我较为详细地记载了这件事：
当年已是七十又四的杨芝荣，便是在“大普查”活动中被搬出来的“名人”。
……
然而，他已离休赋闲十几年，一直与世无争地在家安度晚年；如今无职又无权，其名其影极少在大众媒体里出现，说是“名人”也已“名”不到哪里去了。
这一点，杨老心知肚明。面对来自家乡“镇官”、“村官”的求援之手，他留有余地地说：“试试看吧，看看老面子还管不管用。”他这样说时，心里似乎多有愧疚。是啊，当年，他也可以说“要位子有位子，要票子有票子”，却没有偏个心眼为生他养他的那个镇那个村开一次“小灶”做点什么；如今，渴望开通有线电视的家乡人，正面临“无米之炊”的困境，他就是破了脸面当一回“乞丐”，也不好意思让求援的“镇官”、“村官”空手而回了。
翻资料，打电话，杨老细心地研究起“乞讨”的对象与方法。“讨钱嘛，要看对象才开得出口；要讲方法，人家才不至于为难。”宝刀不老，杨老的功底仍在。
一番忙碌之后，他在心里打好了谱子。然后，他独自一人，安步当车，走进这门出那门，“讨”了东家“讨”西家。他每跑一个单位，伸出一个手指头：一万元！
“试试”的结果怎么样？
他连跑了5个单位，没有一处落空，甚至还“多出一个手指头来”。为什么？因为，有个单位的头头特别被他的精神所感动，一脸真情地说：“杨老，您是老领导，又是大好人，今天向我要钱是为村里做好事……这样吧，您要一万元，我给两万元。”
于是，杨老凭着“老面子”，一共“讨”了6万元钱，全给了家乡的镇与村通有线广播电视。
“看来，老面子还管用啊！”有知情人这样与杨老开玩笑。
“老面子，就用这一回了。”杨老看到我，却表情有些复杂地这样说。不到万不得已，他会一试自己的老面子吗？我想。
……
作为时任广电局长的我，能不对他心存感激吗？然而，我在这里提起此事，倒不是出于感恩，却是出于感悟。我想，读者诸君只要稍加品味，就可以从中领悟到杨老的为官为人之道，也是人生的成功之道。在此，我就不加赘言了。
人生的成功与否，还要看晚年是否幸福。杨老在本书中称自己“安享幸福的晚年”。他写道：“我的晚年生活是幸福的、充实的。我是在享受共产党的福，享受子女的福。”他的两个儿子，未得“父荫”，却承“父慧”，因而才气横溢，出类拔萃，均成为改革开放之后早期的“留洋博士”，如今一个在美国，一个在丹麦。国门打开后，国人出国已不是什么稀罕之事，但杨老让儿子开着房车“周游列国”的探亲之旅，着实让人羡其幸福。不过，要我说，杨老也是在享受自己的成功人生之福。你看他的几条“离休之道”：一不羡权恋栈；二能知足常乐；三为广交朋友。正如他在书中所写：
“离休后我谢绝了不少单位请我当顾问之类的聘任，表明有偿服务一概谢绝。有关涉老组织活动，我都乐意参加，如老龄委、老年体协、老年大学、老年书画研究会等，特别是老年大学，从创办至今10多年，我都热情积极参与，不仅增长了知识，而且结交了大批新老朋友，丰富了离休生活。”
这，他不是也在享自己的福吗？
成功的人生，需要一辈子的修炼。已是杖朝之年的杨老，亲操电脑写回忆录，说来也是一种修炼。
操弄电脑，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或是在职时就接触过电脑的人来说，都是不在话下的寻常事；而对于曾是一个“县太爷”，在职时不知计算机为何物的耄耋老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件新鲜的玩艺儿。据杨小华为本书所写的《跋》中所云，起初杨老写的文章都是由他当打字员，“帮着将之输入电脑后在家人中传看”。小华写道：“最近几年，父亲学会了计算机的基本操作，逐渐又添写了不少篇回忆文章，外加一些旅游札记。”由此可见，杨老坐到PC机前，早过了古稀之年。到了这个年龄段，他还像年轻人似地亲密接触电脑，并视之为写作工具，以其代笔写回忆录，这难道不是一种与时俱进的“修炼”吗？！
别看杨老文质彬彬，颇有识文断字之人的气质，其实只读过一年的私塾，上过几年的小学，就这么一丁点“文化功底”。就算后来接受过种种“短训”，加上他生性聪慧，平日里很有学习力，在实际工作生活中，已变得“颇有文化水平”，却也没有把他锤炼成“笔杆子”。早年，署着杨芝荣大名的报告、讲话、署名文章，里面当然包涵着他的思想、观点，但我总觉得，按惯例，依常理，那些文字往往有秘书、写作班子代劳，署着他的名，不见得就是他的作品。或许，其中也不乏他的亲笔之作。然而，在我等看来，他的确是一块“当官的好料”，至于“爬格子”或是“码字”，压根儿就没有他的事。出人意料的是，离休20多年后，他硬是把这本近10万字的回忆录摆在了我们的面前，且可以铁板钉钉地告诉读者：这可是杨老“每字躬亲”的作品，没有任何人为其捉刀代笔！
杨老的修炼风采，由此可见一斑。
杨老“每字躬亲”，劳心费神，写出了这样一本回忆录，却不愿拿到出版社去出版。有一天，他到我办公室，谈起这本回忆录，我和在场的一位老友，皆说书中文章对读者的人生有启迪，对研究市情也有史料价值，因而一再怂恿他稍加润色后正式出版。我实实在在地对他说：“光凭您的名字，您的回忆录就很可能拥有众多读者，很可能成为本地新华书店的畅销书。”他摆了摆手，以一种不容商议的口吻说道：“拿去出版销售做什么？不用！不用！”为何“不用”？杨老微笑着说：“我写回忆录，一是留给后代家人看的；二是送给老朋友老同事看的。常有人家送我回忆录，我也写一本送人家看看……”写回忆录的初衷，就这么简单，这么朴素，一句冠冕堂皇的话都没有。这，不也是成功人士的一种智慧吗？
读罢《杨芝荣回忆录》，有种还不过瘾的感觉。如此“素描”，比起杨老的精彩人生，尚嫌“简单”。不过，古语有云，“大道至简”，有此“素描”，晚辈自可举一反三。
末了，不敢写下“是为序”。因为，这已属“不为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