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在新塘边镇荷塘头地方，解放前流行一句民谣：“有女莫嫁荷塘头，讨饭棍子一大头（梱）。”贫穷讨饭是家乡解放前的一张名片。
家乡山多田地少，抗旱能力只有20来天，稍遇雨水不顺，收成就很差。稻谷品种单一，年年都种高秆水稻，产量很低，每亩仅200至300斤，因高秆易倒伏，快要成熟时，一阵大风吹过，满畈的水稻大部分倒伏在水田里，泡在水中的稻穗不是发芽，就是霉烂，收成大减。虫害也很严重，国民党反动派只会打内战，哪管你劳苦大众的死活，天灾人祸，常使得满畈水稻，顷刻间变得颗粒无收。一年辛辛苦苦的劳动，换来的只是糠菜半年粮，讨饭度饥荒。农闲时，为了生计，村里的农民们有的外出打短工，有的卖柴度日，有的外出讨饭，那是一个民不聊生的社会。
日本鬼子侵占江山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家乡被鬼子烧掉10多间房子，还活活打死了一个村民。我那在杭州豆腐店打工的父亲，也未能躲过鬼子的屠刀，惨遭杀害，暴尸街头。至今白骨不知埋在何处？母亲生活不下去，到福建省浦城县给地主家当保姆，病死异乡。由于日本鬼子的践踏，村民外出逃难，田地荒芜，老百姓生活就越加贫穷了。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又发动内战，老百姓没有得到休养生息。一九四六年七月，新塘边一带赤痢瘟疫大流行。荷塘头地方不到200人口，死了三十多人，几乎是天天有死人，家家有哭声。病魔也夺去了我十三岁的堂兄和七十多岁奶奶的生命。后来我才知道这种赤痢病毒是日本鬼子投下的。毛主席在《送瘟神》一诗中写道：“千村薛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当时的家乡就是这种惨状。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打内战的需要到处抓壮丁，村里的青壮年一到晚上就提心吊胆，若听到村口狗叫声，就拔腿跑到后山躲藏起来。还有国民党败兵跑到后方当土匪，新塘边一带以国民党连长殷炳福为首，拉起了上百人的土匪队伍，在家乡一带抢稻谷，抢耕牛，绑架村民，劫财害命，强奸妇女，无恶不作。
一九四八年，国民党军队在新塘边设立后方伤兵医院，那些伤兵败兵将一肚子气撒在了老百姓身上，横行霸道，鱼肉乡里。村民挑到街上卖的鱼肉蛋、鸡鸭鹅等，伤兵医院采购人员就叫挑到伤兵医院的厨房里，如向他们要钱，就给你一个耳光，并且恶狠狠地说：“老子在前方打仗，流血受伤，你们应该慰劳慰劳，什么钱不钱，要耳光有，要钱没有。”有一次，我挑了两小筐松果壳到街上卖，一个伤兵叫我挑到医院厨房里，我说五角钱，伤兵把筐丢到门外，叫我快滚，我只得空着手流着泪回到家里，心中从此埋下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深深仇恨。一天，三个伤兵到农民鱼塘钓鱼，养户兄弟三人上前劝阻，被伤兵打了一顿，兄弟三人被激怒了，回家拿了三把锄头，将三个伤兵给活活的打死，尔后，三兄弟收拾细软，背井离乡，逃难而去。
贫穷、瘟疫、匪患…逼得老百姓走投无路，怨声载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日日夜夜盼望换政府，求解放。
一九四九年五月，家乡解放了，来了救星共产党，乡亲们欢呼雀跃，无穷的创造力释放出来，家乡造了青口和青建两个大水库，确保旱涝丰收。特别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科学种田，勤劳致富成为村民们的追求的目标。尤其是中国幸福乡村建设的不断深入。农民的物质文化水平大幅度提高。现在是家家有余粮，人人新衣裳，天天像过年，年年喜洋洋。一幢幢别致的小楼房装点着小山村，一辆辆小汽车停满了村前屋后，村里有一家就有六辆小汽车，千万富翁也有，大学生也不稀奇，我家就有六个大学生。彩电、洗衣机、冰箱、空调等家用电器，绝大多数家庭都有，电脑也开始进入农家。解放初，村民曾梦想过的社会主义社会，编成一句顺口溜：“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点灯不用油，烧饭不用樵，耕田不用牛，小车满街跑。”这样的社会已经实现了，一个更高的小康幸福社会，已展现在村民面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的祖国好，是家乡村民的共同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