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意萧萧的秋日早上，我又回到故乡。母亲在时，此刻她一定坐在门前，晒着太阳择着菜。而今柴门依旧，母亲却已走了11年了，今年也已一百岁了。

　　难忘2000年元旦，早晨起来，阳光灿烂，气候温和，寒冬里碰上一个好天气，心情格外好。下午三时，电话响了，弟媳妇说母亲去世了。我一下惊得叫了起来：“你说什么？”……

　　就在前一天上午，我和爱人从金华去江山看望母亲。我刚跨进门槛要叫一声“娘”，不知母亲已听出我的脚步声了还是先认出是我了，站起来迎着我说：“你回来了”，转头又到东门呼叫在水塘里洗衣的弟媳回来做饭，一会儿又坐到灶堂里烧火，红晃晃的火光映照着母亲黄色的脸，明亮的笑容磨平了她脸上的皱纹。我斜对着母亲坐着，心里想，母亲的思维像程序未乱的电脑，还正常，行动还能自管自，又没什么大病恶病，体检指标都正常，心态也好，无烦无恼，一定能多活几岁，活到一百岁。

　　中午吃饭，母亲一如以前当家招待来客一样，时不时筷指好菜，叫我们“吃啊，吃啊”。母亲的叫唤带来一股暖暖的家庭气息。家有老人真好啊！儿子再大也是小孩。因为母亲，我对故土留下了缠绵悠长的乡思。

　　而现在，仅仅一天，母亲怎么突然走了呢？我又在傍晚回到了母亲身边。

　　母亲静静地躺在已掀了被褥的木板床上，四周空空，显得格外瘦小，一张薄薄的盖面纸，把我们隔开阴阳两个世界。我慢慢抚摸母亲的手，又冷又软。我轻轻呼唤母亲，母亲再也不能回应了。敬爱的母亲就这样无疾而终，不辞而别了。

　　而逝去的原因竟是那么简单：母亲喜欢吃饼干，昨天我给她捎来些饼干。今天下午弟弟一家见天气晴好，都去地里干活了。母亲自己摸了些饼干吃，可能吃的时间长，没有喝水，噎住了。如果当时身旁有人，一口水一冲就过来了，可惜旁无一人。

　　我站在母亲面前，泪如泉涌。许多往事像车道两旁的树木一样一道道闪过：我刚会走路，母亲牵着我，到门前的须江边上洗衣服，母亲光脚站在水里，高举着棒槌“啪啪”地槌着鹅卵石上的床单、衣物，我在岸上看着眼前小鱼儿追逐，江中心一条条挂着白帆的船儿轻轻掠过；读书上学了，晚上在昏黄的油灯下，母亲纳着鞋底，我做着作业；到中学了，冰天雪地，我还穿着两条单裤，母亲狠了狠心，卖掉娘家陪嫁来的一对烛台，为我裁了条棉裤；困难时期过年，猪肉珍贵，母亲自己不吃，坐在桌旁笑盈盈地看着我们兄弟一块块往自己碗里拖；1964年我高中毕业，因生病发烧高考不第，第二年想去再考，我写了报名申请去大队里盖个章，管章的人没给盖，从不求人的母亲接过我的申请，疾疾地找去还是不成，回家后母亲坐在床沿上，眼泪“啪嗒啪嗒”地流了出来。……母亲是我的生命之源，也是我情感的根据地，我灵魂中那些最原始、最真挚、最亲昵的感情首先来源于母亲。这些年条件好了，我一直盘算着如何孝敬母亲，我曾动员她住到我家里，曾打算陪她坐一回飞机，上一趟北京，去一次成都见见她一别五十年未晤的妹妹。一条都没来得及兑现，母亲就永别了。

　　母亲大半生都是在穷困中度过的，一辈子有如冬天里迎着北风赶路，遇到许多艰辛和磨难。我思念母亲，首先是因为她的苦难。

　　1942年5月，日本鬼子从衢州进犯江山。听到由远而近的枪炮声，乡亲们你传我，我传你，各奔东西逃难了。我的父亲和叔父挑了两担大米、衣服、锅碗等家杂，带着我母亲、婶婶和我的哥哥，两个姐姐往东逃，约莫逃了五十里，落脚到了一个叫下西畈的深山老林里。父亲担心东西不够，当晚又和叔父折回家，准备再挑些吃的用的来。不料第二天门前的须江发了大水，过不了江，下午鬼子已逼近村北头的火车站，父亲和叔父只得当晚趁着夜色携着奶奶往西逃去。母亲这边等啊等，从早望到晚，一天、两天，不见父亲的踪影，又听当地人说这山林里土匪多。母亲有了一种不祥之感，她脱下小女儿脚上的布鞋，撕开鞋心里的两层布，掏出衣袋里的钱压进去又缝上。果真，两天后的下午，一伙匪徒举着枪，挥着大刀窜来了，匪徒们抢走大米、衣服、蔬菜，又叫着要钱，母亲苦苦哀求，说男人们还没回来，实在没钱。匪徒们不信又搜身，没搜到，临走把灶头的一罐猪油也挟走了。

　　本来逃难至此，住的是山林草棚，没有什么财物，经此一劫，彻底地一无所有了。没有房，没有粮，没有菜，没有换洗衣服，没有支撑一家人活下去的男主人。母亲和婶婶愣愣地你望我，我望你，只觉两眼发黑，天昏地暗，抱着三个小孩子“哇”地一声哭起来。

　　太阳落山了，夜色从四面八方合拢过来，整条山谷里黑黢黢的，显得格外的阴森恐怖。草棚又没有门，只几棵树枝挡着。山风吹得树叶沙沙作响，母亲以为土匪又来了，整夜搂着孩子不敢睡觉。天亮后，看着两顿没吃的孩子饿得又哭又叫，母亲流着泪想，再苦也不能这样等着死啊？她从小女儿的鞋子里撕出那几个钱，嘱咐了孩子一番，带着婶婶冒险摸出山林。远远地，看到炊烟飘荡，走到跟前是个小村子，东看西问，哪家都没白米要卖，只有一家有些焦米。焦就焦吧，救命要紧，妯娌两个买了袋焦米回来。有了焦米，一家五口人的命暂时可以吊住了，但在这荒无人烟的山林里，最可怕的是土匪、野兽、毒蛇，哪一样都可以瞬间收拾你。无比的担心和恐怖像千斤重石一样压在母亲心里，母亲又生性老实，哪里受得了这份压力，经得住这种惊吓？几天后，母亲发了虐疾，高烧不退，山林里又找不到土医，撮不到药。那焦米又是房子被烧后幸留下来的糙米，因过了一遍火了，煮不烂，粘不起，做出的米粥一锅黑，一片焦味，吃后气大胀肚，又天天没有油没有菜，母亲病得越来越重了，几次昏死过去。母亲自感这命没望了，对婶婶说：“二婶，我不行了，你们另逃地方吧，孩子托付给你了！”婶婶哭着说：“要死一起死，要逃一起逃，刀劈下来也丢不了你！”没有药，没有医，就靠一家人的温暖，也算穷人命大，这地狱般的日子熬了一个月，母亲的高烧退了，身体慢慢好转起来。几天后，因江西战事紧急，日本鬼子撤离江山，往上饶方向集拢了。

　　多年后，许多苦难都在母亲心里消化了，唯有这一遭遇，母亲一直忘却不了，就像个影子，长长地投射在她的心里。少年时我听她谈起是听故事，长大后听了则有说不尽的沧桑和感慨：这样的大苦大难真是难为羸弱的母亲，也是实实在在的家仇国恨啊！因之我更加理解和敬重母亲。

　　母亲还遇到一次危险，那是1971年夏天，母亲去捞猪草。一个长长的清清的湖塘里，水面下飘着尺把长的像麦苗叶子一样的水草，又嫩又鲜，是猪的美食。母亲先是在湖边抓，慢慢手随草去，由边向里，不料湖底又滑又陡，脚下一溜，母亲滑出去了，水一下漫到胸前，母亲急得叫了起来，正好城里下放到本村的一个姑娘路过，这姑娘蛙泳队出身，水性很好，一个猛子扎下去，把母亲拉了上来。三年后这姑娘成了我的爱人，她和我提起这事，我问母亲，母亲说：“这真是天意！但和逃日本人那次完全不一样，这回没有枪逼，没有刀吓，又无牵无挂，我没怕。”

　　母亲活了88岁，至少有四分之三的年轮是在为温饱拼博却难及温饱。现在餐桌上丰富寻常甚至有人不屑一顾的米饭、面食，在母亲那代人是最珍贵的东西，是终生起早贪黑奋斗却始终达不到宽余的东西。母亲一生操碎心的就是一家人的糊口，她当家持家时，平时算着吃，一点不敢放手，一年中有半年早晚吃的是番薯等杂粮，到了农历三月进入春荒，常是菜粥菜饭，有几年菜粥也断了，就荸荠当饭，荸荠再没了，就上山挖土茯苓根充饥。那时食用油更是稀缺，我多次看到母亲一篮青菜洗好切好了，锅也热了，就是没有油，没油菜就粘锅，炒不起来。母亲只好找来蜡烛，在滚烫的锅里快快地磨两圈——光光锅，然后倒下青菜。我在家时喜欢抓鱼，那时鱼又多，门前须江里别人炸鱼时跳下去拾两条；洪水退时拦几网；屋后渠里沟里选一段，两头作个坝，抓起脸盆哗哗地把水打干，都可以逮到不少鱼。我兴冲冲地提鱼回来，母亲却愁了眉，她说：“碰到鱼腥，打破饭甑”，鱼好吃下饭，大米却要多费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粮食足了，鱼肉多了，生活好了，母亲过上了再也不愁温饱的日子，可这时母亲年纪也大了，又苦惯了，对生活的要求越来越低了，花钱的地方不多了，有钱也不会花了。许多终生追求的东西，已隔岸看花，风淡云清。那些年儿女们给她的钱，她走后都在枕头底下压着。有时难得带她到餐馆吃顿饭，她也不情愿去。她说：“享福也要年龄啊，还是让我自在点好。”再丰盛的宴席她都感到陪着坐着是受罪。我家里条件好一些，我一度让她住在我这边，可她住了十天半月，就吵着要回去，她说她喜欢开窗就见山水，出门就是田野，碰见就是熟人的老家。

　　母亲和许多同代人一样，一辈子思想没有开放过，个性没有舒展过，压制着自己的天性过日子，从来没什么奢望。习惯了一辈子忙碌，一辈子担当全家人的吃穿洗补，一辈子操心着全家的喜怒哀乐，从出嫁到老去，从年头到年尾，从日起到日落，早晨我们还在酣睡，她先起来做饭，白天我们出去了，她浆洗衣服，摘菜洗菜，收拾卫生，喂猪饲鸡，晚上我们睡了，她挑灯缝补。在忙忙碌碌中，在平平淡淡中，在默默无闻中，岁月就这样跚跚地走来，又悄悄地逝去，母亲就这样由青春靓丽到皱纹纵横，老态龙钟。

　　母亲终生把自己摆在服务的位置上，以罕见的无私和真诚关爱照顾家人。母亲做了一辈子饭，却从来没有先吃饭，饭做好了，男人不上桌她就不吃。等大家都坐下吃了，她才上桌。有点好菜剩下，她也不吃，她筷子头给它撇撇整齐，伸个指头将沾到菜碗外沿的汤一搅，又端起放到菜橱里，她说留给做功夫的人下顿吃。我们兄弟长身体时，每年春天到了，母亲都要给父亲和我们每人炖只鸡补补，唯独她没有，她说“我没下地就不要了”。粮食紧张时期，吃饭困难，父亲朋友又多，有时刚端上饭菜，客人一脚踏进来了，家人中不免脸有难色，母亲见状总是说进门就是客，一边说一边盛好饭端到客人面前。

　　世间万物都有自身的平衡。母亲一生付出很多，可得到却很少。她的一生是倾斜的。母亲平生最怕麻烦人，最怕无功受报，邻居尊重她，杀猪给她端碗吃的，做寿给她一双寿桃，她心里就很不安。对自己的子女，她也从不讲困难，不提要求，总是说她一切都好，你们自己照顾好自己。有些事正因为她自己从来不说，以至于我们忽略了她的需要，淡忘了她在悄悄老去。反过来，为家人，为子女，她想的很细，做得坚决。一天，家中一间厢房里的灯泡坏了，嫂子去换只灯泡，厢房前有走廊，后边紧挨邻居房子，白天和晚上一样黑，嫂子没留心，卸了旧灯泡后，一个手指触到了灯头里头，一下触电了，“嘭”一声倒在地上，灯头仍粘在她手指上，正在隔壁的母亲听到响声，急忙跑过来，朦朦胧胧亮光中见嫂子倒在那里。这时门外正有年轻人在谈天，但母亲觉得叫他们来不及了，自己冲上去抓起灯线就甩，头一下一只手抓的，没有抓断，母亲又两只手抓住灯线，用尽力气猛然一拉，灯头从嫂子的手里拉出来了。母亲又去抱嫂子，嫂子昏过去了。母亲哭着冲到外面叫救命，正好碰到村前的水文站里的一个技师，在他的指导下做人工呼吸，半小时后嫂子醒过来了。母亲一生身体不错，直到去世前都正常。村中老人、街坊邻居羡慕她，恭贺她长寿，可她总是说：“可以走了，不能再活了，活下去拖累子女了。”母亲说的不是客套话，也不是没有愿望和力量生活下去，而是真的怕给子女添麻烦。母亲为子女想得太多了！

　　母亲没有文化，没有专长，更没有经济实力，对我们兄妹非常关爱，但条件所限，只能给我们最基本最勉强的吃穿，我们的成长和那个时候的多数小孩一样，是像路旁的野花一样自然长大的，那时社会上也没什么学前班、辅导班、培训班，即使有了我们也没钱去上。年轻时对这些想得不深，长大了自己为人父母了，我才悟到，其实母亲也给了我们很好的教育培养，那就是她勤劳朴实，干干净净为人为事的榜样。母亲终生深受佛教的影响，敬畏天地，深信因果，向善拒恶。不会说假话，不敢做坏事，待人以诚，吃得起亏，安贫乐道，自甘寂寞。一辈子没有和邻居拌过嘴，没有和家人红过脸。婆媳之间，妯娌之间，历来较难相处，利益、老人、小孩，言高语低，马勺碰锅沿，很容易擦出火花，母亲却一生和婆媳、妯娌处得母女一样，姐妹一样。母亲是大媳长嫂，但意气上从不争高低，乐于当助手下手。平时做个豆腐，石膏点得够不够，她要叫二婶看一看；重阳节蒸个焙糕，米浆发酵得行不行，要叫二婶定一定。从我记事起，就见母亲的头型是在脑后挽个发髻，穿的都是士林蓝或青色的、胳肢窝下结扣的大襟布衫，一身旧式农村妇女最普通的装束。母亲像儿子信仰她一样信仰那些善良美好的东西。小时她常提醒警示我们的就是要学好，不允许我们和德行欠缺、手脚不净的小孩交往结伴，她说：“跟着好人学好人，跟着巫婆下神神。”对我们学习成绩好差她不过问，德行上有没有犯错却很在意。那时候，孩子如果拿人家一件东西，或说一次假话，打一次架，母亲是很上心，很觉抬不起头的。我小学五年级时，为上渡船的先后，和本村的几个同学与邻村的几个学生打起了架。傍晚放学时，班主任老师随我一起到了家里，和母亲说了打架的事，从来没有对孩子动火的母亲这次很生气了，待老师一走，拿起还留着枝叶的一枝毛竹条子朝我脚上扫了过来。母亲说：“早点迟点都能过河，你为什么还打架欺负人？”母亲一辈子就这么一次对我动过手，可因为她自己做得好，让我铭刻在心，终生受益。

　　母亲是个极平常的人，一辈子平平淡淡，没有功业，没有财产，没有名声，也没有享受。今天，当她早已化为泥土，当我也一天天老去，对人生，对世事洞察加深的时候，却感到这平常老人身上有些东西也像这秋夜一样静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