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也是我母亲——施湘入党50周年。我的母亲是1946年入党的老党员，是红军的后代，虽然她已经离开我们十五年了，但她生前的点点滴滴仿佛就在眼前。她是一位对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忠贞不渝，为共产主义奋斗了半个世纪，对党深怀感恩之心的共产党员；也是一位对我们子女严格要求，淳淳教导我们要永远听党的话，跟着党走，做一个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有用的人；同时，她勤劳朴素一生，在紧张工作之余挑灯熬夜，用自己的一双巧手为五个子女和全家人编织漂亮衣裤的好母亲、好当家人；还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母亲，她那教我们子女和孙辈唱的革命歌声，她那流畅的文笔，她那活到老学到老的求知欲望，永远值得我们晚辈学习。在党的领导教育和父母的家庭教育下，我们五个子女健康成长，在十八、九岁时都先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成为一个“党员之家”。忆过去看现在，我深感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今天的幸福生活。共产党的恩深情长，我牢记在心永远都不忘。下文是我母亲一生中所写的许多文章中的最后一篇——为庆祝建党75周年而写的“党啊！我的母亲！”，作为建党90周年的纪念。

　　我没有见过爷爷、爸爸，当我稍懂事时，常缠着祖母问“我的爷爷、爸爸呢？”每当我问时，她都默默无言，泪流满脸，以后我也就不敢再问了。我上小学读书后，有一次一个同学对我说，他奶奶说，我的爷爷是一个共产党员，被国民党抓去坐牢，严刑拷打致死的。死时才四十多岁，说我祖父真是好人哪！并说，我祖父被抓走那年，我父亲远离家乡寻找党的组织，贫病交迫，冤死在路上，年仅二十二岁。那时我刚出生，不到一周岁。从此我才领悟到祖母为什么一年到头默默无言，满脸愁容，为什么不回答我的提问。

　　我记得特别深刻的是，祖父、父亲都是好人。那时，好人要被抓、被打、被枪毙。我幼小的心灵里产生了疑团，这是为什么？萌发了要报仇的思想。

　　我家清贫如洗，但母亲还是让我读书，报考师范，因为在师范学校读书省钱。入学后，我加倍努力，一心想着多读书，读好书，毕业后要把所学知识都教给和我一样没钱读书的学生；同时，以此来报答祖母和母亲的养育之恩。

　　1944年，学校里来了一位教国文的新老师，态度和蔼可亲，一副文人书生的模样。他讲课由浅入深，易记易懂，除教国文课外，还常常教一些鲁迅的“九斤老太、阿Q正传、祥林嫂”之类的文学。他从作文中知道我家的不幸。他很同情我，领了薪金用纸包起来，夹在本子里给我一部分，我坚决不要。后来我又认识了一位胡老师。每逢星期天，我就宁愿迟回家，也要到胡老师那里借些书来阅读。胡老师常常给我们说些国事，使我们懂得国难当头，百姓遭殃，埋头读书救不了国，报不了仇的道理；懂得只有劳苦大众团结起来推翻旧社会，才能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

　　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培养、考察，我校同学中有两位自动退学，直接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这时，我才知道朱老师和胡老师都是共产党员。

　　1946年，我18岁时，组织上派人找我谈话，也就在那时我参加了共产党。心情十分激动，发誓这辈子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彻底改变了埋头读书，教育救国的志向，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50年过去了，半个世纪前党组织把我从一个孤苦伶仃的孤儿培养成共产主义战士，回首往事，我是在风风雨雨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中过来了，我永远忘不了党的恩情，党啊，我的母亲！

　　注：作者陶红系原浙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委老干部局局长陶健与施湘之女，中国农业银行浙江分行退休干部。

　　陶健原籍浙江绍兴，1957年5月任中共江山县委书记。

　　施湘原籍浙江永康，曾任原江山县文教局秘书，离休前为浙江省劳动人事厅干部处副处级巡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