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毛璩，为江南毛氏始祖毛宝之孙，战死后因功追封“归乡公”。《清漾毛氏族谱》有载：“璩以义熙初平桓玄有功，封‘归乡公’，食邑于信安。……璩死于蜀、归葬信安”。人们不禁要问，毛璩“封归乡公”，为什么会“食邑在信安”？既“死于蜀”，又为什么会“归葬信安”？

　　毛璩，字叔琏，毛宝之孙、毛穆之第三子；江南毛氏三世祖、三衢毛氏尊其为迁三衢始祖。

　　毛穆之共有六子(谱载八子)：珍、球、璩、璠、瑾、瑗，六人都是东晋的将领，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毛璩。毛璩才智过人，未满20岁，即任参军。因屡建战功，东晋安帝下诏表彰其功绩，并升毛璩为征西将军，加封散骑常侍，都督益、梁、秦、凉、宁五州军事，行使宜都、宁蜀太守职权。

　　安帝义熙元年(405)二月，蜀军叛乱，杀害毛璩及璩弟毛瑗并在蜀之子侄，凡在四川的毛氏族人此时也都基本遇害。

　　安帝义熙中，朝廷追议讨伐桓玄的功劳，有朝臣专为毛璩兄弟被害一事，上疏朝廷，请求表彰和抚恤。廷论毛璩军功，追封毛璩为“归乡公”，食邑千五百户；因毛璩已亡，其“归乡公”之爵，就由其子毛弘之承嗣。

　　“归乡公”，是朝廷“论璩伐桓玄功”而封赐给毛璩及其后人的爵位。

　　爵位，是古代君主授予贵族和功臣、表示贵族或功臣身份、地位的称号，分为不同的等级。受爵后通常可得到食邑或相当数量的财富，有些爵位可以世袭。

　　据《晋书》记载，以毛宝为首的毛氏将官集团，随晋王室南迁过江，并为稳定建立在江南的东晋王朝出了大力，建有奇功。毛宝因“征苏峻有功”，封“州陵县开国侯”、征虏将军，食邑千六百户。

　　毛宝战死后，其子毛穆之继承父业，袭爵“州陵侯”，封宁州刺史、扬威将军，督理宁州诸军事。后又因功封益州刺史、领建平太守、“建安侯”，右将军加冠军将军。

　　穆之之子、毛宝之孙毛璩，弱冠即随父驰骋沙场，继承祖、父遗业。受命偏师，初授建威将军、益州刺史，寻进征西将军，加散骑常侍，都督益、梁、秦、凉、宁五州军事，行宜都、宁蜀太守。后兵叛蒙难，为国捐躯，追封为“归乡公”，食邑千五百户。

　　史载，“自宝至璩三叶，拥旄开国者四人”，时人称为“将帅之家”。

　　毛宝生前即封“州陵县开国侯、食邑千六百户”，其封邑在州陵县(今属湖北)。

　　毛宝战死后，其长子毛穆之袭爵“州陵侯”，他在州陵县，应该也有食邑千六百户；然而，升平初穆之又徙封为“建安侯”，其封邑也就改在建安郡(今属福建)了。穆之卒后，“建安侯”爵，为其长子毛珍嗣。从《清漾毛氏族谱》载穆之长子毛珍后迁柘阳(今福建浦城，古属建安郡)定居、毛璩四子歆之后迁建安(属建安郡)定居来看，毛穆之的封邑确实是在建安郡。

　　毛璩封“归乡公”，照惯例，其封邑也应在“归乡”。

　　“归乡”是如某些人所说的“回乡”吗？不是！“归乡”是一个县的县名。那么，“归乡”在哪里？

　　《宋书？州郡志》载：“归乡，故属秭归(汉旧县)，吴分。按《太康地志》云，秭归有归乡，故夔子国，楚灭之。”也就是说，毛璩一千五百户的封邑之地，应该在“归乡县”(今属湖北)。

　　毛璩其“追封归乡公，千五百户”，虽见于史载，然“食邑于信安”却不是史载，而是仅见于北宋元丰六年(1083)毛渐始纂的《清漾毛氏族谱》中的记载。

　　毛璩为什么贻封“归乡公”、反而“食邑”于信安？我们要搞清这个问题，可以从东晋的爵封制度上一探究竟。

　　原先封爵都有一定食邑，受爵者可以在自己的食邑中收取一定的租调，以获得相当的经济利益。后来食邑变成了一种虚名，只有在爵位前加所谓“食实封”若干户，才能享有相应的封户租税，或从国家领得一定封赐。这就出现了爵封制度上由“实封制”向“虚封制”过渡的时期。到了东晋，旨在酬赏军功的封爵，基本上都变为虚封制度，不具有“衣食租税”的经济内容。

　　东晋由于长年战乱，刺史、太守多带将军称号，权重者更有“使持节都督某州或某某数州军事”等头衔，在实行封爵制度的同时也实行世袭领兵制，这一制度已经给予带兵将领不小的经济利益，即让一部分士兵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将领发展私人经济的劳动力，因而东晋朝廷没有余力、也似乎没有太大的必要、再给以军将为主的封侯“衣食租税”的优遇了。

　　另外，永嘉乱后，西晋灭亡，中原士族及其部曲和大批流民相率移居江南。于是，东晋王朝先后在南方划出一些特定的区域安置这些人，受爵者可寄食他县，收其租赋(从国家领得)，成为寄食爵主。

　　北宋毛渐在《清漾毛氏族谱》中记载的毛璩因“义熙初，平桓玄有功，封归乡公，食邑于信安”，毛璩“追封归乡公，千五百户”，却“食邑于信安”，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那么，毛璩的“归乡公”，为什么没有“寄食”在其他地方、而偏偏“寄食”在信安？这就要从他的父亲毛穆之的爵封说起了。

　　如前所述，毛穆之先袭父爵“州陵侯”，后徙为“建安侯”；其食邑，先是在州陵县，而后则移至建安郡。建安郡，即相当于今福建南平市的范围，与江山市为紧邻的浦城县，即其属县，时称吴兴，穆之长子、毛璩长兄毛珍徙此。

　　因为毛穆之原袭州陵侯爵、食邑有一千六百户，而建安郡七县统共才只有四千三百户；又因为当年将建安郡“徙封”给毛穆之的时候，穆之“上疏辞让”，“公独不受，仍请四王同食邑”(见《清漾毛氏族谱》)。意思就是说，四个“王”共同享用这“统共才只有四千三百户”的地皮，而毛穆之名下，一人就该“一千六百户”。因此，建安郡不足其采邑之供，也就是说这点“地皮”不够他们四个人共同“分配”，故就近将原属信安的今江山及相邻之地，一并划给毛穆之，供其采邑了。

　　待等毛璩“追封为归乡公，食邑千五百户”时，因其父毛穆之的采邑，已在建安及与之相邻的须江(今江山)等地，就一并将毛璩“归乡公”之爵的食邑，“寄食”到信安来了。故有“追封归乡公，食邑于信安”一说。

　　正因如此，所以清同治己巳年(1869)《清漾毛氏族谱》明文载：“须江县十七都皆璩公寀地，是以历世葬之。”

　　这就是为什么毛璩死后被追封为“归乡公”、却“食邑于信安”，战死于四川、又会归葬信安的原由。由上可知，“归乡”是地名，那种将“归乡公”之“归乡”，说成“回归故乡”的解释，是不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