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四点，在校门口接到七岁的外孙女。问她饿不饿，她反问我，什么叫饿？向她解释，饿就是想吃，肚子很难受，会“咕咕”叫，像痛又不像痛，像猫咬。她亮圆着眼睛看着我，好像在问：怎么会有猫？越说越说不清楚，“常恨言语浅，不如人意深”，饥饿只能靠亲身体验，不能用语言准确地表达。

　　看着外孙女胖嘟嘟可爱的脸，忽然就记起在朋友家看到的一个场景：朋友的儿子在强迫女儿吃饭，打一下吃一口，含在口里不下咽，女孩的母亲在旁边哄，答应女儿再吃三口明天就带她去少年宫。现在的父母只担心孩子不想吃饭，这一代人不知道，饥饿是什么滋味。

　　岂止少儿不懂饥饿味，大人何尝不如此。不同时代面临不同的问题：五十年前是吃不饱的无奈，现在是不吃饱的追求。电视上介绍养生之道，五花八门偏方多多，共有的一条：不要吃饱。甚至有名噪一时的江湖养生学家，告诫人们要吃树叶啃树皮，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

　　我想起了上世纪六十年代。

　　那三年的大饥馑，非亲历不能想像，它曾经在我们这一代的心里烙下永生难忘的印记。现在拍那个年代生活的电影，是那么虚假，最大的困难，是无法找到足够的合适的面黄饥瘦的演员。

　　现在我们经常会听到养生专家的告诫，什么什么食品高脂肪高热量高卡路里，对人体很危险。其实我们当年缺的正是这些，只是讲不来这种种名堂，只知道饥饿，除了饥饿，还是饥饿。那个年代，有一种瘟疫叫饥饿，有一种疾病叫浮肿，腿上一按一个坑，半天不肯复原。为了渡过难关，成立了全国“瓜菜代”领导小组，组长由共和国总理亲自担任。在吃完田野的老鼠和蛇之后，人们在发疯地寻找粮食的代用品。种种新发明风靡一时：“双蒸饭”、“小球藻”、“跃进糕”(一种米糠和榨油下脚料混合制成的糕点)。为了减轻体力消耗，专家写文章，指导大家要多晒太阳少活动。教育部规定，中学减少课时，可以不上体育课。

　　那时候，城里人都有单位，单位都要学习，学的都是国内外大事。人人都在讲革命大道理，但是每个人都像北极熊，脑子里成天想的其实是怎么找到吃的。肚子告诉我们，需要解放的首先是我们自己。现在的年青人不明白，吃不饱肚子的日子是多么的难熬和无奈。

　　我们曾经因为饥饿而失去人的尊严。不少人因为饥饿而失去了生命，也有人主动结束自己的生命，为的是结束难以忍耐的饥饿，或者是为了省下自己的一份让亲人能得以苛延残喘。

　　最悲惨的是那些拖儿带女、背井离乡逃荒到城市的饥民，他们大多是从安徽一路乞讨南下的。受到当地民兵盘查时，他们会窸窸窣窣地掏出人民公社的介绍信，证明他们家乡确是遭遇了天灾；并非逃亡地主之类的坏人，出来是为了逃避革命的惩罚。在异乡漂泊，他们没有收入，没有居所，靠着好心人的施舍、靠着在垃圾和水沟里不停地寻觅，捱过一天又捱一天，他们不知道能不能捱到返回家乡的那一天！

　　正是青黄不接时节，也许是我们的小镇有乐善好施的名声之故，在某一天突然涌来许多安徽凤阳的难民。其中有个大汉带着一对六岁以下的儿女停留在我家门口。祖籍徽州的父亲尽其所能地给同乡以接济，那汉子和父亲说了一通家乡话。父亲听后只是连连摇头，唉声叹气，说不得半个字。后来父亲告诉我，那汉子全家出来时原来有六口人，他的母亲、妻子和一个小孩已经在路上倒毙在异乡。

　　毕竟小镇是小地方，大家也都不宽裕，粥少僧多，后来的乞讨就愈来愈难了。

　　有一次，我看见那汉子正在乞讨。只见他带着两个孩子，走到一家店铺前，站定了。汉子朝店铺深深鞠了一躬。过了一会儿，他拿过大一点小孩手上的半截砖头，朝自己额头“砰”地一声。过一会儿，又是“砰”地一声。汉子不断地朝额头一次次砸去。慢慢地，额头上渗出浓稠的血，和着砖头的灰泥流向脸颊，好像一条不断伸长的蚯蚓爬在脸上。他把终于要到的半碗薯米饭让两个孩子用手抓着吃，绝望的眼神中闪过些许柔和的光，摸摸孩子的头，拿起带着血迹的砖头，寻找下一家最近几天没有叨扰过的店铺。我永远忘不了亲眼见到的这一幕。尽管我至今也没有弄懂，为什么种粮食的人会因没有粮食果腹而倒毙在田间？甚至需要他们远走他乡才能抵抗饥馑？若干年后，我读到凤阳小岗村包产到户的故事，我想，要是那汉子能活着回家，他一定是签下生死文书的积极参与者吧！

　　和他们相比，我们城镇居民就幸运得多了，毕竟国家还能保证我们每人每天有八两干粮食。当然我们也会常常挨饿，我自己就有过一次刻骨铭心的饥饿的记忆。

　　那是在1961年的春天，学校安排我们高二的男生去离城二十多里的大山扛木头。天还没有完全亮开，我们就早早出发了。到了目的地，我寻了一根碗口粗的杉木往回走。扛着七八米长的木头，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下坡，我才知道这不是一份轻松的活。木头呈水平状态是走不了路的，必须与山路的坡度大体一致，这就耗费了我不少的精力。休息时，我只能让木头的一端抵着地，木头和人作人字状相互撑持，因为我知道，如果让木头下肩，我就无力再将它扛起。经过一番折腾，加上远路无轻担，到了离城约五里的地方，我只是在一步一步往前挪。我感到浑身乏力，饥饿袭击了我。

　　我突然全身虚汗直冒、眼睛发黑、四周都是发亮的金星。当我想抓住路旁的小树时，我发现自己已经捏不紧拳头。我很难用语言彻底地、准确地描述清楚，只是觉得胃真的很难受。山间小路两旁没有任何可供填肚皮的东西，我一屁股坐在地上，再也不能起来。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的同学刘祖江出现在我面前，他从口袋里摸出两粒水果糖。他说……

　　我哪里由他说，急急地将两颗糖夺了过来，一起塞进嘴巴，狠狠地吮啜了一口，糖水立刻湿润了口腔，顺着喉咙慢慢地往下流，明显地感到它沿着食管走进了胃，向四处弥漫。顿时浑身都有了力气，眼前的金花消失了。天也忽然亮了许多，树也绿了，草也清了。我看着刘祖江，他也好像从来没有笑得这么可爱。五十年后我们都垂垂老矣，他的那两颗糖，他的灿烂的笑容，忽然清晰地浮现在脑海，宛如就在眼前。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次糖果的滋味，虽然它只值一分钱。

　　当年的饥饿已经成了历史，而历史，不是用来遗忘的。

　　每当有小孩哭着闹着说不要糖果只要巧克力时，我都会想起这个故事。缺少刻骨铭心的饥饿感觉，简直就是缺少一种幸福。有了饥饿的记忆，才有抗争逆境的动力；有了饥饿的记忆，才有发达而不忘本的清醒；有了饥饿的记忆，才会有入世济怀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