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巨枭戴笠    戴笠(1897-1946)，字雨农，浙江江山人。早年曾在浙军周凤岐部当兵。后脱离部队到上海，在交易所结识蒋介石、戴季陶等人。1926年入黄埔军校，1928年开始进行情报活动。1930年建立国民党第一个特务组织调查通讯小组，深得蒋介石宠信。1932年3月，蒋介石为加强特务统治，先组织力行社。后在南京秘密成立“中华复兴社”(又名“蓝衣社”)，戴笠被任命为特务处处长。1938年特务处扩大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戴任副局长。1942年美蒋联合组成特务机关“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戴兼为主任。1943年，兼任国民政府财政部缉私总署署长，不久又兼任财政部战时货物运输管理局局长。1945年被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1946年3月17日，戴笠从北平飞往上海转南京途中因飞机失事丧命。    他的死让蒋介石扼腕叹息。蒋介石曾说过，如果戴笠能够再活几十年，那么国共的斗争就不是这样的结果。虽然这只是一相情愿的痴人说梦，但是也不难看出在蒋介石心目中，戴笠的重要性。    有人说戴笠有马相。他虽然相貌英武，浓眉大眼，但是脸孔狭长，又患有鼻炎，深受鼻塞之苦，发出声来很像马哼。戴笠原来也觉得自己在外人面前总是流鼻涕，十分不文雅，深以为耻。但一日，他偶尔翻阅相书上有这样一段话：“观君之相如马，此主大贵，君之前程无量”。听此言他很是受用，对自己这副模样不以为丑，反以为荣，心想今后的前程全系在这张马脸上了。后来他用化名也叫“马行踺”，还不时仿效马的动作，处处以马自居。    而这副马相，也注定了他做牛做马的命运。在蒋介石的部下中，戴笠是最深得蒋信任的。一来是他身上的奴性最重，挨打挨骂反而沾沾自喜，觉得受到领袖的器重；二来是因为他始终坚定地站在蒋介石一派，西安事变的时候更是赌上性命前去营救，让蒋介石十分感动；三来是因为他最符合“奴才加人才”的标准，尽管卑躬屈膝，但是办起事来，却是手起刀落，利落干净，让蒋介石非常放心。    而戴笠之所以适合成为特工头子，是因为他的性格中也带有很强烈的双子座的特色。他擅长辞令，懂得人情世故，善于和人交际，这在他的外交生涯中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同时，双子座的善变，热爱思考，善于动脑筋想办法，也使得他适合做一个爱动脑子，揣测各种暗杀手法的特工王。同时，他永无休止的求知欲和好奇心，也使他不断研究特工技术，不断追求和探索更高的情报和暗杀技术。

　　双子座的星座属相是风，而戴笠也恰似一个“风一样的男子”。乱世中，他如一把小巧隐蔽却暗藏剧毒的匕首出鞘，寒光一闪，遇害者尚不知道是谁伤了自己，却已早就魂归九天。人们在背后送了他许多的绰号：“老板”、“东方的希姆莱”、“暗杀王”、“间谍王”、“蒋介石的佩剑”……而这林林总总的绰号，不足以刻画出他真实面貌的十分之一，也更加说明了他的神秘和人们对他的好奇。    也许是来自于双子座天生的不安全感，也许是因为从事特工工作的不稳定性，使得戴笠一生都在害怕和漂泊中摇摆。但是这种不安全，使得他更加残忍地拿起屠刀，杀害想要纳他性命的人。冤冤相报何时了。也许戴笠的一生就是这样一个悲剧的连环套。    第一章湖州参军进斧头帮    1.潦倒之际遇见了胡宗南    1897年5月28日，戴笠出生在浙江省江山县保安村中，原名叫戴春风。    按照农村的规矩，孩子生下来之后，大人都会拿着他的八字去给算命先生看，希望了解他一生的福祸喜悲，避祸趋祥。    县城里的算命先生见多了来求签问字的人，一开始并不把戴家人放在眼里。但是到他拿了戴春风的八字，微闭上眼掐指一算后，忽然来了精神，两眼冒光地拉着戴笠爷爷戴顺旺的手说：“这孩子不简单啊。”    老人心里大喜，连忙问：“怎么说？”    算命先生晃着脑袋，振振有词地说：“丁酉年，乙巳月，丙辰日，丁酉时，恰是双凤朝阳的格局，将来一定大富大贵。而且他廉贞入命，多半要做大官，还是做武官。只是命中多土缺水，你们给他取了个什么名字？”    戴顺旺老老实实地说：“我孙子名叫戴春风。”    算命先生拈着胡子沉吟了一下：“春风化雨，不错不错。依我看，这孩子的一生都应该避土趋水，方保平安。”    戴顺旺连忙从怀里掏出准备好的谢礼，毕恭毕敬地奉上，又千恩万谢地离去。    有了算命先生的话，戴家人自然更加重视戴笠的教育。

　　 他的父亲是村里有名的混混，好吃懒做，名声恶劣。而他的母亲蓝月喜支撑起了家庭的重担。在戴笠的爷爷、父亲相继离世之后，母亲一面照顾家里的田地竹山，一面还要抚养两个儿子成人。乡邻的欺侮，亲戚的嘲笑，使得幼年的戴笠就产生了出人头地的理想。    戴笠童年天性聪颖，却顽劣异常。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却特别贪玩。等到长大一些，考入浙江一中以后，他的兴趣便从游玩转到了嫖和赌上，经常出入妓院、赌场。因为出手阔绰，为人豪爽，所以很多学生都十分崇拜他，他俨然成了新生中的老大。而要维持体面，他又不得不想办法筹钱请同学下馆子。如此一来，每次开学不多久，他就囊中空空了。    一次因为和朋友打赌，他在当铺偷了一件西装，因此被学校开除。无颜回家见老母的戴笠干脆放弃求学之路，开始了他的打流生涯。    所谓打流，即到处讨生活，打短工谋生。为了生存，他向亲戚骗过钱，在街头流浪乞讨过，在赌场出老千作弊，还曾经参军，希望通过打仗当上将军，出人头地。但是在一次战役中他不慎被俘虏，一度站在了鬼门关口。虽然后来被救了出来，但是从此对当个小兵也失去了兴趣。    在关帝庙当了乞丐的戴笠最后被母亲蓝月喜找到，带回了家中，要他重新振作精神，再去读师范学校。可是已经见过世面的戴笠哪里耐得住性子？他又筹划着和狐朋狗友建立一支“团兵队”，想以此威震地方。    戴笠却并没有把队伍带成一支训练有素，作风严明，爱护百姓的团兵队。正相反，这支队伍不仅纪律散漫，而且总是做些偷鸡摸狗的事情，让百姓恨之入骨。而更让百姓痛恨的就是戴笠在其中担任的竟然是主力打手，他的凶狠阴毒让土匪们都闻之丧胆，更别说那些成天担惊受怕的老百姓了。他们最恨的还是戴笠会捏造罪名，乘机捞钱，让他们的日子过得也很是不安生。    而戴笠心里也很不满足。他觉得大丈夫志在四方，怎么可以仍然蜗居乡野，就当一个小小的团兵队的头头？主意已定，戴笠又告别了母亲，告别了妻子和年幼的儿子，踏上了江浙打流的道路。想要通过结交朋友，找到一条向上钻营的道路。

　　那时候戴笠依然穷苦困窘，但是为了结交朋友，他又要维持自身的体面。在杭州的时候，他不讲究吃，最便宜的烧饼、油条亦可饱腹；也不需要找地方住，庙宇里、屋檐下放条席子就能养足精神；唯独在穿的方面，他却十分在意。当时他只有一身陈旧的灰军装改成的便服和一双自力士鞋。鞋穿脏了，花一个铜板买点儿白粉往上一涂，跟新的一样。衣服穿脏了，他就找个僻静的水边去洗衣服，把衣服晾在岸边的石头上，再在水中顺便洗个澡。等游累了上岸，刚好衣服也被太阳烤干了。在这个办法下，他每天都保持得十分整洁，有点像个大学生，又像一个穷公职人员，至少让人看了会有亲近之心。    这天，他在杭州灵隐寺湖畔睡了一觉起来，见左右无人，便脱下衣服洗干净放在石上晾晒，为了防止衣服被风吹走，还在上面压了两块石头。之后他就躲在水中的隐蔽处，不时地打量岸上人的过往。    忽然有一群小学生叽叽喳喳地打闹着跑过来，其中两个淘气的跑到水边，就拾起戴笠压在自己衣服上的石块要往水里扔。戴春风连忙高声叫道：“快把石头放下！”    小学生没有理他，还在自顾自地玩。戴春风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又不能从水中光着身子站起来，只一个劲地骂人。这时，突然有一个青年男子唤了一声：“小江，小贺，你们快把石头放回原来的地方，过来集合了。”    那两个淘气的男孩一听这话，马上放下石头，乖乖地跑过去。戴笠心里充满了感激之意，他朝那个小学老师模样的男子略略点了点头。那个男子也微笑地回了个礼，把那群学生带离了这个地方。戴笠马上从水里上来，穿上衣服，装作若无其事地走开。    当天傍晚，戴笠来到附近的小学，想要寻找那位帮了他的教师。他走到操场上，拍了拍一个人的肩膀：“你好，请问……”那人转过头来，戴春风一见就大喜过望，连忙拉着他的手握了又握，说道：“我正是专门来谢谢你的，今天多亏兄台帮忙解围了。要不然，我还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那位青年教师看到他，也显出非常高兴的样子说：“不用客气，我姓胡，别号琴斋。你要是有时间，我请你到敝舍喝一杯，畅谈天下大事，你看如何？”戴春风一听非常高兴，忙说：“太好不过了，小弟姓戴字雨农，和胡兄一见如故，想来以后，还要跟胡兄多多切磋。”    两个人边走边说，如同知己相逢。这个胡琴斋就是日后的胡宗南，是戴笠的军统生涯中一个重要的盟友和生死之交。戴春风就是在这样平淡的打流生涯里，认识了包括胡宗南在内的诸多能人。

　　但是当时这些人都还没有发迹，都和戴笠一样，只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而戴笠想要投靠的是一个已经出了名的英雄。在一番考察之后，他把目光投向了王亚樵。他便是赫赫有名的斧头帮帮主。    2.和斧头帮帮主结拜兄弟    1915年，王亚樵在上海用50把利斧强行接管安徽旅沪同乡会会馆(李鸿章的遗产)，用来专事接待旅居上海的皖籍穷人，并积极在皖籍上海工人中开展帮派活动，由此形成了安徽帮。安徽帮日益声名鹊起，形形色色的学生和门徒成群结队而来。在这个基础上，王亚樵又组织了一支腰插利斧的敢死队，队中个个都是不要命的凶徒。凡有打架斗殴的事情，这帮人都会挥舞着利斧蜂拥而上，凶猛异常。不单一般的地痞流氓不敢招惹他们，就连黄金荣、杜月笙这样的大亨对他们都要退让三分。斧头帮靠着勇武和残忍成为了上海人闻之色变的帮派，而王亚樵也成为了人人皆知的闻人。他所控制的“上海劳工总会”有十万人之众，不可小觑。    很快，皖系军阀卢永祥找到王亚樵，要他帮忙杀掉直系军阀齐燮元安插在上海的亲信，也就是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1923年11月，王亚樵及其门徒在上海温泉浴室门外将刚刚洗过澡的徐国梁击毙。卢永祥大喜，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他不但设宴款待，并给了王亚樵一大笔赏金，还封王亚樵为浙江别动队司令，将湖州地区划给他，让他在那里招兵买马，壮大实力。    戴笠想要投靠的，就是这样一个有魄力、有手段、有胆量、有实权的司令。但是他还没有找到门路。于是他一面加紧往湖州去，一面在打听王亚樵麾下是否有他的故交。    果然他早年的交际网在此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旧友胡抱一恰是王亚樵在湖州的助手。他写了一封信给胡抱一，让他为自己引见一下。    胡抱一在王亚樵面前替戴笠说了不少好话，什么英雄少年，青年才俊之类的，正在广结人才的王亚樵一听就格外心动。当戴笠来到时，王亚樵很殷勤地亲自迎接。他一看，面前这个青年身手敏捷，长脸微黑，两眼炯炯有神，颇有风采。戴笠更是一把上前握住王亚樵的手说：“王司令，雨农我从小离家漂泊，想投奔一个真正为国为民的队伍，铲除强权，报效国家，终不可得。幸而前日得闻司令英名，立刻前来为效犬马之力。我唯愿能够追随司令左右，即使当一名小卒，也在所不惜。”    王亚樵哈哈一笑，也紧紧摇了摇戴笠的手说：“既然你不远千里而来，我王亚樵又怎能委屈了你？这要是传出去，将来谁还会来投奔我啊。你要是愿意，我就任命你为分队长，将数十名新兵交给你带队训练，你觉得如何？”

　　戴笠大喜，立刻答应。可他忽然又想到自己的知己胡宗南，于是说：“我看司令现在正是用人之际，我有一个相交，能力、学识、抱负皆在我之上。如果司令不嫌弃，我立刻写信去请他过来一起追随司令，为民族大业而奋斗。”王亚樵点头首肯。于是一周后，胡宗南也辞去了小学教员的工作，投奔行伍。    王亚樵见胡宗南个子矮小，先是很不把他放在眼里。但是一番恳谈之后，他发现胡宗南对于带兵打仗很有自己的一套东西。于是也很爽快地任命他做了分队长。    几人到齐的那天晚上，王亚樵、胡抱一、胡宗南、戴笠四个人把酒言欢，言笑晏晏，做着指点江山，划分天下的荒唐梦。喝到半醉时，胡抱一对王亚樵说：“九哥，天下之大，独我们几个能聚到一起，真是难得。更难得的是我们四人竟然是十分投契。我看，不如我们学‘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也来一个‘湖州四结义’如何啊？”    王亚樵听完十分高兴，乘兴马上吩咐人准备香案。    一番歃血为盟之后，戴笠他们就和斧头帮帮主成为了拜把的弟兄。    戴笠就在志得意满中开始了他的分队长生涯。他练兵讲究一个狠，总是要给手下的新兵最大的难度，最严厉的要求和最长时间的强度。相比之下，他的至交胡宗南则是以慈带兵。他手下的兵总是赞他严己宽人，对待受伤和生病的士兵，他总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把他们照顾得无微不至。所以在士兵中自然形成了亲胡反戴的风气。    大家的士气不高，戴笠对他们也更加严苛，久而久之便成了恶性循环。一日，一个士兵因为顶撞了他几句，被罚在操场上站军姿。当时正值盛夏，艳阳高照，几个小时下来，那个士兵就因为脱水而休克，在众目睽睽之下昏死过去。    王亚樵得知此事，勃然大怒，把戴笠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戴笠望着王亚樵沉默的背影和墙上挂着的斧头，双腿微微发抖，不敢说话。王亚樵转身训斥道：“治兵之道在于言传身教，古人云，爱兵如爱子。只有上下一心，解衣推食，到了阵前，才能够为我所用。你用此等残兵立威的方法训练，貌似甚严，但是士兵如果心下不服，甚至产生仇视心理，到了战场上，谁会为我们卖命？你要是再有如此事情发生，我王亚樵可要不客气地请你滚蛋！”    戴笠双腿一软，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痛哭流涕地说：“我知错了，愿司令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吧。我戴笠用人头担保，将来如若再有此事发生，我一定任凭司令处分，决无怨言。”

　　此事给了戴笠极大的教训和极好的启示。从此他开始注意笼络下属的手段和方法，对可用之人待之以礼，施之恩惠，常以攻心之术说服他人，让他人死心塌地地跟随自己。果然一段时间之后，军队中投向他的人心大大增多。王亚樵本来就是豪爽个性，见戴笠改过了，他便也照旧把他当作知己、良将，对他加以重用。他又听说戴笠到处跟人说他是多么地带兵有方，心存仁善，于是越发地对戴笠另眼相看了。    就是从这时起，戴笠开始研习虚伪、媚上的求官之道。这也为他日后投蒋所好打下了基础。    1924年9月，皖系军阀浙江督军卢永祥和直系军阀江苏督军齐燮元一直以来的矛盾激化到最高点。他们为了争夺上海，兵戎相见，爆发了齐卢之战。    一开始卢永祥的军队防守严明，齐燮元联络皖、鄂、豫各路军阀组成的联军并不能占到丝毫便宜。但是十几天后，军阀孙传芳引兵进入浙江，卢军腹背受敌，战势急转直下。再加上卢永祥的警备处长夏超倒戈，齐燮元乘机全线进攻。王亚樵的军队在多路军阀的联合夹击下土崩瓦解，一败涂地。无论是戴笠的狠，还是胡宗南的慈，都没有让王亚樵的队伍在关键时刻发挥出超常的表现。10月13日晨，卢永祥迫于形势通电下野。15日晨，卢军竖白旗，战争始告结束。    树倒猢狲散。靠着卢永祥的器重坐到浙江别动队司令位置上的王亚樵也不得不离开这里，逃亡他乡。这天，王亚樵和胡抱一、胡宗南和戴笠等人又坐到了酒桌旁。只是这回杯中装的不是结义酒，而是离别盅。看着辛辛苦苦训练出来的军队四分五裂，大家心情都很沉重。    王亚樵先打破沉默的僵局，豪气地端起酒杯说：“各位兄弟都是人中龙凤，我王亚樵能有大家陪着出生入死一场，也算是不虚此生了。将来如果还有需要大哥我帮忙的地方，诸位尽管开口，只要我王亚樵还有一口饭吃，就不会眼看着各位弟兄喝粥。”    大家都笑了，酒过三巡，气氛也慢慢热络起来。戴笠捧着酒杯站起身，先敬王亚樵，后敬胡抱一和胡宗南，气势慷慨地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各位兄弟都是胸有大志之人，也必然都有宏图大展之时。今天我等暂时分别，他日再聚的时候，一定要分列功勋，再痛饮三百盅。”    大家听罢，都怀着赞同之心一饮而尽。之后，就乘着夜色各奔西东了。    戴春风虽然口出豪言夸下海口，但是他对自己的前程是完全没有把握的。他得知，王亚樵打算回到故乡安徽暂避风头，再做打算；胡宗南打算南下广州，报考蒋介石开办的黄埔军校；胡抱一回去投靠国民革命军，为共和大业出谋出力。唯独他仍旧是两眼一抹黑，不知道该往哪条道路上走。

　　他想不能再回家里去了。当初离开家的时候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如今又要在寒冬腊月落魄一人地回去，以后就再也抬不起头了。他决定去上海投靠那些早年打流时认识的朋友，并暗暗立下宏愿：一定要等到荣华富贵之后再衣锦还乡。    3.打秋风惹外人冷言冷语    当时已到冬季，北风呼号，冰雨彻骨，宁波人都已经换上了御寒的棉衣和棉鞋。戴笠离家时所穿的秋衣布鞋完全抵挡不住寒风的侵袭，身上仿佛有无数个洞在嗖嗖地往里透风。迫不得已，他只得把军服又穿在外面挡风，就成了现在这一副臃肿破败，邋里邋遢的模样。    有一天他正坐在墙根晒太阳取暖，忽然有人丢了几个铜板给他。他一下子大怒，跳起来追过去喊：“你把老子当什么了？乞丐吗？我跟你说，你看错我了，总有一天，老子会发达的！”    丢钱给他的几个人边走边回头看他，还轻声地说笑。戴笠越看越生气，正要甩起铜板去砸他们，但是刚抬起胳膊，手里沉甸甸的钱币相互碰撞，发出的清脆声响又让他忽然清醒，停下了脚步。毕竟他已经三天没有吃饭了，肚子里都开始唱空城计了。这个时候有钱就是有活路。命都保不住，还要尊严干吗啊？    他自嘲地笑笑，收起铜板，想着这至少可以买个白面馒头吃。他刚要转身去包子铺，忽然几个也穿得破破烂烂，流里流气的人拦住了他。为首的那个歪戴着帽子，趾高气扬地对他说：“新来的，你知道这里是谁的地盘吗？”    戴笠一看这架势，一听这口气就知道他们是这个地方的乞丐帮派和地痞流氓，他本来就无心争这几个钱，并且他还希望能跟这些混混们结交，于是他马上用恭敬的口气说：“各位兄弟，小弟是浙江江山县人，路过贵地，并没有想要抢哥几个饭碗的意思。这些钱就孝敬诸位了，还请诸位多多指教。”    那些地痞一听他说话，知道他懂得道上的规矩，倒也没有为难他。歪帽混混说：“听你说话的口吻，倒像是个读书人，看你的衣服又应该是军人，怎么会流落到这里？”    戴笠叹口气说：“不瞒各位说，我一直很向往像诸位一样做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在乱世里锄邪扶正，大展宏图。无奈运数不济，一直未能够实现抱负，因此无脸回家见江东父老啊。”    大家也跟他一起感慨了一番，最后歪帽混混说：“今天大家能相见也是缘分，走，我们请你好好吃一顿，吃饱了才有力气谈救国嘛。”

　　戴笠跟着大家一起笑起来，他跟着他们绕街串巷，拐进一间饭店，没想到里头已经聚集了许多和他们打扮类似的流浪汉。歪帽混混捅捅他说：“你在这儿吃东西可以，可别乱说话，要是得罪了那些青帮的人，我可保不了你。”    青帮？一听到这两个字戴笠眼睛都发亮了。他在外头这么多年，无数次听到关于青帮的传说。有人说青帮曾经是一个“帮丧助婚，济贫扶危”的游民帮会；也有人说青帮门下弟子众多，鼎盛时期能抵128帮半的势力；还有人说青帮里都是能攀云驾雾的人物，能进青帮就等于捧上了一辈子的铁饭碗。所以戴笠把青帮看成是一个秘密会社，只要能够加入青帮，凭着他的聪明才智，想要在江浙一带出人头地还不是探囊取物的事？    于是戴笠没有听歪帽混混叫他不要招惹是非的劝告。他看准一个领事模样的人，主动过去搭话。对方一开始对他也是爱理不理的，但是听他说了一番“希圣、希贤、希豪杰”的话后，也对他刮目相看了。歪帽混混一看戴笠竟然能够主动和一个“小老大”打得火热，惊讶之余，也不由得生出几分敬佩之意。    等到大家都吃饱喝足了，戴笠也满心喜悦地回到歪帽混混的桌旁。歪帽混混拍着他的肩膀说：“小老弟，不错啊，我看你很有前途，可以进我们的家门嘛。”    戴笠一听这话，马上喜上眉梢。他知道青帮分子管入帮叫进家门，那么歪帽混混的意思自然就是邀他入会，这对他来说真是求之不得。    戴笠忙说：“如果老弟我能够进帮会，那可是托了哥哥你的洪福。大恩大德，春风没齿难忘。”    歪帽混混笑一笑，毫不在意地说：“区区小事，何足挂齿。我给你一个在杭州的师父的地址，你到杭州的时候可以去找他。有他在，你要见杜月笙、黄金荣他们也不是难事。”    戴笠拿着地址，不由得大喜过望，他向歪帽混混行了个大礼之后，便和他们分散了。    但是也许是因为运数未到，戴笠在杭州扑了个空。1921年，他又离开杭州去了上海，想在十里洋场找一席之地容身。    他的姨妈有一个女儿叫王秋莲，嫁给了上海商务印书馆里一个叫张冠夫的小职员。夫妻俩很热情地留戴笠住在了自己家里。但是表妹他们住的也不过是一间小小的阁楼间，屋里只摆得下他们睡的一张床。戴笠就在他们床脚打了一张地铺，聊以栖身。他每天很早就出门找活，夜里很晚才回来。即使这样，也给表妹一家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虽然张冠夫为人大度，没有说什么。但是王秋莲却越来越讨厌自己这个吃闲饭的表哥，进出也都不再给他好脸色看。    戴笠曾托表妹夫帮助自己在商务印书馆找工作。这天晚上他回来，刚走到门口就听见表妹说到了他的名字。小阁楼的隔音并不好，戴笠便站在门口偷听起来。    表妹说：“你还真打算帮戴家表哥找工作啊？”

　　表妹夫说：“他既然都托我帮忙了，我当然得替他留心了。”    表妹的声音尖酸刻薄：“他让你找你就找，你傻不傻啊？”    “你怎么这样说，他是你表哥，能帮当然帮一把。”    “可是这得帮到什么时候去？他要是在上海找到工作，不是还得住我们家？这房子本来就小，现在又多加一个他，在这儿白吃白喝还不交房租。你是打算养他一辈子啊？”    “你别这么说，我看春风也不是久困之人，找到地方，他就会搬的。”    “你看？你什么时候成了相面的了？”    当时24岁的戴笠在门外听着他们的对谈，气得转身要走，但是想想自己无处可去，又停了脚步，屈辱地敲门。    屋里安静了一下，但是表妹依然用那副尖酸刻薄的口吻说：“我们可不是你的管家，每天还要等你回来，给你开门。”    戴笠已经觉得身上有些冷。他楚楚可怜地说：“表妹，求求你开开门吧。风这么大，要冻死人的。”    他用耳朵凑在门上，依稀听见张冠夫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他连忙说：“表妹夫，你帮帮忙吧。你们对我的恩情，我戴笠将来一定答谢。”    他听见屋里一阵争吵声后，门还是打开了。张冠夫依然对他笑容满面，而表妹却是看都不看他一眼。他没有理表妹，回到墙角边自己的铺盖上躺下，心里想着的是明天去金园路交易所给人打杂的事情。    他今天在码头等货的时候听人说金园路开了一家规模很大的证券物品交易所。凡是去买股票、证券的股东，大多是有钱有势的人。他想，如果能在那里认识几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说不定会对自己的前途有所帮助。    备受挫折的戴笠就抱着这样美好的愿望进入了梦乡。他没有预料到，自己将见到影响自己一生的大人物。　    4.十里洋场结识了蒋介石    第二天一大早，戴笠就从张冠夫家直奔金园路交易所。    一到门口，他就看见守门的几个是他认识的朋友，于是连忙打起了招呼，递上烟。原来这几个人都是青帮的打手。在他们的指引下，戴笠顺利找到了股东休息室。他明白这里聚集的都是非富即贵的大人物，只要能和他们攀上关系，那么他的一切愿望也都会成功实现了。

　　股东室和大厅那种混乱热闹的场面不同，而是更像茶馆或者赌馆。房间里摆着一排排的方桌，衣着整齐的股东围坐在桌边抽烟、喝茶、搓麻将或者聊天。在那些西装革履或者长袍马褂的股东中，也有不少身着粗布短衫的小伙计跑前跑后，为他们沏茶、倒水、递热毛巾。    戴笠刚走进去，就被一个人喊住：“小弟，帮我买包骆驼牌的烟。”    戴笠扭头打量，说话的那个人身穿长绸衫，看似儒雅斯文，满口是熟悉的江浙口音。他爽快地应了一声，接过零钱，飞快地买了烟又回来，毕恭毕敬地用手绢拿着，故意用家乡话大声说：“先生，您的烟。”    那个男子正在和别人谈话，扭头看见一个服装整洁，面容机灵的小伙计用手绢递给他东西，而且说的还是他熟悉的乡音，马上来了兴趣。他看了一眼找回的零钱，并没有被这个小伙计私自扣下一两枚，于是很大方地把零头都给他：“这些你拿着吧。”    “我不要。”戴笠很诚恳地说。    “哦，为什么？”长绸衫男子转过来看着他。    戴笠叹口气说：“跑腿打杂非我所愿。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唯愿能够披挂上阵，为国杀敌。无奈报国无门，只能在各处打流寄身。”    听到这话，长绸衫男子立刻露出笑容，亲切询问他的姓名家乡。    原来，这个儒雅男人正是上海《星期评论》的主编，后来成了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的戴季陶。当时为了给国民革命军筹措经费，他和蒋介石、张静江等人拉拢上海商界名人开办了这个证券物品交易所，让政客和上海流氓头子从证券、股票、花纱价格的升降中大挣其钱。    戴笠善于察言观色，马上看出他不是一个普通商人，于是给他倒了茶水，和他攀谈起来。他听了对方的自我介绍，知道他也姓戴，马上改口叫他阿叔。戴季陶很高兴地把他介绍给周围的人认识：“这个是我刚刚认识的小同乡，也是我本家，姓戴。这位是蒋兆元，这位是陈果夫，都是我的朋友。”    戴笠看了看蒋兆元，他也不过30岁的样子，英俊端庄，气宇不凡。戴笠不由得被他的神采震慑住，对他鞠了个躬。他又看了一下陈果夫，他正举着一手牌，不耐烦地瞪着戴笠。他长得是面黄肌瘦，十足一副痨病鬼的模样。见戴笠在打量他，他大怒，骂道：“你这个小瘪三，看什么看！”    戴笠看他的年纪身份，料定他不会是一个大人物，于是也毫不客气地回嘴：“我就看你这个大瘪三。”    “你……”陈果夫扔了牌就要站起来揍他，被蒋兆元拦住了，“莫动怒，我看这位小老乡也是知书达理之后，也是我们革命事业需要的人才啊。”

　　 戴季陶又掏了一些钱，放到戴笠手上，和蔼地说：“以后有需要还可以来这里找我，能帮你的地方，我一定帮忙。”    戴笠感激地对戴季陶行了个礼，又特意跟蒋兆元行了个礼，拿着钱就出去了。    但是过几天他再来的时候，却发现这几个阔气的大人物不见了。他问了青帮的人，才知道原来蒋兆元就是蒋介石。他原先在粤军中任职，但由于受到派系排挤，跑到上海一边搞证券，一边等时机东山再起。没想到时局变化迅速，他们很快又离开上海回到广州。这倒让戴笠满心的希望扑了个空。    回到表妹家的小阁楼之后，戴笠一直唉声叹气。表妹夫看到了问他：“怎么？最近找活不顺？”    戴笠答道：“我前一段一直在小东门的十六铺混，虽然结识了几个朋友，可是终不是我所喜欢的生活。等我好不容易在金园路的交易所结识了几个搞革命的人，可是他们很快又走了，我又不知道该往哪儿去了。”    张冠夫一听大惊失色，问他：“金园路交易所？那可是虞洽卿和几个青帮头目开的。难道你一直都和黑道的人有来往？”    戴笠振振有词：“我大哥杜月笙可不是什么黑道，那可是响当当的英雄人物。”    这话可把张冠夫给吓坏了，他连忙一面收拾戴笠的东西，一面送他出门说：“表哥对不起，我这里庙小容不下菩萨。那些人我惹不起我还躲得起。您就再去找地方安身吧。”    戴笠见他这样，刚好口袋里还有点钱，也就不再说什么，潇洒离去。    但是没想到几年之后，他又回到了上海，却听说了蒋介石势力大壮的消息。此时的他还没有找到好的出路，还是和从前一样，在码头帮人干干活，偶尔跟着青帮的朋友出去送送货，在赌场帮人跑腿或者做私人保镖。这样的生活总是饥一顿，饱一顿，毫无保障可言。    这天，他正倚在码头的栏杆上发呆，忽然看见有一张包货的报纸皱巴巴地躺在地上。他一眼就瞄到特别醒目显眼的标题--《蒋介石其犹龙乎？》    一看到“蒋介石”三个字，戴笠心里马上咯噔一声。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个人会成为中国政坛上一颗璀璨的新星。    “这次，我可不能再错过机会。”戴笠暗暗下定决心。他决定到广州投考黄埔军校，成为蒋介石的门徒。再利用和蒋介石是老乡和旧相识的关系，一步步往上爬，实现抱负。但是马上他又犯了难，广州人生地不熟，自己又没有任何门路，这一路去，也不知道是吉是凶。

　　他正在犹豫，忽然身后有人喊他：“戴笠？”他回头一看，也很惊讶地辨认着：“你是……毛善余？”毛善余呵呵笑着走过来拍着他的肩膀说：“咱们也好多年没有见了，走，找个地方喝酒去。”    这个毛善余便是日后的毛人凤，他和戴笠都是江山县的，两家相隔不远，还都是文溪高小的同学。酒酣之余，两人说起读高小的时候，一起结社团，搞宣传，游仙霞岭的日子，依旧历历在目。    毛善余刚刚从黄埔军校的潮州分校毕业。一听戴笠说自己想考黄埔军校，他连忙怂恿他去广州。    黄埔军校校长，在当时的国民党内并非是特别显赫的职位，蒋介石为了这个职位，也是处心积虑，耍弄了各种手腕，经一波三折才获得的。    一方面，蒋介石对孙中山始终表现得很忠诚。两人不仅始终有书信来往，而且当孙中山被陈炯明困在永丰舰上的时候，是蒋介石排除万难，上舰护航，反击叛军，立下了显赫的战功。他又留学苏俄过，接受过系统的军事教育，同时眼光独到，对局势有正确的判断力。虽然只有30出头，但可以说是年轻有为，因此就得到孙中山的充分信任。在缺乏军事人才的国民党内部，他的才干非常突出。    但是因为蒋介石年纪小，资历浅。孙中山担心他不能服众，也曾考虑过让程潜做校长，而以蒋介石、李济深为副校长。但是蒋介石不愿在程潜之下，又借口奔丧回到老家溪口消极对抗，并成日以辞职相要挟。最后还找了自己的密友张静江找孙中山说情，孙中山才做出来决定。5月3日，孙中山正式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参谋长，并允诺给予他办军校在人事与财政上更多的权力。廖仲恺亦于5月9日正式出任黄埔军校中国国民党代表，孙中山自兼军校总理。直至次年，孙、廖相继辞世后，蒋才真正坐上黄埔军校第一把交椅。    蒋介石的事迹戴笠也略有耳闻，他越听越觉得这是一个有城府，有抱负，有谋略的英雄人物。要是能在他手下做事，一定不愁没有出人头地的机会。他就像进行一场豪赌一样，把自己的人生押在了蒋介石这块宝上。    毛善余向戴笠介绍完自己所听到的一些消息之后，看见他面露喜色，满脸红光，知道他主意已定，便拿纸抄了几个地址说：“我给你几个黄埔老同学的联系方式，你去广州之后可以找他们。我看凭你的聪明和能力，考取黄埔军校肯定没有问题。到时候，我们这些老同学还可以一道打江山，得胜利，多荣耀啊。”    戴笠频频点头，也憧憬着毛善余所勾勒出的美好明天。他只恨自己迟了一步，不能早一步借东风平步青云。这一次，戴笠算是真正开始了他的人生旅途，走出了他所熟悉的江浙，走向了他心目中的革命圣地--广州。

　　第二章入黄埔成为蒋门生    1.托关系走后门终被录取    1926年，革命的春风吹向羊城广州，也让蜗居乡里的戴笠心里蠢蠢欲动。听了老乡毛人凤对于黄埔军校的描述后，戴笠也迫切想要参加军校，成为蒋介石麾下的一分子，在这般热闹的革命范围中占得自己的一席之地。    但是当时他已经错过了黄埔第五期的入校考试了，也赶不上北伐战争。他明白越早加入革命，将来就会有越多的好处。只无奈自己没有门路，就连自己的老朋友，文溪高小的周念行、姜超岳等人也都因为是头三期的黄埔毕业生，早随着部队参加野外训练，为北伐战争做准备去了。这时他按照以前他们留下来的地址去寻人也是一扑一抓瞎，回回落空。戴笠没有办法了，他只好找了一家便宜的小旅馆住下，一面温习数理化，一面等待黄埔第六期招生的时间确定。    此时戴笠的心情是忐忑不安的。虽然从小戴笠的成绩都是在班级里数一数二的，但是毕竟他只读到了初中就辍学了，这离考黄埔军校所需要的基础知识还差着一大截。另外，他一直以来就是追名逐利之人，谁能带给他最大的好处，谁能做他的靠山他就跟谁。他并没有认真地思考过自己选择的革命道路，也没有自己的革命主张。到现在看见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他急着想进入黄埔军校，但实际上，他并不了解三民主义的真正含义和国民革命军的救国主张。    黄埔军校的入学考试分为笔试和面试。面试关戴笠很轻松就过了，本来他就非常善于当面讨好人拉拢关系。老师问：“你为什么来考黄埔军校？”戴笠胸有成竹，自信满满地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个回答简洁有力，听了之后老师频频点头。    但是笔试的时候，一看到作文的试题《试阐明三民主义为何能救中国》，戴笠就心里一凉，知道没戏了。他自信满满地走进考场，却垂头丧气地出来，回到住处一屁股坐在地上，就望着窗外发呆。

　　他今年已经30岁了，一起来考黄埔军校的多是20来岁，风华正茂的青年。和他们一比，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过的戴笠就显得有一些老气了。可是如今这条路也走不通的话，他戴笠到底可以做什么？难道真要回到那个穷山村里种一辈子地吗？    正在他茫然不知所往的时候，一条消息让他从绝望中看到了一丝光明。原来在第六期入伍第一批招考中，北伐军已经攻占了汀泗桥和贺胜桥，这是打败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决定性的两次战役。全国上下都在声援北伐运动，从四面八方来报考黄埔军校的青年也是络绎不绝。为了补充力量，军校入伍生决定9月底再招考一批学员。戴笠又有了一次机会！    他立刻振作起来，动起了脑筋：短时间来看，要背会那些纲领那些主义，并不能带给他十成的把握。不如托关系走后门，也许他能获得更多的机会。他早就听说自己的知己胡宗南报考军校时，因为身高不足1米60而在体检时被挡在了门外。后来是军校的党代表廖仲恺对他青眼有加，才特许他参加考试，顺利录取。如今如果他也能找到一个伯乐的话，那么他也不用再纠结于入学考试了。    想到这里，一个名字跳入了他的脑海中：戴季陶。    事不宜迟，戴笠立刻找到了国立广东大学，也就是后来的中山大学，见到了校长戴季陶。原来自从上海一别后，戴季陶和蒋介石都追随孙中山来到了广州。孙中山先生抱着“教育为神圣事业，人才为立国大本”伟大理想，在广州亲手创办了一文一武两所学堂--国立广东大学和黄埔军校。而戴季陶和蒋介石又分别担任两所学校的校长。只要能见到戴季陶，想必蒋介石那一关就容易过得多。    果然如此，戴季陶还记着他这个小同乡，并且向蒋介石提起了他。戴笠终于如愿以偿地成为了黄埔军校第六期第二批的学生。    但是他现在却考虑着要在入学的花名册上用一个新名字。    原来第一次考试失败之后，他在街上茫无目的地走着，忽然看到一个算命的在摆摊，便过去想问问看自己的前途在哪儿。算命先生要了他的生辰八字之后掐指一算，说：“先生将来是要大富大贵的人，但是命中缺水，最好改一个名字，才能仕途亨通。”

　　戴笠心里想，家里人也曾跟我说过，我刚出生的时候，算命先生也说我应该避土趋水。莫非这还真有些道理？他马上想起自己的字--雨农，在打流的时候，这个名字他很少向朋友提起，看来以后得常用了。    进了黄埔之后，他又想到是因为戴季陶的提携，才让他找到了蒋介石这个大靠山。自己改的这个名字也要让蒋介石一听就知道他是甘心为领袖做牛做马，奔走忙碌的。    思前想后，他定下了一个新名字--戴笠。他越念越觉得这个名字大俗大雅，顺口好记，颇为沾沾自喜。    从此之后，黄埔军校的花名册上多了“戴笠”这个名字。而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也多了“戴笠”这样一号将要掀起腥风血雨的人物。    2.上下疏通关系当包打听    入学之后的戴笠被编入入伍生第一团第十七连。他比许多年轻的学生要年长几岁，但是也有更丰富的人生阅历，察言观色、人情世故方面也都通达熟练许多。所以他很快就在学校里打开了局面，成为了许多人的死党和好友。    他所要做的第一步就是跟长官们搞好关系。当初考进黄埔军校，是靠校长和戴季陶的关系。如果这件事情被大家知道了，必然会让他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但是倘若可以讨得长官们的欢心，他的位子也就算是坐稳了。他尤其善于对长官们察言观色，通过其一言一行，分析他们的性格、嗜好、人际关系和政治倾向。然后再投其所好，成为他们的心腹，用这个办法跟长官们混熟，方便考试过关。    然后他也用过去那一套结交流氓混混的手段，和同学们打好关系。他不吸烟，却随身带着火柴、纸烟一类的；他能喝酒，也因此常请人喝，兰花豆、花生米、西瓜子等都是随身带着，在夜校自修期间，他总是溜出校门买一些老酒回来请人吃喝，旁敲侧击地了解对方的想法。因为跟他结交能有好处，所以大家都乐意为之。他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记人记得特别牢，碰面一次，隔多久再见他都能准确报出你的名字，这让大家都觉得戴笠是拿自己当兄弟的。

　　当时同学中也有分派系，共产党和国民党右派势力的斗争在学生中反映得非常激烈。军校内以共产党员为主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和以国民党右派势力为主的孙文主义学会存在激烈冲突。在两派中间，戴笠很快就选择了国民党那派，因为他并不是从时代发展的规律和人民的需要出发来选择自己的政治道路，而仅仅是凭着对蒋介石的盲目崇拜以及对当官发财的憧憬，就慌忙想要抱上蒋介石的大腿。但是他也没有很鲜明地表现出来自己是倾向孙文主义学会的。因为他不想破坏自己和共产党一派学生的关系，但是他又明白无论学生们在哪里，总会有一双眼睛监视着共产党员同学的活动情况，所以也不敢跟他们走得太近。戴笠只是一直在他们中间周旋，小心翼翼地站稳自己的脚跟。    除了和上下打好关系之外，他的目光还投向了蒋介石。他和长官聊天时，都不忘问问蒋介石的经历和喜好，全面地了解他的一切。他知道校长最佩服镇压太平天国的主将曾国藩、胡林翼和德国18世纪的宰相俾斯麦，于是特意借来《曾文正公家书》和《俾斯麦传》认真研读，渐渐摸出蒋介石的执政思想。他觉得蒋介石重视黄埔军校，是受了曾氏的影响。而蒋介石率部东征、北伐，则如同俾斯麦发动普丹战争、普奥战争、普法战争一样，是为了推行铁血政策，建立一个统一的政权，结束封建军阀割据的局面。随着对革命形势的推进，他对蒋介石的盲目崇拜也越来越深。为了接近蒋介石，他还跟蒋介石的侍从警卫们搞好关系。他递烟、分糖给蒋介石的门卫时，还跟他们夸口说：“我亲叔叫戴季陶，早年在上海金园路交易所时，亲叔就给我介绍了蒋校长。校长那时说以后也让我到他身边当差，像他那些锐不可当的警卫一样，威风四面。”众人一听说戴笠有这样的背景，全都对他另眼相看，每次他来，都为他大开绿灯。    有一天，戴笠装作火急火燎的样子，直闯蒋介石的住址。那些警卫吓了一跳，也不敢拦，眼睁睁看着他冲进了庭院，一下子就跪倒在蒋介石面前。    蒋介石也是吓了一跳，但听说来的是黄埔军校的学生时，马上换了一副和蔼的面容说：“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戴笠感激涕零地说：“校长，学生想要为您当差，24小时追随校长身边！”    蒋介石问了他的姓名，知道他就是胡靖安提过的那个戴笠，再加上老乡情谊和戴季陶的推荐，于是就给了他一个机会。    蒋介石说：“你有这个想法很好，只是现在来说，你还是应该留在军校里，多观察，多学习。你别看学校现在貌似平静，但内部却有一些派系包藏祸心，对我也诸多诽谤。难得你如此忠心，你就帮我密切注意同学中的动向，有情况就向胡靖安汇报。你明白吗？”

　　蒋介石剑一般的目光扫向戴笠。戴笠何等机灵的人，他立刻明白蒋介石要他监视的是那些对孙文主义学会十分不满的共产党员。于是他站起来行了个礼，非常兴奋地说：“谢谢校长的重用，学生戴笠保证完成任务！”    从蒋介石处回来之后，戴笠就开始更加起劲地与同学、教官接触，对于周围人说的话，特别是有关政治、军事，或者谈论时局的热门话题，他总是暗中听取，默记在心。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就把所听的全部誊写到纸上，再交给胡靖安，递送给蒋介石。就这样一直到1927年4月12日。    那天清晨，起床号像往常一样划破寂静的晨雾。入伍生也和往常一样在迅速、紧张、安静的氛围中起床、整理内务，在五分钟之内都跑步到了操场上集合。可是等人都到齐后，连长并没有像往常一样下达整理队伍的口令。他冷冷地扫了一眼人群，冷峻而低沉地宣布：“共产党阴谋暴乱，在东莞成立了军事委员会。现奉校长命令，进行清党。凡是共产党员，向前三步走”。    操场上大家都面面相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已经有几个忠贞的共产党员勇敢地站了出来。其他一些还在谨慎观望的听到第二遍命令后，也站了出来。    连长看看这些人，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单，点了十几个名字。戴笠听着，他明白这其中有好几个全都是因为跟共产党员走得较近，关系较好而被他呈报上去的。原来蒋介石派他在同学中搜集情报，是为了这次清党而准备的。    当共产党员全部被带走后，连长又宣布胡靖安被任命为入伍生的政治部主任，并取得军校清党委员会的权力。之后开始了正常的操练。    大家心情都有些沉重，整个操场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雾气中。唯独戴笠的心情还有一些雀跃。他开始明白自己所擅长的情报工作所能给自己带来的好处。他仿佛看到了胡靖安的晋升就是他的明天。    当第六期入伍生第一期训练期满后，回到学校进行考试。也不知道是因为戴笠跟长官的关系好，还是因为他跟胡靖安的特殊关系，总之入学考试没有通过的他顺利通过了期末考试，成为了从最初4000名招考者中留下的最后的1500人中的一个。蒋介石因为考虑到中原作战需要骑兵，便电令黄埔第六期增设骑兵营。戴笠等300名体能考试优秀的学生得以入选。    这之后，戴笠不再像从前那样谨言慎行。他自以为骑兵营比普通同学要高一等，再加上他为蒋介石和胡靖安在秘密工作，胆子也就变得越来越大。他开始发挥自己压抑已久的演讲宣传才能，大谈清党的必要性，大谈戴季陶主义的切实可行。这些演讲果然吸引了部分同学，更得到清党后被国民党右派把持的校党部的赞赏，不久，他被推选为骑兵营的党部执行委员。有官职在身的戴笠越发洋洋得意起来。

　　 3.贪污被开除专职做情报    1927年8月14日，蒋介石发出一纸“辞职宣言”，带着自己的亲信侍从已经返回了老家浙江溪口。他的下野，让戴笠觉得天都塌了。该怎么办？    经过考虑，戴笠向学校申请去向校长请命，请求校长撤销宣言，重新领导黄埔学生，领导北伐运动。但是蒋介石只是听了他们的意见，没有明确表态。戴笠垂头丧气地回到学校。    心里的不快就像团火一样烧得他难受。半夜，他翻墙出了训练的营队，又摸到妓女的床上畅快了通宵。天亮他走到街上才觉得腹内空空，但是一摸口袋，却是凑不出一笼小笼包的钱。他仔细回想，原来这次去溪口的旅行已经把他这个月的生活费花得差不多了。昨晚的一夜风流又让他的荷包彻底地瘪下去了。这下，如何解决自己下半月的肚子问题，是他现在最头疼的事。    当他沮丧地回到学校的时候，正好遇见食堂的老伯推着车朝外走。他脑子一转，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他上前假装好意地要帮助老伯去买菜，要走了菜金，凭着他那三寸不烂之舌，让菜场老板给他便宜了许多。回来之后，他按照原价把钱算给食堂老伯，从中赚了2块多钱。    这一下可让戴笠找到了生财之道。每周多赚这几块钱已经足以让他天天下馆子，夜夜泡妓院。    但是他身边的同学起了疑心。毕竟已经相处了快一年，谁家家境如何，谁每个月有多少零花钱，大家心里都是有数的。忽然看见戴笠这么大手大脚起来，大家难免都会心生猜疑。有一个同学某天在菜场看到戴笠，回来告诉大家戴笠在帮食堂做采办。这下大家可炸开锅了。伺机要找戴笠的麻烦。    这天也是刚好不凑巧，戴笠这两天手头又有点紧，欠了家赌场几块钱，寻思着光是赚差价还不够，干脆缺斤少两，再多贪它几块钱。没想到他推着刚买的猪肉一回到学校，就被骑兵营的同学围起来了。    带头的同学问他：“戴笠，你买了多少肉，单价是多少，花了多少钱？”    戴笠张口就把自己已经编好的谎话说了一套。可是他没想到，同学不知从哪里搞来了一杆秤，动手称了起来。这一称，立刻让戴笠短斤少两，贪污菜金的事情真相大白了。    那一群鲁莽冲动的少年拎起拳头就要揍戴笠：“我们省吃俭用交的生活费全部都让你拿去用了！”    “你贪了多少，马上给我吐出来！”

　　“好啊，这样的人竟然还是党部执行委员？我们一定要揭发你！”    “对，揭发他，把他枪决。”    大家把戴笠层层围住，眼看拳头伸到他鼻子前了。他瞅准一个空当，弯腰缩身往缝隙里一钻，就没命地朝沈振亚的房间跑去。    沈振亚猛然见房里跑进来一个学生，先是吓了一跳，呵斥道：“你是谁？好大的胆子！”    戴笠双腿跪下，浑身颤抖着说：“学生戴笠求沈营长救我。”    戴笠一口气把自己贪污菜金的事情说了。沈振亚见他这么坦诚，倒也没有再为难他。只是外面学生还在拍打着门窗，高声喊着：“把戴笠交出来！”    沈振亚看了戴笠一眼，走到窗前大声说：“大家请先安静一下，戴笠贪污的事情我们会秉公处理。叫卫兵进来，先关戴笠三天禁闭。”    大家听到沈营长这么说，也就逐渐散去。    戴笠听了越发害怕起来，低声地哀求：“沈营长。”    沈振亚转身看看他，小声说：“你放心，我把你关起来，也是害怕学生们再找你麻烦。等到风头过了，我就说你这是初犯，再加上去溪口探望蒋校长有功，将功抵罪，就放你出去。不过到时候，你可要自己想办法保身了。如果再让同学抓到，我也救不了你。”    戴笠马上明白了沈振亚的意思。他跪在地上磕起头来，感谢救护之恩。    一周的禁闭之后，戴笠趁着夜色偷偷逃离了骑兵营。愤怒的学生找不到他向沈振亚问罪，沈振亚却推脱说戴笠私自逃跑，跟他无关。到最后，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只是戴笠之后却再也没有回到黄埔军校过，就连黄埔第6期各科学员在南京举行的毕业典礼他都没有去参加。到死，他都只是一个黄埔军校的肄业生。但是在后来，就是这个肄业生，竟能够凭着眼力、脑力和口才，成为了许多黄埔老大哥的顶头上司。    在学校时，戴笠的一切都还算有保障。但是一离开校园，他又如同离巢之鸟，必须开始自谋生路。他也不得不擦亮眼睛，重新审视目前的形势。他思来想去，还是决定去南京投靠胡靖安。他没想到，自己这一步走的却是险中求胜。

　　自从四一二反共清共之后，蒋介石在南京成立政府，和汪精卫的武汉政府相对峙。到了7月份，汪精卫也开始推行清共的政策，并且向蒋投来橄榄枝，希望宁汉合作。但是蒋介石却出于利益的考虑，拒绝了汪的邀请。这个断然拒绝引起了国民党内部各派的极大不满。    外遇强敌，同时在南京政府内部，蒋介石与新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的矛盾也全面爆发了。李宗仁也在加紧扩大力量，准备向蒋介石发难。    为了在如此复杂的政治形势中求稳求胜，他决定加强情报侦探，随时掌握各方反蒋势力的动向以及嫡系部队各级将官的忠诚度。所以在7月底，蒋介石成立了第一个准特务组织，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密查组。这个组织表面上是调查各级部队的军容风纪情况，但实际上却是为了调查异己分子的活动，以加强蒋介石对嫡系第一军以及杂牌部队的控制。而胡靖安就是这个密查组的组长。    胡靖安知道密查组的重要作用和其远大前景，一心想着要把它做大做强。只是无奈情报工作只是刚刚开始，手下的得力干将更是凤毛麟角。从哪里搜罗一些适合做情报工作的虾兵蟹将，是他最头疼的问题了。    在他正犯难的时候，戴笠出现了。戴笠过去一直都是在打流中讨生活，听了胡靖安愿意收下他，就如同得到了天大的恩宠，已经是千恩万谢，感激涕零。他甚至跑到胡靖安家中，替他抱孩子，或者打杂干零活。用这些低三下四的举动来换取他的信任，争取更多的机会。    在密查组里他所做的事情还是跟从前一样，到各个杂牌军或者正规军队和中下层官兵结交，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和军队中的情报，整理之后交到胡靖安手中。虽然没有正式的编制，但是他已经是胡靖安手下最得意最娴熟的一个工作人员。大家都把他当作是密查组的“编外情报员”。    4.和黑帮杜月笙称兄道弟    1927年9月份，蒋介石针对戴笠的情报，发布了《告黄埔同学书》，要求黄埔同学不要再同室操戈，自相残杀。他暗示说自己很快会复出，要学生不要被别的派系所影响分化，要统一意志，团结起来，经受暂时的挫折和失败，闯出更光明的明天。    之后，蒋介石就踏上了去日本的轮船“上海丸”，一来是为了向日本朝野和各界人士寻求支援和帮助，二来是为了和宋美龄的母亲面谈他迎娶宋美龄的事。走之前，因为担心密查组在他不能指挥的情况下失去控制，为他人利用，所以下令解散密查组，并发给他们三个月的维持费。

　　 收到这个消息之前，戴笠还在甩开膀子四处奔波。他手头已经累积了超过密查组其他所有人所得总和的情报要献给蒋介石。但是当胡靖安宣布了撤销密查组的命令之后，他一下子又如跌入深渊，不见阳光。只是无奈眼长手短，终不偿心愿。    当时戴笠、许忠五、成希超、东方白等密查组的成员都住在胡靖安的家里。解散之后他们一时无处可去，便仍留在胡家吃住。胡靖安一看还要养着这些人，于是便留下一部分经费充当伙食费，克扣余下薪饷又悄悄溜回老家江西去了。戴笠等人等了几天见他还没有回来，知道他是卷款潜逃了，都十分生气。不知是谁出了个主意：“把胡靖安留下来的东西都卖了，换了钱我们好各自回家。”    大家于是挨个房间搜寻东西，但是大家也没有像原来说好的那样搜到的东西统一处理。谁要是找到值钱的东西，见左右没人就会私自扣下。最后大家送去当铺的只是几箱小孩子的衣服。当铺的人也坚辞不收。    在大家都感到为难的时候，忽然许忠五问戴笠：“你不是认识杜月笙杜老板吗？”    戴笠挺着胸脯应道：“是，他是我的结拜兄弟。”    听到这句话，大家都仿佛听到了希望，纷纷劝他：“你去找杜老板借点钱吧。”    “是啊，你跟他关系那么铁，开口要几十元钱，应该很容易吧。”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得戴笠终于同意了。其实他何尝不想在同事面前显摆一下自己跟上海滩大亨的交情？只是多年未见了，万一杜月笙翻脸不认他，那么他这个面子可就丢大了。但是现在他已经夸下了海口，要反悔也来不及了。他跟人借了一套体面的衣服，就登杜府拜访了。    要说杜月笙和戴笠的相识，还要回溯到1921年。那时他在上海打流，经常在十六铺一带出没。那时就听人说有个大名鼎鼎的帮会头子叫杜月笙，为人豪爽仗义，喜欢结交朋友。一次，他看见一家外国商店门口有流氓闹事，就站在一旁看热闹。不一会儿，一辆汽车驶来，车上下来一个身着长衫，打扮斯文的男子。流氓们一看到他，都毕恭毕敬地让开，还尊称他为“杜老板”。杜老板说了两句话，那些小混混们就心平气和地散开了。商店老板非常热情地出来感谢他。那时的戴笠看见眼里，就知道这是一出杜月笙自导自演的戏，为的就是和在上海开店的外国人搞好关系，让外国人忌惮他的威望。这一招让戴笠暗中叫好。

　　因为那时的戴笠在十六铺也算有些名气，就由其他人引见，和杜月笙有过一面之缘。因为聊得投机，当场就结拜了义兄弟。因为这个手段在流氓中十分通行，所以戴笠并不知道杜月笙是否真的把这段小插曲放在心上。    为了十拿九稳，他特意借胡靖安的名义，拜访了上海警备区司令杨虎。通过杨虎的引见踏入了杜府的大门。    杜月笙依旧是长衫打扮，儒雅翩翩。戴笠则不再是当年那个破衣旧袄的小混混了，他穿一身整洁的西装，一进门就主动向杜月笙问好寒暄，并不提多年前结拜之事。    那时杜月笙已经在为蒋介石充当打手，在民间进行迫害工人的运动，并在南京国民政府担任虚职。他已经打算好卖蒋介石一个面子，捐一部分钱出来。但是没有想到来的这个人竟然那么熟悉上海滩的生活，能够和他聊得这么投契。再仔细一看，觉得这个人越看越眼熟，很像是旧相识。    于是杜月笙问道：“小兄弟年纪轻轻，就能有这般见识，实在不简单。我看你很是面善，以前是不是来过上海？”    戴笠笑道：“杜老板竟然还记得我，戴笠真是受宠若惊。说起来还是在六年前的十六铺，我跟杜老板有过一面之交，只是当时我还不叫戴笠，只是一个叫戴春风的普通人。杜老板不嫌弃我人微言轻，还是跟我结拜义兄弟，让我一直是铭刻在心，不敢忘记杜老板的豪侠之风。”    杜月笙听毕哈哈大笑，立刻令人取来50元钱交给戴笠说：“既然是义兄弟，客套话也不用再说了。以后有事的话，你可以给我打电话。如果我不在，你可以让万墨林转告。”    戴笠看着钱，不由得心花怒放，立刻说：“多谢杜老板。”    杜月笙立刻抬起眉毛，假装生气：“你叫我什么？”    戴笠于是连忙改口：“多谢三哥。”    杜月笙哈哈笑着叫下人送客。    可是这50元钱拿到胡家没有多久，管膳食的许忠五也学着胡靖安的样子，拿了钱溜之大吉。其他人是千咒万骂，但也没有办法。戴笠只好硬着头皮再去找杜月笙讨了一次钱。大家在担惊受怕地等待了一个下午之后，看见戴笠满面笑容地回来，不由得也都佩服起这个刚离开黄埔却已经羽翼丰满的青年了。    戴笠再一次从逆境中走出，并且收获了比从前更多的东西。不但有杜月笙的交情，还有密查组成员对他的刮目相看和尊敬。狐朋狗友的保驾护航为戴笠的晋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跟上海帮会势力的暗中往来也让蒋介石意识到他的不可缺少性。戴笠的仕途道路从此变得一路通畅。

　　第三章南下北上奔波策反    1.得到殊荣加倍卖命    这天，戴笠刚整理完一份材料，连续三天三夜没有合眼。他把情报向上一递，困倦地合眼就伏在桌上睡着了。迷迷糊糊之中，他听到有人对他说：“蒋校长要见你。请准备一下跟我们走。”    听到这话，戴笠一下子就彻底清醒过来，兴奋地跳起来。在他心目中，能给自己官位和金钱的蒋介石就是至高无上的。他是做梦都想在蒋介石的面前邀功，可每次见蒋，不是擅闯府邸，就是半路拦车。今天终于等到这个机会，是由蒋介石说要见他，他的心情是格外的激动和兴奋。他已经在肚子里想好了许多的话，比如自己做好特务工作的决心，自己要永远忠于蒋介石的忠心等等。    可是等他经过漫长的等待，终于在蒋介石侍从们的指引下，进入了蒋介石的书房时，头脑一下子就空了，许多话一时说不出口，只是激动得两腿发抖。    蒋介石正坐在书桌前磨墨，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戴笠已经进来了。他屏气凝神地思考了一会儿，才提起笔来在宣纸上酣畅淋漓地写下几个大字。    戴笠看着蒋介石在伏案练字，还以为自己进来的时机不对，怕惊扰了蒋的雅兴，站在一边垂首侍立，不敢出声。等了一会儿，忽然听见蒋介石唤他：“雨农啊。”戴笠连忙答道：“学生在。”    蒋介石听戴笠自称学生，不由得微微一笑。他是靠黄埔军校起家的，黄埔军校的学生都是他的羽翼和财富。戴笠深知这一点，于是用师生关系向蒋套近乎。    蒋介石接着问戴笠：“我记得你因为跟胡靖安搞情报工作，还没有正式从黄埔军校毕业吧？”    戴笠有些惭愧地说：“是的。”    蒋介石笑说：“我已经下达口令，批准你为黄埔军校的正式毕业生了。我希望这对你以后的工作会有更多的帮助。”    戴笠感激得不知说什么好，立刻向蒋介石行了个军礼说：“谢谢校长。”    蒋介石又抬起刚刚写好的字条轻轻地吹了吹纸上的墨迹，对戴笠说：“这四个字我送给你，希望你能够铭记在心。”

　　戴笠听了更是受宠若惊，他走上去颤巍巍地接过字条，看见上面四个大字“艰苦卓绝”，心里顿时一暖，几乎都想向蒋介石跪下叩谢知遇之恩。    蒋介石看见戴笠被自己笼络下属的惯用手段打动，乘机向他指出了特务工作的困难：“特务工作不好做啊，担任这项工作的人，必须得有非凡的悟性，不但能够领会和完全服从上级的命令，还要能够灵活应变，坚决执行。这过程中得吃苦，得受委屈，甚至还要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对这一切，你都有心理准备吗？”    戴笠连忙回答：“报告校长，雨农出身贫寒，从小就是什么苦都吃过。也挨过打，也讨过饭，也打过流，三教九流的人都结交过，再苦我也不怕。如果没有校长，我到现在还是一个无所事事的小混混，不能成大器。所以只要校长有命令，雨农就是上刀山下油锅都要为您完成。至于悟性，雨农不敢说自己聪明过人，但是我倒希望能成为孙悟空那样的人物，只要校长需要，天上的月亮我也要想办法为您摘下来。这一切雨农不敢夸口，只希望校长下达命令，让雨农用实际行动报效校长，报效国家。”    蒋介石连声说：“好得很，好得很。我正有一个任务要交给你。我需要你只身先赴华中、华北各地，了解国民革命军各集团军的动态和奉张集团的部署情况，今后你可以随时面见我呈递情报，以供决策。你可以完成吗？”    戴笠不假思索地回答：“雨农保证完成任务。”    蒋介石看着戴笠走出书房，暗暗地点头。他当初在交易所看到戴笠的第一印象是追名逐利之辈。他没有想到这个人竟然还有特务工作的专长。这几年，他是看着戴笠一步步蜕变和成长的，从专门在学生中进行工作的密探，到进入密查组成为编外情报员，再到现在开始进行专门的军事情报搜集，他可以说是越来越成熟，也越来越应对老练。他的面孔逐渐染上了涉世的沧桑，越发阴沉和内敛，但这些都与蒋介石的需要不谋而合。他正在考虑逐步扩大特务组织的建设，而戴笠是否能胜任其中的主要工作呢？蒋介石思考着，他希望戴笠的工作成绩能够给他一个回答。

　　戴笠受命从徐州出发，先后到郑州、汉口、太原等地，调查了解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等各集团军的动态，然后回到南京向蒋报告。当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沿津浦铁路、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沿京汉铁路、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沿郑太铁路分途进攻的战斗部署下达后，戴笠于次日奉命赶在东路北伐军前面先期北上，自山东潜入敌境，沿济南、保定、天津、北平一线，一路北上，了解张宗昌、孙传芳、张作霖集团的虚实，有闻必报，为蒋介石送去了大量有用的情报。    戴笠原本已经做好了多方面打入敌人内部的准备。他从未到过华中、华北地区，对这里地形人情不熟悉，很怕一不小心犯了什么禁忌，命运殊难逆料。谁知道奉系军阀及北洋军阀残余的各级将领大多都是老粗，既没有文化，也没有政治头脑，当初都是靠着两把菜刀和一颗杀人不过头点地的雄心出来闹革命的，很容易就在戴笠的谎话下对他产生了信任。他们一个个轻信谣言，戴笠在其中挑拨离间、借刀杀人，轻易就让不少军官之间产生了误会甚至决裂，动摇了奉系的统治基础。同时，因为那些大老粗也都贪图小便宜，好讲江湖义气，戴笠靠着送礼送钱、结拜巴结等办法，成功地策反了部分军官，在奉系内部埋下了一颗颗定时炸弹。    就是利用了老军阀这些弱点，戴跑遍华北各省，如入无人之境，搜集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对二次北伐的胜利起了一定的帮助。由此蒋介石对戴笠的才干更是看重。而深谙人情世故的戴笠并没有居功自傲，他还是时常把“艰苦卓绝”的墨宝拿出来展示，以显示蒋介石对他的重视和嘉许。他不敢有一丝的懈怠，抱着愚忠的信念为蒋办事，倒也的确是“艰苦卓绝”四个字的忠实执行者。    其实在蒋介石看来，这也不过是笼络人心的手段。他经常用单独召见谈话、赠送照片和题字的方式来表现自己对下属的重视，使手下感恩戴德，心甘情愿地为他办事。    其实戴笠何尝不知道这是蒋介石的“奖赏计”？只是他顺水推舟地接受了蒋的示好，并且学去了蒋对下属的这种笼络的办法，同时对蒋表现出自己不二的忠心。这种种精通人情世故的表现都让他逐渐成为蒋介石身边不可缺少的左膀右臂。

　　2.独身入敌穴策反周伟龙    1929年冬，河南信阳天寒地冻，烈风呼啸。整座城市士兵林立，戒备森严。冰冷的气候仿佛把城市里的气氛都冻僵了，没有人敢大声说笑，没有任何欢乐的气息。有的只是城门口严密检查进城者的警卫和路上匆匆赶路的行人。    眼看已经是傍晚时分，信阳城巍峨的城楼在夕阳的映衬下银装素裹，分外肃穆庄严。不知哪里又开来了一列军队，把一张画像交给守门的警卫，吩咐了几句。这一下，检查的速度明显又放慢了下来。队伍越排越长，人群开始骚动。大家心里都在想：要是日落前进不了城，恐怕就得在城外多过一夜了。    一个公子哥儿模样的人和他的仆人坐在一辆人力车上往城门口来。那位公子哥往上顶了顶眼镜，又用一顶皮帽把耳朵牢牢护住，将围巾围住自己的口鼻，装出一副怕冷的模样。仆人叫人力车夫径直往城门口拉去。仆人跳下车子，直接掏出几块银元塞在城楼军警的手中，满脸堆笑说：“老总，这位是城内安泰钱庄的大少爷。他老爹病了，让他速回家看看，怕迟了给耽误了。您看能不能先让我们进去？您放心，我们可都是良民啊。”    那几块银元还带着体温，在滴水成冰的气候里握在手上是又沉又暖，军警不由得笑了一下，看看那个军官不在，低声对他说：“快进去，要快！”    “是，是。”仆人马上跳上车，指挥着人力车夫快跑。    戴笠和他的副官贾金南就这样混入了信阳。    而此时在信阳的军事指挥部，总指挥官唐生智正在召集团、旅以上的干部开会。刚才还在城门口巡逻的军官此时已经回到指挥部回报：“报告司令，通缉戴笠的命令以及他的画像已经下发，各城门正在严加检查进城者。保证不让奸细混入城中。”    唐生智点点头，面色依然严峻，丝毫没有放松。    一个旅长说：“这个戴笠十分狡猾，据说他尤其善于鸡鸣狗盗那一套，可千万不能叫他溜了。”    唐生智点头说：“要是论兵力，我唐生智并不怕老蒋那黄埔学生军。最怕的就是他背后来阴的，使这些偷鸡摸狗的阴谋。”    旅长忙说：“可不是吗？像桂系的兵力也不算弱，当初就是靠着蒋介石派他的侍从参谋郑介民使用策反计而端掉的。”

　　 二师师长忙说：“只怕要抓住这个戴笠不是十分容易。想当初他装作流民逃到我的队伍里，躲藏了那么久，都没有被发现。只因为他过分机灵，做事又十分低调，很善于搞好人际关系，在收买人心上很有一套本事。上上下下都把他当作是个可信任的人，从不曾疑心说他私下竟然在收集情报。等到他突然失踪之后，我们才发觉已经中了圈套。”    宪兵营的营长周伟龙站起来问：“这个戴笠这么神出鬼没，那我们要怎么防他呢？”    二师师长说：“戴笠约莫30多岁，江浙口音，身量不高，肤色偏黑，还是一张马脸，浓眉大眼，说话鼻音很重。他很会跟人攀交情，要我说，只要看到像这样的人，直接枪毙算了。”    唐生智说：“我已经在城内悬赏银洋10万元捉拿他了，料他在信阳也不能兴风作浪。周伟龙，你是宪兵营营长，千万可要把人捉到，我重重有赏。”    大家都是越说越气，周伟龙也随声附和。但是在他心里还有另一层复杂的想法。    唐生智忘了，周伟龙也是黄埔第四期的学生。但是从黄埔出来后，周伟龙一直就是跟着唐生智骑马打仗，受了唐不少的恩德。如今因为局势变化，他这个蒋氏门徒竟然又要和蒋介石站在敌对的位置上，他的心情十分复杂。    回到家中，侍从递给他一张名片说：“报告营长，有位叫做东方白的先生在您的书房等您。”    听了这话，周伟龙又惊又喜，他拿过名片看了看，马上吩咐道：“叫茶房立刻奉茶，准备晚饭，东方先生是我的至交，一定要用最好的东西款待他。”    侍从答应了退下。周伟龙大步向书房走去，边走还边喊道：“东方兄，我可真没想到你还会来看我。”他走进书房，看到一个人正端坐在他的椅子上看报。他明显听到了周伟龙的声音，却没有立刻站起来迎接，而是依旧举着报纸挡着自己的脸。    周伟龙出于兴奋，并没有警觉到什么。他关上门，转身之后却一下子愣住了，手不自觉地就放到了佩枪上。    戴笠笑吟吟地站起来，摊开双手表示自己没有带武器，然后大方地走到周伟龙面前说：“好久不见。”    周伟龙的手握在佩枪上微微发抖，他的手心已经开始冒汗，这在他这几年的戎马生涯中是从未发生过的。他盯着戴笠问：“你来这里做什么？”    戴笠轻松自若地耸耸肩说：“听说唐生智花10万银元买我的人头，我就是来送我的人头的。”

　　周伟龙怒斥道：“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敢自己送上门来。你知不知道这个地方是宪兵营，外头都是要抓你的人。你竟然还敢一个人大摇大摆地走进来，你这不是找死吗？”    戴笠轻蔑地一笑说：“亏你也敢自认是蒋校长的门生。难道黄埔出来的还有怕死的吗？”    周伟龙一时语塞，手也从枪上松开了。    戴笠压低声音对周伟龙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自先总统孙先生领导辛亥革命以来，群雄并起，军阀林立，国无宁日。民心所向皆是天下统一。蒋校长继承孙先生遗志，决心铲除军阀，统一中国，顺乎天理人情民心，可以说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你我都是校长门生，本就应该团结起来，助校长完成大业。不能形如散沙，心似乱箭，找不到归属的方向啊。”    周伟龙听了这话，浑身发抖。虽然是寒冬腊月，但是他头上却有豆大的汗珠往下滚落。    戴笠悄无声息地走到他身边，拍着他的肩膀说：“周兄，你也知道蒋校长素来器重黄埔的学生。我来之前，他亲口向我许诺，说如果有学生迷途知返，弃暗投明，他一定不计前嫌，加以重用。当然，你也可以押着我去见唐生智，领那10万银元的赏金。我戴笠绝不会记恨在心，毕竟10万银元不是一个小数目。路都在你面前，走哪条，你可要想清楚了。”    周伟龙心里一震，说：“戴笠老弟你看错我了，我周伟龙岂是贪财之人？你放心，我保你这趟平安无事地出去。回去之后请转告校长，周伟龙永记校长栽培之恩，愿一生追随校长左右，尽忠报国。”    戴笠点点头，面上露出一丝不易为人察觉的狡诈笑容。    不久之后，在周伟龙的活动下，唐生智军队中的高级将领纷纷倒向蒋介石，周伟龙也按照戴笠的指示，和胡宗南率领的第一师第一旅接上头。唐生智的队伍人仰马翻，兵败人散。1930年1月9日，唐生智被迫通电下野。    戴笠带着叛变投蒋的周伟龙来到蒋介石的行宫，等候他的召见。    这次行动，蒋介石对戴笠是格外满意。在他心目中，也是对特务工作越发看重。继郑介民成功策反桂系部队之后，戴笠又帮他除去了唐生智这个心头大患，可谓是捷报频传。蒋介石不由得面带笑意，端起一杯酒递到戴笠手上，当众称赞说：“雨农搞情报真是万无一失啊。”    戴笠听到这话，兴奋地挺起胸膛。他知道能在周围一群对他虎视眈眈的侍从、参谋中得到蒋介石这样一句夸奖，就如同得到护体宝剑，从此可以一雪前耻、扬眉吐气了。

　　不得不说，戴笠的确很有一些做特务的天分，也颇有勇气和计谋。但是道路选择的错误，使他的聪明被白白浪费在反共反人民的活动中，他也因此成为了历史的罪人。    3.晋谒张学良平定东北军    9月18日，东北奉军首领张学良在蒋介石的拉拢下，一改中立观望的态度，宣布拥护蒋介石。12万东北军的主力入关，向反蒋联军进攻。奉军的拥护使得战势豁然开朗，西北军的高级将领梁冠英、万殿尊、吕秀文等人见到双方实力出现悬殊，也都纷纷投靠蒋介石一边。其他杂牌军更是迅速易帜，转而向反蒋联军开火。看到这种情况，反蒋阵线中石友三率先投奔张学良，晋军也背着阎锡山各找门路，向蒋介石示好。反蒋联军分崩离析，终于在蒋介石的内外夹击下彻底失败。中原大战爆发七个月之后，11月初，阎锡山、冯玉祥宣告失败，通电下野，桂系退回广西，中原大战结束。    东北易帜，结束了新老军阀混战的局面，促成了国家的和平统一，维护了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分离东北的野心。当然，通过和平易帜，张学良保住了东北集团的地盘和军队，达到了分治合作的目的，并增强了他的权力基础。    大战结束后，张学良进驻平津，收编晋军，主持华北地区的政事，权重一时。蒋介石为了进一步拉拢张学良，也为了掌握新奉军内部的情况和思想动态，特命戴笠作为自己的代表赴北平晋谒张学良。    这个任务对于戴笠来说简直是一桩大肥差。当他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了这些年之后，终于能够以比较荣耀的身份和地位开始正式的外交活动了，这也意味着他的工作能力和成就都已经得到了蒋介石全面的认可。    带着兴奋和骄傲的心情，戴笠踏上了拜谒张学良之旅。尽管这次行动非常容易完成，戴笠依然不敢懈怠，认真花费心思做了研究。因为自1928年6月，原奉军指挥官张作霖被日本帝国主义在沈阳皇姑屯车站炸死之后，张学良子承父业，被东三省议会推选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可以说是有实权在手，并不需要依附其他派别。但是他却选择了拥护蒋介石。并且中原大战正是因为他的拥护，才使蒋介石迅速奠定了胜局。对于他，蒋介石可以说是又感激，又猜忌。他担心新奉军此行另有目的，说不定是先假意归顺，帮蒋介石平定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再企图从蒋手中分一杯羹去，坐享渔翁之利。因此蒋介石要派戴笠去而不是仅派一个普通的外交人员，就说明了蒋介石在正式会面的礼节中，还暗藏有刺探、搜集情报等不可告人的企图。而戴笠正是他实施阴谋最好的助手。

　　戴笠到了东北之后，并没有直接去见张学良，而是先从他的部下和亲友中进行活动。    戴笠选择下手的对象是张学良警卫旅的团长吴泰勋。吴泰勋年仅19岁，但是戴笠通过调查，知道他的父亲是前黑龙江的督军吴俊升，1928年的时候和张作霖一起被日军炸死在皇姑屯。张学良和吴泰勋同病相怜，于是和他拜了把兄弟，关系密切。    这个吴泰勋出手大方，好交结朋友，在华北一带是赫赫有名的人物，被人称作五爷。他认识的人既有地痞流氓、黑帮头子，也有上层社会名流。他平时也是花天酒地，常在青楼妓院流连，这刚好和戴笠的所好不谋而合。    戴笠初见吴泰勋，约见的地方就是华北著名的青楼衔翠馆。吴泰勋带着密友王天木等人，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菂花馆，一进门就被一群带着香气的红粉女子团团围住，老鸨从红纱帐里转出来，非常殷勤地招呼。    吴泰勋面带笑意，在脂粉香气中被簇拥进了头牌妓女双凤的房间。周围人识趣，先行退出，让吴泰勋和双凤单独在屋里说一会儿家常话。    此时戴笠也来到了衔翠馆，走到双凤房间门口，看到大家都在门外候着，知道五爷和双凤在屋里“有事”，便也呵呵一笑，不肯进去，和王天木等人另外开了房间喝酒闲聊。    半个时辰后，服侍双凤的丫环过来请戴笠等人过去，戴笠这下才跟吴泰勋第一次真正地会面。但是因为有了之前的种种铺陈，两人真可以说是一见如故。    当夜，吴泰勋留戴笠在双凤房中过夜，两人点遍了衔翠馆里所有略有姿色的女子，上演了一出“群凤朝双龙”。当夜双凤房中是红烛高烧，酒洒盘倾。因着这“有艳福同享”的情谊，两人也结拜了兄弟。吴泰勋也把王天木、裴级三、李志一等人介绍给戴笠，其中一部分人成为了他在北平安插的亲信，另一部分人则直接进了戴笠领导的特务组织，成为了他手下的资深特务。这些就是后话了。    张学良知道戴笠是蒋介石的亲信和私人代表，本来就对他敬如上宾。再加上吴泰勋的美言，不由得对这个人更多加几分好感。    戴笠终于踏进了张学良的行馆，此时距戴笠初到北平已经过了一个多礼拜。在这段时间里，戴笠的收获可以说是不小。他通过吴泰勋的关系认识了黎天才、关吉璃、王卓然、王以哲、范崇谷、冯庸等东北军将领及上层社会人士，获得了关于东北军的第一手材料。此外，他还将张学良亲近的随从打点了一番，笼络了许多人心，也安插了不少自己的眼线。    所以在他见到张学良的时候，他已经有了九成的把握。就算张学良不是全心投靠蒋介石，想要在背后动什么手段，他也有办法全身而退。可是他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张学良却完全没有窝藏私心，一会面他就正大光明地上来握住戴笠的手，真心实意地说：“我已经听说你很多故事了，想不到你年纪轻轻，就已经有这么多非凡经历，结识这么多非凡的人物，我真是钦佩啊。”

　　戴笠谦逊道：“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既无救国之器，又无治国之才，无非是跟随着蒋校长，聊效犬马之劳。哪比得上张大帅家传深厚，文武全能，能够顶住外敌的压力，捍卫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这种魄力和胆识实在是让在下佩服至极。我来这之前，校长就经常对我夸起你的才干，他说：‘若我军中得一学良，一统中国之日速至也。’我到现在亲见了张大帅，才知道校长所言非虚。更想不到堂堂一任大帅竟然如此平易近人，雨农真是如沐春风，感念不尽。”    一个是在锦衣玉食的环境中被精心培养长大的公子哥，一个是底层社会出身、善于察言观色的小滑头，两人竟然怀着惺惺相惜的心情，一拍即合，很快就结成了莫逆之交，在这之后到西安事变，张学良的东北军对蒋介石一直是忠心耿耿的。而戴笠和张学良也一直保持了良好的私交。直到西安事变发生，张学良对戴笠孤身救主的勇气也是赞许有加。    看着戴笠源源不断送回来的东北军内部情报和他所精心设计编织的平津情报网，蒋介石大为欣赏。从此，蒋介石把对付东北军的任务基本上都交给戴笠处理。这也加强了戴笠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    4.猜中蒋心思创建复兴社    1931年的深秋，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东北三省，国家陷入存亡的危急关头。举国上下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都是义愤填膺。而国民党内部又各怀鬼胎，蒋介石感觉到自己的统治已经陷入了风雨飘摇的深渊。有一日，他忽然召集了他的亲信黄埔系学生开会，看着十几个得意爱将，蒋介石并不说话，只是默默地抽烟，喝茶，陷入沉思中。    当时在场的除了戴笠，还有贺衷寒、康泽、邓文仪、郑介民等老牌特务，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是不敢出声。现场除了偶尔的咳嗽声、茶杯和桌面磕碰的声音，静得让人烦躁。    贺衷寒自诩是黄埔的老大哥，就率先发言：“校长这次叫我们来，是为了什么事呢？”    蒋介石依旧是沉默。邓文仪忙接口说：“我们既然在校长身边，自然就应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怎么能等校长有事吩咐才出现呢？”    贺衷寒看邓文仪一眼，冷笑道：“你是校长的好学生，校长的心思就你最知道，我们这些人都是饭桶了。”    邓文仪正要还嘴，蒋介石忽然一摔杯子骂道：“我的好学生都死了，你们这些人又不中用，我们的革命就要失败了！”    说完蒋介石就拂袖而去，留下一屋子的人又惊又怕，也不敢离去，只是留在会议室里抓破脑袋揣测蒋介石的意思。

　　康泽看了一眼戴笠，在这些人中，戴笠资历最浅，但是却也是蒋介石最信任的侍从之一。他看着戴笠沉默不语的样子心想，说不定这小子已经悟出了什么门道。    康泽问：“雨农，你对校长今天的训话有什么想法？”    戴笠连忙回过神来，恭敬地说：“我跟在校长身边最短，完全猜不到校长的心思。似乎他现在的情绪很焦躁，希望我们能够出个主意或者做点事情为他分忧。诸位老大哥是怎么看的？”    康泽看了他这种样子，戒心也松弛下来，很实在地说：“校长一贯做法就是遇到重大问题的时候，不直接下命令，而是用骂人的方法逼着手下人猜出他的想法，迎合他的意图。我们大家回去还是再都想想，校长希望我们如何行动吧。”    过了几天，蒋介石又召集大家开会，依然是把所有人骂了一通就散会。    这一次大家都不敢再拖延了，绞尽脑汁都要把蒋介石的意思给猜出来。    邓文仪想了半天，说：“前两天校长给我一本《墨索里尼传》，要我看完传阅下去。”    戴笠心中像忽然亮起了一盏明灯，立刻有数了。他曾经听唐纵说过墨索里尼是德国的一个特务组织的首领，他依靠资产阶级右翼分子和一部分军人，建立起法西斯组织黑衫党，在国内进行独裁统治。蒋介石所希望的当然也是像墨索里尼那样，能够在中国建立起铁杆的独裁政权。而他所想要依靠的，当然是他一手栽培起来的黄埔系。再加上今天来的全都是黄埔学生，蒋介石的心思也就昭然若揭了。    戴笠打定主意，却仍然一言不发。因为他知道如果自己把蒋介石的心思说出来，那么功劳就会被这些老大哥们占去，抢着向蒋介石献媚。而他则要单独向蒋校长表明，自己才是最明白校长意图的人。    散会之后，戴笠连夜起草了一份建议建立特务组织的计划书，重点在于强化特工力量，用非常手段打击反对“领袖”的异己力量，保卫“领袖”至高无上的地位。同时在组织里建立一个专门的特工部门，而且这个特工部门直接向蒋介石负责。他把建议书看了又看，改了又改，想要第二天就给蒋介石送去。没想到第二天一早就收到消息，说校长再次召集他们几个人开会。戴笠把建议书带在身上，匆匆忙忙就过去了。

　　原来戴笠低估了其他几个人猜测蒋介石心思的能力。他们也都连夜看了《墨索里尼传》，想到了蒋介石希望他们能够建立一个特务组织的想法。邓文仪更是直截了当地向蒋校长许诺，说只要黄埔系的学生众志成城，就一定能够实现蒋校长的愿望。于是蒋介石命令再次召开会议。    可是习惯了抢好献媚，大家又在蒋介石面前发生了争执，这个人说特务组织应该这么办，那个人说特务组织应该那么办。蒋介石看着混乱的会场，大发雷霆。马上会场上就安静下来。过了一会儿，贺衷寒竟然泪流满面地说：“目前时局虽然困难，相信只要我们团结起来，一定可以克服困难。”    一语既出，大家都纷纷附和。蒋介石也就顺水推舟，叹了口气说：“你们怎么可能团结得起来？今天团结，明天又要闹矛盾。算了，你们试试也可以。”    话说到这里，大家就开始组织讨论如何把组织建立起来的问题。因为当时与会者的统一制服是黄埔军校的蓝色军装，所以该组织便被称作“蓝衣社”。戴笠看时机不到，还是没有把建议书拿出来和大家讨论，而是想着单独面呈给蒋介石批阅。可是还没等蒋介石做出答复，蒋就又面临着第二次下野的危机。    但是戴笠仍不死心，他相信蒋介石还有重新上台的一天。在他和胡宗南的交谈中，他也不止一次地谈到自己对蒋介石的信心和倚赖。他让胡宗南无论如何也要把他这份心意告诉给蒋介石，自己愿意为校长出生入死，全心全力维护校长的领导和统治。    胡宗南感慨地说：“雨农你这份心思，相信校长一定会明白的。你放心，我这次前去溪口，一定替你在校长面前多美言几句。谁让我们是拜把的兄弟，我有什么好处，当然不会少了你那一份。”    戴笠感激地抓住胡宗南的手，重重地摇了一下。仿佛他们两人的命运也在这一掌之中，牢牢牵系住了彼此。    局势的控制没有超出蒋介石等人的预料。在他下野没有多久，接替他出任国民政府领导人的孙科、汪精卫等人，雄心勃勃，慷慨激昂，命令张学良在锦州一带抵抗日本军队的进攻。可是，他们却无法调动唯蒋介石之命是听的中央军前去增援，张学良也对他们非常冷淡。结果，锦州很快失守，东北军全部撤进关内，东三省遂悉数沦陷。到此时，国民党内反蒋派别大概才意识到，经过多年经营，蒋介石的地位与影响力已难以撼动。    1932年1月28日，蒋介石复出了。他任命汪精卫为行政院院长，孙科为立法院院长，仍由他自己担任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他的这种安排，虽表面上看起来使权力有所分散，但至关重要的军权依旧掌握在他手上。他所奉行的依然是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就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    为了进一步加强他的集权统治，防止国民党内部再次出现反蒋势力，蒋介石加快了建设与强化特务机构的脚步。“复兴社”终于在各方抱着不同目的的驱动下，颇费周折地成立了。

　　第四章西安事变因祸得福    1.不念兄弟情刺杀王亚樵    戴笠一生结拜的兄弟不在少数，但是他并没有把每个人都当作兄弟一样看待，而是有用时尽力拉拢，无用时就弃之一旁，甚至不惜暗杀自己的兄弟，来成就仕途。    年轻时曾经给予过他提拔的王亚樵就成了戴笠上升过程中的垫脚石。    由于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民间反对他统治的自发组织也在积极策划行动。1931年发生了一起庐山刺蒋案。大难不死的蒋介石调查得知行刺的是王亚樵派来的人马，当即大怒，命令戴笠不惜一切代价抓住王亚樵。    戴笠跟王亚樵有旧日情谊，而且赏识他既有号召力，又有实力，早就想要劝他“弃暗投明”，进入军统工作。听到蒋介石的吩咐，他马上找到当年一起投靠在王亚樵门下的胡抱一，携带四万元巨款到上海做说客。不料被王亚樵严词拒绝。戴笠一招不成，又让胡宗南写信给王亚樵，提出由两人合组安徽省政府，让王亚樵出任副主席。没想到王亚樵还是没有上当，再次拒绝，并且威胁道如果再这样纠缠下去，他就不再顾念旧日情谊，要这几个兄弟好自为之。戴笠只得开始布置围捕行动。    但是王亚樵也不是省油的灯。他通过化装、墓地藏身等手段，躲过了戴笠多次的天罗地网，并且还派人混入国民党中央四中全会，枪击了汪精卫。蒋介石深感性命堪忧，于是给戴笠下了死命令：“必须早日将王亚樵及其党羽捉拿归案，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此时王亚樵和戴笠一个逃一个追，相继都来到了香港。    在香港大街小巷中，出现了一批身份不明、行动怪异的人。他们拿着王亚樵的照片拦着路人询问是否见过，在哪里出现过。而许多宾馆、酒店也有专人去询问照片中的男子是否在此住宿过。

　　这样广撒网的方法居然也让戴笠捕到了小鱼。居然有两次他们打听到了王亚樵的处所。虽然扑到目的地时已经是人去楼空，可是戴笠逐渐了解了王亚樵在香港的活动规律。    一天，在香港轩尼诗道上的绸布商店中，戴笠和王亚樵第三次面对面的交手在此展开。这个地方是斧头帮核心成员的聚会地点，而当天又是约定好的联络日。看着王亚樵和他的密友余立奎等人分批走进店中。戴笠低声说：“包围，收网。”    屋内，兄弟几人正在为如何逃脱戴笠的追捕苦苦思索，忽然听到屋外有异响。余立奎当机立断引王亚樵到密道说：“九哥你快走。你的命最要紧。我和他们瓜葛不深，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王亚樵也不推辞，一抱拳说：“兄弟多多保重。我逃出去后，一定设法营救。”说完他便一窜身，从壁炉口钻了进去。    余立奎立刻用干柴把壁炉掩好，回到座位坐下，若无其事地等待特务们的破门。    戴笠进屋之后，知道自己又失算了，气得马上叫人绑了余立奎押下去严刑逼供。    同时，在蒋介石的强烈要求下，英国外交部勒令香港答应引渡余立奎到南京，同时限令王亚樵在短时内离开香港。戴笠认定王亚樵这回该束手无策，走投无路，只能自投罗网了。    没想到天无绝人之路。就在情况危急之时，广西的李济深又向王亚樵投去了橄榄枝。他带着郑抱真等几个贴身门徒，乔装打扮，躲过了戴笠布下的天罗地网，偏居僻乡。    过惯了大风大浪的日子，乡村的生活十分平静，却也有些单调和乏味。王亚樵经过考虑，决定投奔延安参加革命。因为他身份特殊行动不便，于是让门徒余亚龙、张献廷送两封信出去，一封是给周恩来的，一封是给毛泽东和朱德将军的。    信送出去了，王亚樵也开始了无休止的等待。一方面他十分盼望着能有老友前来小聚，饮酒谈笑，打发时间，可是另一方面他又要隐藏身份，隐姓埋名。闲暇时间多了，他不由得担心起余立奎的安危，希望能够得到一些他的消息。    就在他翘首企盼的时候，一个娇小的身影风尘仆仆地出现在他眼前。他大喜过望，忙问：“婉君，你怎么到这里来了？余立奎怎么样了？”    余婉君明显是走了许久的路，头发蓬乱，脸上也是黑一道灰一道。她抬起脸，怔怔地看了一会儿王亚樵，忽然扑向他怀里大哭起来，边哭边说：“九哥啊，我的命好苦啊。”    这余婉君原来和王亚樵有过一段旧情。后来因为余立奎看上了婉君的貌美活泼，王亚樵便仗义将余婉君让给他，还给他们当了介绍人，主持了他们的婚礼。这回，余立奎又是因为自己身陷囹圄，于情于理都应该帮他照顾余婉君。

　　王亚樵没有多想，轻轻拍着余婉君的背，柔声说：“你别急，我一定帮你把余兄弟救出来。你就在我这儿先住下，只要有我一口饭吃，就不会饿着你。”    余婉君破涕为笑，她闪动着明亮的双眸感激地望着王亚樵，一切尽在不言中。    自古英雄和美人就是天生的绝配。余婉君生性风流，对王亚樵百般献媚，千般讨好，想要重修旧好。王亚樵念在兄弟之情上，想法推脱婉拒，但英雄的铮铮铁骨抵不过美人的如水柔情，最后他还是在余婉君的美色攻势下，和她共入了温柔乡。    自从王亚樵和余婉君好上之后，一方面是为了幽会方便；另一方面也担心这件事被弟兄们知道了，影响不好，王亚樵经常不带保镖，和余婉君单独在一起。慢慢地，两人也都习以为常，越来越频繁地相约私会。    1936年10月20日晚上，王亚樵又应邀来到余婉君的住处。他用钥匙打开房门，屋里漆黑一片，没有灯光。王亚樵心里一惊，正要退出，只听见余婉君娇滴滴地说：“九哥，你来摸摸我在哪儿？”    王亚樵笑了，他关上门，伸出手摸索着往前走。谁知道就在他努力睁大眼睛辨认夜色中的物体时，一把石灰朝他撒了过来。他立刻感到面上一阵刺痛，眼睛是火辣辣地疼，连忙一手捂眼睛，一手伸到怀里掏枪。    说时迟那时快，屋里数十支手枪齐发。王亚樵纵身一跃，循着枪响的方向反手就是几枪。他中弹落地之后，伏地而卧，依然没有停下反击。    一阵疯狂的扫射过后，王亚樵终于一动不动了。几个特务奉命上前检查，刚走到跟前，忽然王亚樵又举手几个点射，特务应声倒地。    “给我开枪，射死他！”戴笠终于没有一丝的愧疚之心了。血腥的屠杀让人变得残忍，变得冷血无情，变得丧失理智。    原来余婉君是个非常爱玩的交际花。余立奎跟随王亚樵去香港之后，她独守空闺，非常寂寞，就总是往舞厅跑。一次深夜，她打扮得花枝招展地从舞厅回来，途经小巷的时候遇到几个流氓调戏。当时一个年轻英俊的青年正好路过，赤手空拳打跑了流氓，救了余婉君。青年自称程子贤，他把余婉君送回了家，并且让余婉君有任何需要帮助的地方都可以找他。一来二去，两人也就眉来眼去，勾搭上了。

　　原来这个程子贤实际身份是军统特务，“英雄救美”也是戴笠导演的一出戏。程子贤把余立奎为了救王亚樵而被捕的真相告诉余婉君，骗取了她的信任，请她配合军统抓住王亚樵，救余立奎出狱。天真的余婉君也就相信了他的谎言，答应帮忙引王亚樵上钩。事后，她自知无颜见王亚樵的余部，也就收拾行李，仓皇出逃了。    一代暗杀之王的较量最终因为强烈的悬殊而分出了胜负。胜者趾高气扬地扬长而去，负者倒在血泊之中，体无完肤。    2.西安事变枪响胆战心惊    1936年12月，戴笠正在广州进行接收，扩充广东缉私部队。午后1时整，他忽然接到军统局西安情报站站长发来的加急电报。他心里立刻一抽，一股不好的预感霎时笼罩心头。他知道此刻蒋介石正在西安劝说东北军“剿共”。而之前也有情报传来说据张学良身边的亲信透露，张杨有可能采取“兵谏”的方式，逼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可是当时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戴笠都认为张学良颇有忠义之风，不会做出这种事，因此都没有放在心上。可眼前这一纸加急电报会不会就是报忧的噩耗？    他颤巍巍地打开电报纸，念道：“十万火急，南京沈沛霖(戴笠的代号)亲译(绝密)：据确切悉：12日拂晓，张学良、杨虎城突然发动兵变，叛军包围了华清池，领袖已被挟持到新城大楼，生死不明。西安江雄风敬叩。”    戴笠“啊”了一声，一下子瘫坐在椅子上，出了一身冷汗。他感觉到自己为蒋介石办事以来，最大的危机已经来临。    戴笠立刻坐飞机赶回南京，下飞机刚好接到宋美龄的急电。他知道此事已经遮掩不住，连忙驱车前往蒋介石的府邸。    一进门，宋美龄正在桌边拭泪，宋子文、孔祥熙等人都在一旁走来走去。看到戴笠，宋子文首先斥责道：“你们是怎么负起保卫领袖安全的责任的？为什么此次事变之前竟然没有任何动静？”    戴笠不敢接话，他拿起桌上的电报一看，是下午3点50分，西安方面发来的正式电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蒋介石被扣。”    戴笠心里一凉，只得说：“这条消息不要扩散，我先去找何应钦商量一下应该怎么办。”    孔祥熙马上说：“何应钦他早就得到电报了，故意遮掩着不告诉我们。要不是他身边有我的人私下递了个消息来，我们到现在还是被蒙在鼓里啊。”    宋子文说：“因为党内的政府要员已经跟随委员长去了西安，现在留在南京的数他位置最高。他一直对委员长就不服气，现在姐夫在西安出事，正好给了他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看他是要借刀杀人，所以故意封锁消息。”

　　一听到他这话，宋美龄更是嘤嘤地哭了起来。    戴笠连忙撇清责任：“其实在校长去西安之前，我已经劝说过校长张学良、杨虎城似乎与陕北红军的某一负责人进行秘密接触，此行危险。可是校长却说他不相信汉卿会出此下策，坚持要走。我阻拦不住。而事情到现在这个地步，我估计大家该知道的也都知道了。现在何应钦应该也不敢有异动。”    宋子文问：“那你说，现在应该怎么办？”    戴笠沉吟了一下说：“汉卿是个忠义之人，他虽然做出了这等大逆不道的事情，可是定然不会和校长为难。我相信这些都是在杨虎城的怂恿之下做出来的。而且有汉卿在，校长的生命是有保障的。我们现在应该争取和西安方面取得联系，说服校长答应他们的条件，早日救校长回到南京。”    宋美龄抽泣着说：“对，必须和平解决，千万不能打西安。子弹是不长眼睛的，万一炸弹落在华清池，岂不是要中正的命吗？”    宋子文安慰她说：“我们马上就召集临时紧急常委会，商量个办法出来。你放心，姐夫吉人自有天相，不会有事的。”    消息一出，整个南京城上空仿佛炸开了晴天霹雳。何应钦见风使舵，把中央委员都召集在自己的官邸，想要引导大家同意攻打西安。而宋美龄为首的一群人也强烈要求和平解决。一时间会场上议论纷纷，莫衷一是。离了蒋介石的一帮人群蛇无主，一个个都撕下了面具，为了自己的利益赤裸裸地相互进攻。    戴笠的恩师，如今已经是考试院院长的戴季陶首先站起来发言：“张、杨大逆不道，为国法所不容，如果不立刻前往讨伐，国家将如何树威？政府将何以立足？我建议迅速派兵包围西安，只有张、杨的性命在我们手里，领袖的生命才有保障。”    戴季陶是国民党的元老，他一开始就发表了“主攻”的意见，这让何应钦等人欣喜不已。主和的宋美龄等人着急了，连忙说：“万一张、杨以委员长的性命相要挟，或者将他做人质怎么办？”    何应钦此时却站起来说：“诸位，我看应该马上派飞机轰炸西安，坚决讨伐逆贼。”    “对，应该出兵。”    “要给张学良和杨虎城一点颜色看看，叫他们不把中央放在眼里。”    戴笠转头一看，附和何应钦的竟然是复兴社的老成员，蒋介石曾经信任的桂永清、贺衷寒、邓文仪等人。他们认为此次事变是中共指使张、杨干的，蒋介石生还的希望渺茫，因此急于重新寻找新的主子，就投到了何应钦的门下。

　　宋美龄是又急又气，她站起来大声疾呼：“轰炸西安是置中正于死地，我坚决不能答应。我这么做不只因为他是我的丈夫，而且因为他是国家的领袖，他要是有什么好歹，中国将陷入更大的混乱。”    可是在何应钦等人的强硬意见下，宋美龄一个女流之辈的声音是如此微弱。    戴笠虽然是站在“主和”这一边，但他并不敢发言。因为事变发生以来，已经有不少人质疑他的特务处和张、杨内外勾结，故意骗蒋介石去西安。他一开口，就会有更多的反对和质疑的意见砸向他。他只好坐立不安地保持沉默。    就在场面出现一边倒的情况时，忽然戴季陶又站起来说：“我是信佛的。活佛在拉萨，去拉萨拜佛有三条路，一是由西康经昌都，二是由青海经玉树，还有一条是由印度越大吉岭。这三条路都可通拉萨，诚心拜佛的人三条路都走，这条不通走另一条，总有一条走得通的，不要光走一条路。”说完又叩了一个响头，退了席。与会者看见这一幕，特别是主攻的人知道戴季陶转了向，也不再提反对意见了。    宋美龄等人得到了难得的喘息时间，抓紧时间和西安进行联系。12月21日，随蒋介石去西安的英籍澳大利亚人端纳从西安带回消息，说张、杨只想让蒋介石接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请求，并无加害之意。宋美龄、宋子文决定跟随端纳去先亲自劝说蒋介石先答应条件，再秋后算账。    这一场风波下来，戴笠成为了少数的“拥君派”。但他也已经无路可走了。他就像和蒋介石拴在一处的蚂蚱，离了这个主子，他也没有了去处。    3.为前途赌性命飞赴西安    这时，戴笠却又面临着他另一个艰难的选择，那就是去西安救蒋，还是留在南京。    留在南京等待事变解决当然是万无一失。可是此次西安事变他有渎职之过。无论蒋介石是生是死，他都逃脱不了失职的罪名。不如随宋氏兄妹冒死前往，或许还有转机。    可是他决定要去了，却又开始踌躇，担心不仅没有在蒋介石跟前讨上好，反而搭进自己一条小命陪葬。就算张、杨不和蒋介石为难，也难保东北军、西北军那么多人中，没有想要自己脑袋的。到时候手起刀落就是脑袋一颗，那么荣华富贵也都打了水漂。

　　戴笠是思来想去定不下主意，突然，他想起自己的挚友胡宗南。胡宗南久在西北驻扎，对张、杨两部的情况比较了解，为何不请他帮忙做一决断？戴笠主意一定，马上发去电报。    胡宗南的回电也是马上就到，他说：“根据我从各方面掌握的情报判断，西安事变蒋介石绝无生命危险。校长不亡，岂有学生先亡的道理？你放心前去，我保你此行不但没有生命之虞，而且是千载难逢的建功之机。”    戴笠大喜，马上去找宋美龄哭陈愿意一道去西安。宋美龄担心他恶名在外，去了只能坏事。宋子文却帮他说话：“雨农和汉卿关系极好，他去或许能帮我们做做他的工作。你就让他去吧。”    戴笠连忙谢了宋子文。从这件事开始，他跟宋子文的关系也就更近了一步。    当天晚上，南京特务处大礼堂召开了骨干特务训话。戴笠把工作交给了郑介民和梁干乔，又回鸡鹅巷拜别了老母妻儿，踏上了去西安的飞机。    飞机途经洛阳机场，戴笠跟随宋美龄在飞机上向下俯瞰，只见机场上已经罗列着数十架轰炸机，心里是突突直跳。宋美龄让机长同洛阳空军司令联系，在没有得到确切消息之前，切勿派飞机接近西安。    戴笠此时已经对张学良放下心来，知道他不会对蒋介石动手，也不担心自己会在西安遭遇不测。既然他愿意让宋氏姐弟前去，就说明他没有歹心。张学良与宋子文有姻亲关系，张的夫人又是宋美龄母亲的干女儿。有这两人同行，必定不会和他为难。他最大的忧虑是何应钦乘人之危，派人攻打西安，使蒋介石和张学良等人同归于尽，何本人就能坐收渔利。所以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一场争夺时间的战斗。    他环视一眼机舱，宋美龄、宋子文等人都是一脸焦急，宋美龄甚至把一柄手枪交给端纳，告诉他如果出现军队暴动等情况，立刻开枪杀了她，不用迟疑。她美丽的脸庞上现出一份坚毅的神色，端纳默默接过手枪，没有一个人敢说话。整个飞机上笼罩在一片悲壮的气氛中。    很快，飞机抵达西安机场，可是机场中并没有出现迎接的车辆，只有两三名卫兵。戴笠沉吟一下说：“也许是我们出发的时候发送的电报还没有送达西安。可以让飞机在西安城上方盘旋数圈，引起城中的注意。”

　　机长依言行事。不一会儿，车辆陆陆续续往机场开来。飞机刚刚停下，张学良立刻出现在机舱门口，形容憔悴，面带愧色。宋美龄保持着端庄冷静的仪态，主动和他握手问好，看似不经意地说了一句：“张大帅能否让部下不要搜查我的行李？我怕他们翻乱了我不好整理。”张学良立刻惊恐地点头说：“夫人何出此言，我张某人哪里敢对夫人如此不敬？”    看到这个场面，大家都放下心来。戴笠也知道张学良如此性格，是断断不可能为难蒋介石的。他整整衣装，要跟在宋子文身后下飞机，不料被张学良私下拦住说：“雨农兄稍安毋躁，我有专车来接你。”    戴笠狐疑地停下脚步，但他知道自己在东北军中树敌甚众，也就不敢贸然行动。他坐回座位等待，听到机外一辆辆汽车开动走远了之后，才见到几个士兵走出来，向他行了个礼说：“请戴先生解下随身武器，跟我们上车。”    戴笠心里是咯噔一响，暗暗懊恼到自己终究还是没有逃过此劫。他乖乖解下了佩枪，跟着士兵上了一辆小轿车，往一条偏僻的小路开去。    半小时之后，轿车驶到一座戒备森严的公馆，士兵不由分说地把戴笠“请”进了地下室，关押了起来。    戴笠看了看屋子，里头准备了干净的被褥和设施完善的洗漱间，显然可见张学良没有亏待他。可是他辛辛苦苦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西安，连蒋介石的面都没有见上就被关起来，那不等于是白走了一趟吗？    他拍着门叫士兵过来，可是敲了半天都没有人理他。天色暗下去又亮起来，他除了能从一个小窗子中取到干净的饭菜和饮用水，此外没有半点和外界的联系。    戴笠越等越慌，越等越怕。他不知道西安城中此时是兵荒马乱还是和平无事，不知道是蒋介石妥协了答应和谈还是杨虎城一怒之下逆天刺主。他更担心某天屋外就闯入一批人把他杀掉灭口。从前他每天都能得到许多的消息，忽然有一天什么消息都传不到他这儿来，他一下子失去了安全感，只觉得前途渺茫。    戴笠翻遍了身上的口袋，找到一个本子和一支钢笔，他怀着必死的心情写下了遗书：“自昨日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同志所愿也。唯未见领袖，死不甘心。领袖蒙难后十二日，戴笠于西安地下室。”写完他把纸笔一掷，闷头大哭一场便沉沉睡去。    在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的时候，戴笠就被开门的铁锁声惊醒。他一翻身坐起来，看到张学良背着手走了进来。他双颊消瘦，神情更加疲惫，仿佛几天都没有睡过。    戴笠站起来，两人相视一眼，一言不发。张学良把一份东北官兵联名写的报告交给戴笠，戴笠一看，又是浑身一颤。只见上书八个大字：“速杀戴笠，以绝后患。”

　　戴笠最初的恐惧过去后，反而冷静下来。他明白张学良会给他看这一纸报告，就表明了张学良不愿意杀他，但是又迫于舆论的压力，只得把他软禁在此。他转过头对张学良说：“你不杀我，我应当谢你。可是你挟持领袖，闹出如此大乱，该当何罪？”    张学良长叹一声说：“我是国家的罪人啊。这次事变后，我愿意随蒋委员长去南京，以表示我的赎罪之心。”    戴笠听了心又放下一半，他问：“事情解决了？”    张学良点头说：“蒋委员长答应了我们提出的和谈条件，你可以去见他。但是逗留时间不可过长，我已经准备好飞机，你马上可以返回南京。”    戴笠听了心是完全放下了，他握住张学良的手说：“既然如此，多谢汉卿兄了。就请快带路吧。”    张学良在前面走着，戴笠在背后相随，脸上露出了得意而阴险的笑容。    4.押宝全中获蒋宠又升官    戴笠在张学良的护卫下，穿过层层守卫的府邸，走进了蒋介石休息的内室。一路上他的心里都颇为忌惮，因为知道东北军中想要置他于死地的人不少。要不是张学良的贴身保护，恐怕这一路过来也是凶多吉少。    蒋介石正坐在屋内生闷气，宋美龄在一边劝他。看戴笠走了进来，蒋介石立刻大吼一声：“你来干什么？给我滚出去！”    戴笠很久没有听到蒋介石的训斥了，乍听之下，竟然感动得哭了出来，心里觉得格外亲切。    看到这场面，宋美龄连忙打圆场说：“都什么时候了，你还骂雨农。现在那么多人等着看你死，只有他一个冒死来救，如此忠心是实在难得。你就让他见见你吧。”    蒋介石心里何尝不是感念戴笠的忠诚？只是这次面子丢得太大了，总得让他耍耍威风，出出恶气。看着戴笠第一次落下眼泪，他还是又骂了一句：“干号个什么，我还没死呢？”他嘴里这么说，心里却做好了回去给他升官犒赏的准备。    在张学良的保护下，登上了返回南京的飞机。在起飞的那一瞬间，他仿佛有一种唯我独尊，平步青云的感觉。他暗暗在心里说：“这一场赌得漂亮！”    事后他也曾把自己的幸运归功于化名取得好。因为戴笠有“缺水忌土”的命相，所以在军统局本部用过许多“水汪汪”的化名，来弥补自己命中不足。这些化名有：汪汉清、汪涛、涂清波、海涛源、沈沛霖、雷雨雯等。他用得最多的化名是“沈沛霖”，因为自取了此名后，他的老胃病就很少发作，甚至罕有伤风头疼，“天天如愿，事事顺手”。    12月24日，蒋介石在宋氏兄妹的劝说下，终于答应了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六项协议，即：    1.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    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    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    4.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    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6.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

　　12月25日下午，在宋美龄和宋子文的陪同下，蒋介石扶着腰一瘸一拐地登上了开往洛阳的飞机。走在机场的时候，蒋介石还一直注意张学良有没有陪在身边，直到看着张学良也坐上一同返京的小飞机时，他才放下心来，对宋子文说：“你盯牢些，别让汉卿跑了。回去后把他交给雨农好好处置。”    此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周恩来正坐在疾驶往西安的汽车上，他想要劝阻张学良留在西安，可惜晚了一步，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飞机越飞越高。    12月26日，蒋介石回到了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可从这一天起，张学良也失去了自由。    戴笠特地到机场迎接蒋介石。他红光满面，精神抖擞，一副春风得意的模样。蒋介石一走出机舱，他马上走到了最前面迎接。    和他一起等候在机场的何应钦、桂永清等人都是面色尴尬，似笑非笑。蒋介石瞪了他们一眼，什么话都没有说，把手伸向了戴笠。戴笠连忙像个小太监一般毕恭毕敬地扶着他坐进了小轿车。这短短的两步路却象征着巨大的荣耀。    回到府邸的蒋介石斜躺在软榻上，私人按摩师在一旁按摩他的腰。他嘴里不时地“哎哟哎哟”叫唤几声，满脸痛苦的神情。    宋美龄坐在一边削了个苹果，切成薄片送到他嘴边。她又是心疼又是气愤地说：“要不是汉卿突然发动兵变，你也不会从骊山的虎斑石上摔下来，你的腰也不会受伤这么严重。”    蒋介石皱着眉头说：“这也不能全怪汉卿，他年轻，并不懂事，这次兵变纯粹是受人唆使。最应该负责任的是杨虎城，要是没有他在一旁怂恿，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戴笠走进屋内，刚好听见了蒋介石的牢骚。蒋介石连忙说：“戴科长你来得正好，汉卿这事就交给你办了。我已经让军事委员会对他进行审判，他日后的生活，就由你好好管束。”    戴笠愣了一下，问：“报告校长，请问对张学良的管束期大概要多久？”    蒋介石气得一拍椅子扶手坐起来，马上扶着腰“哎哟”叫着躺了下去，他指着戴笠说：“他本来就罪该万死，难道你也要为他说情吗？”    戴笠连忙解释：“学生不敢，学生的意思是，软禁汉卿必须在一个隐秘僻静的场所，而且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这个度是多少，学生不敢擅自做主。”    蒋介石平息了怒气，想了一下，叹了口气说：“我们毕竟是结拜的兄弟。在西安的时候他也不曾亏待过我。虽然他犯下这等大罪，终究我还是不忍心对他太过苛刻。你自己看着办吧。至少应该派一个少将级的干部去，再派给他一个连，由他指挥。经费嘛不论多少，要尽量保证他生活舒适。”    戴笠心中有数了，答应了一声，又问道：“那么杨将军该怎么处置？”    一听到这个名字，原本已经平静下来的蒋介石又是火冒三丈，他狠狠地拍了拍椅子的扶手说：“这个杨虎城竟敢怂恿张学良和东北军谋反，胆子不小啊！我一定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让他知道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戴笠明白了蒋介石的意思，立刻下去准备。从此之后，张学良再也没有自由的日子。而杨虎城一家更是被囚禁起来，受着生不如死的折磨。临去台湾之前，毛人凤代替已经死去的戴笠举起了屠刀，将杨虎城一家残忍杀害。

　　第五章白色恐怖暗杀频发    1.反民主刺杀同盟总干事    杨杏佛在国民党中也是一个资历较老、威望较高的成员，曾任孙中山秘书，备受孙中山以及国民党左派的赏识。他生性耿直、刚正不阿。1912年南北议和后，袁世凯政府力邀他加盟做官，但是他却远赴美利坚留学，可谓有骨气。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国民党斥资白银80余万两兴建中山陵，杨杏佛被推为治丧筹备处总干事，掌握极大的决定权。当工程招标时，许多建筑公司纷纷送礼贿赂，杨杏佛照单全收，却将礼品存放在陈列室中，供人参观。这种魄力和胆识让想要进行独裁统治的蒋介石不由得忌惮三分。    1932年底，蔡元培和宋庆龄有感于外籍人士牛兰夫妇绝食抗议、陈独秀被捕等一系列政治事件，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专门营救被政治迫害的文化名流，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同盟办公地设在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331号中央研究院国际出版物交换处(今陕西南路235号)，杨杏佛任同盟的总干事，成为自由与人权的坚决维护和实践者。正因为如此，他也成了蒋介石的眼中钉，肉中刺。    1933年初，在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之后的动荡中，杨杏佛前往北平。在他下榻的云同饭店里已经聚集了多家报社的记者，里头也混着几个军统的特务。杨杏佛身着一套灰色西服，气质儒雅，毫无惧色。    《大公报》的记者率先发问：“杨先生，贵同盟多次呼吁释放政治犯，但如若释放了他们，岂不是纵虎为患？”    杨杏佛不假思索地回答：“本同盟以保障民权、促进法治为宗旨，凡是一切破坏民主，破坏民权之行为，我们都强烈反对。”    另一个记者问：“对于蒋委员长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请问杨先生有什么看法？”    杨杏佛忽然激动起来，义愤填膺地说：“九一八事变，蒋介石一纸令下，竟让30万东北军不战而退，关外大片沃土沦入敌手。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奋起抗击，蒋介石不仅不予支持，还多方阻挠，导致十九路军没有援兵，弹尽粮绝，最后只得含恨而退。请问，这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干得出来的事情吗？”    杨杏佛的话慷慨激昂，掷地有声，让在场的人都为其的英勇无惧捏一把汗。

　　杨杏佛还在继续发表意见：“古语云：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而今日寇侵我中华，何言攘外必先安内？以我之见，凡我中华民众，当此国难之时，需齐心协力，共御外敌。我想，若孙先生泉下有知，也会赞成国共合作的。”    不知是不是杨杏佛的爱国热情点燃了现场的气氛，开始有人附和他的声音：“杨先生说得好！”    “当此国难，不御外侮，反自相残杀，不日必有亡国之忧！”    《社会新闻》的记者在混乱中抢着发问：“杨先生此言差矣。蒋委员长秉承总理遗志，致力发扬三民主义。而你反称政府是压制民主，破坏民权，这不是恶意毁谤吗？”    杨杏佛锐利的眼睛扫了他一下，人群中有几个身影骤然微微颤抖。    杨杏佛铿锵有力地说：“蒋先生所言所行，诸位有目共睹。多行不义必自毙，其余不用我多言。”    记者会持续了近两个小时，杨杏佛心情激愤，直说得是声嘶力竭。在场的各报记者均为其直言不讳所震惊。    蒋介石拿着登有杨杏佛言论的报纸，双手微微发抖。他把戴笠叫到了自己办公室，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臭骂：“养了你们这一群废物何用？一天到晚什么事都干不好，到现在交不出一点像样的成绩。我恨不得把你们都给枪毙了！”    戴笠平日也听惯了蒋介石的痛骂，还深感“打是亲，骂是爱”，越是挨批评越是觉得领袖看重自己，自然也就更加感恩戴德。此时他连忙哈腰说：“校长教训得是，学生不能替校长分忧，真是罪该万死。校长如果有什么吩咐，学生自当舍生忘死，效犬马之力。”    蒋介石重重地敲着桌面说：“你说得好听，那我问你，杨杏佛四处活动，和共产党串通一气，反对我的统治。你们特务处是不是毫不知情？是不是打算就这样置之不理？”    戴笠眼睛一转，立刻明白了蒋介石此时已经起了杀心。他连忙说：“上海区的同志一直在监视杨杏佛的活动。如果校长需要，我立刻可以下命令。”    蒋介石瞥了他一眼，似笑非笑地说：“这不是这么简单的事，以杨杏佛在党内的威望地位，特别是以他和宋庆龄的关系来说，目前还不能立即有所行动。”    戴笠马上说：“如果能够对杨杏佛加以警告，让他知难而退，或许不用大费周章。”

　　蒋介石皱着眉头说：“你不是都想好了吗？那还不去做？非得让我事必躬亲吗？”    戴笠马上低头说：“学生知错，学生这就去执行。”    没过几天，杨杏佛收到了一个沉甸甸的信封，打开一看，里头竟然掉出了两个黄澄澄的子弹。他的侍从很担忧地说：“杨先生，您要小心一些，这是有人要取您的性命啊。”杨杏佛轻蔑地笑了一下，随手把子弹丢进字纸篓，铿锵有力地说：“我知道是谁想要我的脑袋。可是他们越是要这么做，越暴露了他们的胆小和心虚。让他们来吧，我无所畏惧。”    这番话传到了戴笠耳朵里，他阴险地一笑，用一块枣红色的绒布擦拭着自己心爱的外国手枪，对手下的特务冷冷地说：“姓杨的不知好歹，咱们就让他尝尝挨枪子儿的滋味。”    很快杨杏佛的作息规律就被呈递到戴笠案头。他就住在中央研究院楼上，业余最大的爱好就是骑马。他在大西路养了两匹骏马，有空便去大西路、中山路一带骑马驰骋一两小时。戴笠根据这个情况，特意制定了在大西路对杨杏佛进行狙击的计划。可是当他把这个计划上报给蒋介石批准时，却遇到了反对。蒋介石把计划扔回戴笠面前，又是一顿臭骂：“你有没有脑子啊？我们的目标不只是要杀死杨杏佛，光消灭他一个对我们的革命没有用处。你应该杀鸡儆猴。”    戴笠恍然大悟：“校长的意思是不是要我们给宋……”    蒋介石立刻示意他噤声，眼露凶光：“此事最好要在法租界办妥，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不成功，便成仁。”    戴笠欣然受命：“是！”    1933年6月初，戴笠亲自前往上海指挥布置暗杀行动。而负责执行暗杀的是华东区行动组组长赵理君。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参加这次行动的凶手若干人，事前统一宣誓，保证“不成功即成仁”，如不幸被捕，应即自杀，否则将遭到严厉惩罚。    17日早晨，便有一群身穿长衫，行动鬼祟的男人出没在中研院大门外。此处离宋庆龄的府邸不远，一旦动手，所引起的喧闹必然能够引起宋的关注。杨杏佛是日还没有出门，正当赵理君布置好各人所站的位置后，一辆法巡捕房的巡逻警车正巧经过。不一会儿，另一队巡捕沿马斯南路经过。几个人商量了一番后，坐上汽车离开中研院。

　　第二天早上才6点多，昨天那辆小汽车再次停在了中研院门口。四人下车，看似漫不经心地走开，一人仍留在车里。到了8点多，当杨杏佛带着长子杨小佛走到院中登车时，他们已经做好狙击的准备。不料两人又从车上下来。特务们以为自己的行动败露，正欲冲入相搏，没想到他们只是换了一辆有司机的车子。等到车子开到中研院大门口，等待了许久的特务们便靠近车身，四支手枪同时朝着车内射击。    杨杏佛听到枪声，立刻知道这是冲他而来。生死关头，他扑到儿子身上，用自己的身体替儿子挡住了子弹。丧心病狂的特务们连开了十几枪，将手无寸铁的杨杏佛和司机打死。而杨小佛在父亲的保护下，仅腿部中了一弹，幸免于难。    听到枪声后，正在附近的法巡逻队赶到。几个杀手匆忙上车逃跑。而过得诚因为紧张，跑错了方向，而误了逃跑的最佳时机。赵理君一看他还差好几丈，而这时法租界警笛狂鸣，便顾不得再停车等候，又怕他被捕后泄露机密，立刻向他开了一枪，便开车逃遁。可是这一枪打偏了，过得诚只是腿部受伤，更无反抗的能力。过得诚愚忠思想作祟，他又自己朝自己开了两枪。子弹从胸侧穿过，他倒在了血泊中，被赶到的巡逻队送入了医院。    谋杀杨杏佛成功的消息传到戴笠那里，他还顾不得高兴，而是更加的惶恐紧张。他很担心过得诚会泄露出暗杀的内幕。于是又辗转派人打探。    次日，报上登出消息，称谋杀杨杏佛的凶犯“已醒转，自称高德臣，山东人，来沪访友……”全篇只字未提真实情况。可是戴笠依然大怒，因为蒋介石要是兴师问罪下来，他还是要负责任。他立刻通知在法租界巡捕房当探长的军统特务范广珍，要他带上一包毒药去向过得诚“慰问”。当天晚上，过得诚便因为“伤重不治”死在了医院。    纸是包不住火的。蒋介石等人的谎言经不起推敲，不攻自破。声讨蒋介石独裁统治和暴力迫害的抗议活动愈演愈烈，宋庆龄等民主斗士也走上了抗争的道路。全国发行量最大、也是读者最多的《申报》连篇累牍发表的报道浸透了死者的血水、生者的泪水和愤慨，而在此时更是掀起了又一阵的舆论批判狂潮。在这样内外交迫的压力之下，蒋介石没有收手，而是做出了更残忍的决定：派戴笠进行新的暗杀。    2.反舆论自由除申报主编    民国时期，《申报》是上海的一份非常著名的报纸，日销售量曾经达到两万份。该报的发展始终坚持着“人有人格，国有国格，报有报格”的办报精神，不为强权所左右。1927年4月13日，《申报》详细报道了四一二惨案的真相，为历史留下了可信的实录。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二天，《申报》就以醒目标题刊出《日军大举侵略东三省》、《蔑视国际法，破坏东亚和平》等新闻，并以大量篇幅登载了87条战地消息，其中45条是《申报》记者第一手采访所得，同时还发表时评《国人疾速猛醒奋起》。

　　1932年6月30日、7月2日、7月4日，《申报》连续发表三篇时评《论剿匪与造匪》，一针见血地指出“政治黑暗如此”，“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政治不清明，民生不安定，虽十次武力围剿，亦必无功。”蒋介石得到报告后，龙颜震怒，当下抓起红蜡芯铅笔写下六个字：“《申报》禁止邮递。”结果经过疏通，蒋介石提出三个条件：一是《申报》改变态度，陈彬必须离开；二是立即辞退黄炎培、陶行知等；三是国民党中宣部派员指导。史量才权衡之下，接受了前面两条，但断然拒绝了第三条。从7月16日到8月21日，停邮35天后，蒋考虑到《申报》的影响才同意解禁。    蒋介石一开始还很看重《申报》的影响，想要拉拢史量才。1932年10月，蒋把史量才等上海各界代表召到南京，并将史拉到自己身边留影；此时，上海临时参议会成立，国民党政府又指定史量才为参议会议长，还陆续给他什么农村复兴委员会委员、中山文化教育馆常务理事、红十字会名誉会长和上海战区善后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荣誉职务。对蒋介石的笼络，史量才或虚与委蛇，或称病请假，或保持缄默。因此，他们之间的矛盾，并没有解决。    蒋介石这一次把史量才请到南京，就是想要用半利诱半威逼的方式再次说服他和《申报》能够为自己的政权服务。史量才没有找借口推辞，也没有谄媚地连忙赴约。他穿了一身整洁的长衫，让司机留在车里等他，独自一人走进了蒋介石在南京的府邸。    蒋介石已经在书房等候多时了，当瘦小的史量才走进来的时候，他马上堆起笑脸迎上前去要和他握手。史量才并没有伸出手去，蒋介石一开始就吃了一个哑巴亏，心里就很不高兴了。可是他还是不想表现出来，故意装出一副大度的样子对史量才好言相劝。可是史量才虽然看起来瘦瘦小小，骨头却是硬得很。他看定了蒋介石不敢把自己怎么样，硬是软硬不吃。已经权倾一时的蒋介石哪里被人这样对待过？他闷了一肚子的火，最后终于爆发出来：“我手下有几百万军队，激怒了他们是不好办的。”史量才回敬蒋介石说：“我们《申报》发行十几万份，读者总有几十万吧，我们也不敢得罪几十万读者。”蒋介石最后说：“史先生，如果我有什么缺点，你们报上尽管批评。”史量才回答说：“蒋委员长，如果你有不对的地方，我们是不会客气的。”    蒋介石原本想给史量才一个台阶下，不料反而被将了一军，噎得是半天说不出话。此时史量才竟然一拱手就拂袖而去。蒋介石立刻给戴笠发了个电报，要他马上执行一个新任务。    戴笠又开始着手布置暗杀史量才的行动。可是没想到这一调查，竟然还查出史量才的一段风流香艳的往事。

　　原来在旧上海滩有一个叫花翠琴的老鸨，为了生计，收养了三个养女，一名灵芝，一名采芝，一名慧芝，人称“三枝花”。其中花慧芝不仅年纪最小，而且面容姣好，富有才情。在三枝花中名气也最大。当时的上海滩有不少男人对她动心，但是敢追求她的却都是有财有势或者名头很响的名流。慧芝的第一个男人是一个剽悍粗犷的军官，名叫陶骏葆。当时陶对她是一见倾心，许诺要娶她，并且真的把她当作未婚妻，凡事对她都没有隐瞒。但是身在风尘中的女子怎么可能为一个男人守身如玉？慧芝在老鸨的撮合下，又接了第二个男人钱有石，他是一个家有良田3000亩的富家公子，但是一看到才貌双全的花慧芝，也立刻把父母的严加管教忘在了脑后，一天到晚流连在温柔乡，还口口声声地说要为慧芝赎身。但是，慧芝觉得嫁给一个有钱人，最后也不免落得被抛弃的结局，因此就一直在找借口推辞拖延。直到她遇见了生命中的第三个男人，史量才。史量才论势力比不上陶骏葆，论财力比不上钱有石，可是他凭借幽默的谈吐，满腹的才华，赢得了花慧芝的芳心。但是因为有陶骏葆在先，两人始终不能如愿。    事情的转折发生在辛亥革命之后。镇江军阀陶骏葆带着巨额财产找到慧芝，想要寄放在她那儿。等到避过风头再为她赎身、购地置房。不料新上任的沪军都督在公堂上不经审讯将陶骏葆枪毙。而慧芝也陡然有了数十万元的身家，她替自己赎了身之后找到史量才，和他定下终身。    史量才称心如意地抱得美人归。他替慧芝恢复本姓沈，又为她取了一个颇有诗情的名字秋水。史量才又用沈秋水带来的财产盘下了《申报》，开始实现自己的传媒梦想。可以说，史量才是靠着沈秋水起家的。    可是当时史量才已经有家室了，并生有一子。而得到沈秋水之后，他在外面又有了新欢，还生下了一个女儿。这让一直没有生育的沈秋水黯然神伤。史量才深感对不起佳人，为了补偿这份歉意，史量才特意在杭州西子湖边的北山路为沈营造了一幢别墅，题名为“秋水山庄”。他还特意陪沈秋水在别墅里过了一段琴瑟和鸣的甜蜜生活。    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带着家人从上海回杭州的秋水山庄度假。同行的有司机，史量才的儿子史咏赓以及咏赓的大学同学邓祖询。史量才和二太太沈秋水执手坐在一起，微笑对视，全然想不到一场血案将发生在他们身上。    当车子开至海宁翁家埠村时，有一辆车横着挡在路中间，似乎是车开到半途坏了，车上的人正在检修。史咏赓不知是圈套，还探出身子说：“前面的车子请让一让。”不料装作修车的特务们立刻起身拔出手枪就射。    史量才见状，把秋水往座位下一推，大喊一声：“咏赓快走！”就连忙拉开门朝外跑去。    一时间枪弹如飞，司机和邓祖询当即没有了鼻息。史量才和史咏赓朝着不同方向，拼命狂奔。史量才跑进一家农户，又从后门出来，藏在一个干涸的池塘里，想要逃过特务的子弹。不料过路一个聋哑人看见，感觉到奇怪，就呆呆站在路边看他。史量才拼命做手势让他离开，他愣是没有动。

　　 还是站在路面上指挥的赵理君发现了异状，大喊着：“人在这里！”史量才最终没有逃过被暗杀的宿命。    而史咏赓因为年轻，身强力壮，他甩掉了三个追杀他的特务，只身一人跑到航空学校报警。一天后，他才把父亲躺在池塘里的干瘦的遗体抱上了回家的卡车。    从此“秋水山庄”里琴弦折断，但是戴笠的特务处却是弹冠相庆。大小特务都在祝贺戴笠又漂亮地完成一次暗杀行动，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已经逐日上升，难以被他人取代。    3.维护独裁统治消灭汪伪    在1939年12月13日的国民党纪念周集会上，蒋汪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汪精卫拂袖离去。当时，蒋介石已经叮嘱戴笠要严密监视汪精卫一行，防止他们公开投敌。蒋介石要求戴笠，既要达到监视和警告汪精卫及其追随者的目的，又不能让汪精卫抓到任何把柄，以致公然与老蒋决裂，造成无法挽回的局面。    18日，汪精卫、陈璧君夫妇等人借口讲演，从重庆逃往昆明。在云南省主席龙云面前，他们又谎称要为汪治疗枪伤，飞往越南河内。终于辗转离开中国，开始筹备建立独立的汪伪政权。    得知国民党政府二号人物公开投敌，全国上下对蒋介石也是严加声讨。迫于舆论的压力，也是害怕日本扶植汪精卫会伤害自己的利益，蒋介石终于下定决心做出重要的决定。他皱着眉头向戴笠下命令道：“让郑介民亲自带队到河内了结了汪兆铭，以谢天下。这件事的重要性你知道，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这……”戴笠嘴里答应了，眉头却皱了起来。他知道这个任务比从前任何行动都要困难，也比从前任何行动都要重要。如果完成了，是大功一件，如果没有完成，他这个军统局长也要负全部责任。让郑介民带队，等于是有功归他，有过错归自己。对戴笠来说捞不到任何好处。戴笠决定铤而走险，亲自向蒋介石接下这个任务。    戴笠说：“校长，这次行动关系重大。郑介民他很少直接指挥行动，我怕他到时慌了手脚。而且这么多年来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军令部二厅，对军统局的许多情况日见生疏，由他出马指挥，许多方面不熟悉，难免贻误战机。我能不能请缨亲自担任这次越境刺汪行动的总指挥，为校长效力？”    蒋介石看了他很久，终于点着头说：“你考虑得周到，很好。就按照你说的办。”    戴笠带着阴沉的笑容走出了蒋公馆。他已经预感到，自己将经历一个非常忙碌煎熬的冬天。    戴笠把自己最为得力的心腹杀手陈恭澍、余乐醒等人都送去了河内，共同策划暗杀项目。他们设想了在汪精卫订购的面包里投毒的方案，也设计了在路上潜伏枪击的方案，均告失败。经过大家的商议，决定用毒气试试看。

　　陈恭澍从箱子里拿出一个“法宝”。这是一个金属圆筒，巴掌大小。上面有个盖子，旋开来，里头还有一个扣紧的密封盖。打开后能看见表层有许多小孔，看上去像是厨房装调味品的罐子。    暗杀专家余乐醒拿过来看了看说：“这是液体，有极大的挥发性，遇热挥发更快，吸入体内，容易因休克导致死亡。”    陈恭澍说：“那我们把它放在汪精卫的浴室里，那不是很容易达到目的？”    余乐醒点点头说：“是。在河内天气这么炎热，汪精卫不可能不洗澡。他有伤，又一定要洗热水澡，这样毒气挥发得更快，他也就更容易毙命。”    王鲁翘皱着眉头说：“那要让谁把毒气罐送进去呢？”    余乐醒说：“这个你们放心，我去找一个当地人装成水暖工人就好了。诸位就在这里等待好消息吧。”    大家纷纷表示赞同，也向香港指挥处的戴笠报告了进展。戴笠指示不能掉以轻心，必须全力关注。    一天，两天过去了，一点消息都没有传来。余乐醒有些着急，因为他知道那个液体挥发是有期限的，如果三天还是没有消息，那么液体完全挥发掉，也就起不到毒杀的效果了。    这三天，汪精卫的住处始终处于高度戒备的状态。他不仅只吃少量自备的干粮，不去户外活动，而且还命令自己的随从对屋子进行全面的检查。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奇怪的金属圆筒就从浴室被查抄出来。汪精卫害怕有遗留问题，已经不使用那个浴室。在炎热的天气里，他总是用一个大浴盆烧水洗澡，虽然原始，但是安全。    眼看着汪精卫即将离开河内，戴笠下达了最终命令：“立即对汪精卫实行严厉制裁，不得延误。”    可没想到第二天一早，汪精卫一家就有打理行装逃离河内的迹象。行动小组还来不及做出判断，两小时后，汪精卫一家分头坐上了两辆黑色轿车往河内达莫桥方向驶去。余乐醒即令陈恭澍，带领行动人员驱车追赶。当陈恭澍开车追过达莫桥后，发现在前面不远的空地上停着两辆黑色轿车。由于不能靠得太近，加上当时阳光又相当耀眼，陈恭澍等人看不清哪辆车里坐着汪精卫。就在他们犹豫不决的时候，那两辆黑色轿车迅速起动并朝原来来的方向疾驶而去。等陈恭澍掉转车头再追时，那两辆黑色轿车已经开得远远的，追赶不及了。    陈恭澍和余乐醒面面相觑，以为这下就要彻底跟丢了汪精卫，没想到监视高朗街的人员报告，说两辆轿车又回到了住处，汪精卫夫妇迅速返回屋里，不再出来。    陈恭澍决定不能再放弃机会，当晚立刻实行刺杀。

　　1939年3月29日晚上，陈恭澍向同住的七名行动人员分派职责。他们事先已经去高朗街多次踩点，也将房子的平面图看了又看，记得滚瓜烂熟。他们知道，在三楼右首那间主房就是汪精卫夫妻的卧室，如果七人相互接应发动袭击，凭着他们的枪法，可以说是十拿九稳。    无论在行动小组的心里，还是在汪精卫的心里，那天都毋庸置疑是一个非常难熬的夜晚。出发前监视小组又来报告，说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一家也来到了高朗街，寄住在那里。人多，必然给暗杀带来新的困难。    联络组向香港发出问电，戴笠回应：“立刻执行。”    汪府当夜沉浸在忙碌过后的疲惫中。佣人们也都很早就休息了。在睡梦中，忽然有人听见斧子劈门的声音。守卫立刻打电话通知了法国警察局，就在电话接通的那一刻，一连串闷闷的枪响也让所有人都惊恐万分。    就在三楼右首的房间里，王鲁翘先从斧子劈开的窟窿里用手电照进去，看到床下有一个男人，上半身钻在床铺里，露着光溜溜的大腿瑟瑟发抖。他不由分说，对着男人就连发数弹。他亲眼看着子弹一颗颗打入对方的脊背，鲜血飞溅。他正要收枪，继而瞟到另一张床下还有一个女人，于是又补了几枪。他正待上前确认两人是否毙命，屋外已经传来了警车的声音。在外头作掩护的余鉴声焦急地吹了个口哨，王鲁翘低声说：“好了。”两人便立刻退出房间，沿路叫上放风的唐英杰和陈步云一起撤退。几个人沿小路跑出，跳上陈恭澍的接应车飞驰而去。陈恭澍问情况如何，王鲁翘自信地擦着枪说：“以我的枪法，绝对没问题。”    当夜，河内就给戴笠发去了报喜的电报。可是第二天，戴笠再次把他们骂了个狗血喷头。原来昨晚他们杀的不是汪精卫，而是前去探望的曾仲鸣。    原来，曾仲鸣听说汪精卫的车被人跟踪，就带着妻子到汪宅来探问。也许是为了宽慰汪精卫，曾仲鸣当晚与妻子留住了下来。他们有四个孩子要照顾，人数比较多，汪精卫就让他们住在大一点的主卧，自己搬到客卧。不知这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巧合让曾仲鸣做了他的替死鬼。曾仲鸣死在了医院的手术台上，他的妻子方璧君在抢救之后活了过来。汪精卫抓到了蒋介石的把柄，便大加利用，亲笔写了悼念曾仲鸣的文章《曾仲鸣先生行状》，接着又在《华南日报》上发表了《举一个例》的文章。    戴笠没有想到自己的误刺，反而导致汪精卫加快了投敌卖国的步伐，也促成了汪伪政权的建立。面子丢尽的军统局继续把汪精卫列为暗杀名单上的头号人物，准备把极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投入到刺汪活动中，重新捡起军统在蒋介石面前，在国民党政府中，在天下人面前失去的面子。

　　 4.斗国母宋美龄邪不压正    在上海法租界里的莫里哀路29号，有一座幽静的欧式花园。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宋庆龄就居住在这里。    蒋介石对宋庆龄一直充满了复杂的感情，一方面他是追随孙中山起家的，对于师母是尊敬而仰慕的；另一方面他的妻子宋美龄和宋庆龄是要好的姐妹，两家关系亲近。但是他又恨宋庆龄不肯助自己一臂之力，还和共产党来往，反对自己的统治。他收买宋庆龄无效，又不能暗杀她，气得只是干跺脚，而没有其他的办法。    1931年6月，宋庆龄从欧洲回国后，又投身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斗争行列。她又是发表文章，揭露蒋介石政权的反动本质，又是与鲁迅、蔡元培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为营救爱国革命志士，争取人民的言论、出版、结社、集会自由四处奔走。蒋介石深为宋庆龄的行动所恐惧，特意命令戴笠想办法恐吓和威胁她，让她不敢再和蒋介石作对。    杨杏佛遇害的亚尔培路就距离莫里哀路不远，但宋庆龄没有被这桩发生在身边的血案吓破胆子。她不仅出席了杨杏佛的追悼会，还大胆揭穿了蒋介石的谎言。这更加触怒了蒋介石。他暗示戴笠对宋庆龄的恐吓可以升级。    这天清早，宋庆龄的贴身女佣小李到门口开邮箱取信和报纸。其中一封拿在手上就显得沉甸甸的，似乎夹带有什么东西。因为宋庆龄经常和同盟的友人及民主人士传递一些重要文件，所以小李也不敢拖延，马上把信交到了宋庆龄手上。    宋庆龄还保持着年少时在美国时的生活习惯，她穿着晨衣坐在饭桌前，端着一杯咖啡正小口啜着，等待小李把报纸拿来。当她接过那一封信的时候，心里咯噔一下，大概已经知道里面是什么了。从前杨杏佛还在世的时候，也曾经接到过这样的信。当杨杏佛开玩笑地把信拿出来的时候，宋庆龄还对他嘱咐，要他千万小心。怎想到那次分别之后，竟然就是天人永隔……    宋庆龄此时并不感到害怕，而是陷入了对同志牺牲的悲痛和愤怒中。但是看着小李担忧的眼神，她不得不压抑自己的情绪，亲切地对小李说：“李姐，三妹一直邀请我过去，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去吗？”    小李大名叫李燕娥，出生在广东一个贫苦家庭，16岁起便到宋庆龄身边当女佣，她性格爽朗，为人单纯，很直接就说：“夫人，我虽然没有文化，好歹也分得出谁好谁坏。我知道夫人一直坚持做的是好事，我不会离开夫人的。”    宋庆龄微微一笑说：“可是跟着我做事会有危险，你怕不怕？”    小李简洁地说：“夫人不怕，我就不怕。”

　　 宋庆龄点头道：“好！”她把小李叫到身边，把那封沉甸甸的信拆开，“噔噔”两声，从信封里掉出了两枚子弹，在地上重重砸了一下，滚到窗边，在阳光下黄澄澄地闪着光。小李一看，虽然已经有了心理准备，却还不免大吃一惊：“啊，这……”    宋庆龄镇定地说：“蒋介石和他那帮打手一直想要我的命，可是他们不敢对我直接动手，只能搞这些歪门邪道。不过你外出或者和人交往还是要小心一些，如果遇到什么奇怪的事或者交了什么朋友，一定记得回来告诉我。”    小李点点头：“夫人你就放心吧。”    这个小李平时在宋家很少外出，也没有什么朋友。偶尔为宋庆龄买点东西，也是即出即回，不多在外头逗留。这天她到裁缝店替宋庆龄取定做的衣服，碰巧另一个人家的女仆也刚好进来，问裁缝说：“上次我让你做的衣服你做好了没？”    裁缝忙从屋里抱出一叠衣服说：“你试试看。”    那个女佣笑着说：“我这衣服是要寄回家给我妹的，我哪儿能穿？”她转头看到小李，拉着她说：“哎呀，你的身高身量都跟我妹差不多，要不，你帮我试试看这件衣服？”    小李推辞了两下，但是看到这衣服做得实在好看，那个女佣又热情，也就接过衣服去更衣室换上。等她出来的时候，那个女佣连连称赞她穿起来好看，两个人也就你一言我一语地聊起来。    回来的路上，小李得知对方是他们隔壁公馆的佣人，跟自己还是老乡，关系不由得就更近了一步。那人让小李喊她张姐，还跟小李说去哪里做衣服便宜，去哪里买东西物美价廉。很少交朋友的小李一下子就喜欢上她，两人相约着下次再一起去菜场。    一次共同买菜的路上，小李跟张姐抱怨自己的未婚夫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自己考虑再三后，决定跟对方分手。张姐连忙安慰她，还把自己和丈夫结识的经过告诉她，让她积攒经验。通过这一次详谈，两人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张姐也会问她最近忙不忙，家里客人多不多，来的时候都聊些什么。因为宋庆龄事先嘱咐过，所以小李对这样的话题都避而不谈。但是张姐追问的次数太多，她不免起了疑心，就把这件事告诉给了宋庆龄。    宋庆龄详细询问了她们相识的过程后，考虑了一下，对小李说：“你以后不要再跟她来往了，她可能是特务。”    小李不解地问：“为什么？”    宋庆龄耐心地解释说：“以她的身份，怎么可能会在那样高级的裁缝店里给乡下的妹妹做衣服呢？万一做得不合身，不是白花钱吗？”    小李想了想也就服气了。她以后出门再看见张姐，都装作没有看见，不再跟她讲话。这样了两三次，张姐也知趣了，再也没有出现过。    垂头丧气的沈醉亲自到鸡鹅巷53号向戴笠请罪。顾不上责备他，戴笠为想出一个既能不伤到宋庆龄的性命，又能威慑住她的办法是绞尽脑汁。看着沈醉在一旁有话不敢说的样子，他问：“你说说看，除了暗杀，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沈醉说：“要能让宋先生不惹事，最好的办法是让她不能行动，不能说话，把她给软禁起来。既然不能在公馆里下手，是不是我们可以在路上制造一场‘车祸’，将她撞伤，让她住进医院，再通过医护人员使她长期住院，不死不活地过下去……”    戴笠不等听完，立刻用手在桌上一拍。沈醉心里一吓，没想到戴笠说：“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你再具体点谈谈。”    沈醉这才放下心来，大胆地说了自己的设想：“撞人的车子可以选一辆构造结实的德国小车，挡风玻璃换用安全玻璃，司机头部就不会受伤，再穿上一件防弹背心，就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危险了。要想撞人撞得万无一失，最好的办法就是紧跟在宋的车后，当看到宋乘坐的车子碰到红灯刚停稳时，便朝她的车后撞过去。因为只有在车停稳后撞上去，才能把车内的人撞伤，而如果在车行进时撞上去，可能把对方的车撞出很远，但车内的人不易受重伤，撞过之后，再马上把自己车内的制动器弄坏，这样驾驶人员在法律上负的责任就可以轻一些。”    戴笠连连称赞：“可行，可行，只是谁来担任这个司机，你想过没有？”    沈醉早就做好心理准备，他深吸一口气说：“老板，沈醉愿意亲自一试。”    戴笠故作惊讶地说：“哦？你愿意亲自开车。”    沈醉笑着说：“首先这个任务很重要，交给别人老板不放心，校长也不会放心，不如我亲自出马。何况又是存心去撞别人的车，有思想准备，更是可保无虞。沈醉早已做好了一切准备。”    戴笠假惺惺地感慨了一番，沈醉又接着表态：“士为知己者死，死亦无憾！为了工作，我不怕多坐几年牢。”    戴笠面上难得地露出了笑容，显然对沈醉所提的意见和表现的态度十分满意。平日有特务去南京汇报工作，遇到快吃饭时，总是让特务赶快把要说的话说完，然后到大饭厅和内勤特务一道吃饭。这次他却不让沈醉走，留他和自己一道边吃饭边继续谈。他一再鼓励沈醉一定要坚定信念，还再三地安抚他说：“即使万一事件发生后被租界的法院判了刑，我也会想办法让你很快出来。”    一个月后，戴笠便从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那里弄到了一辆构造十分结实的德国小车，挡风玻璃也换成了子弹打不透的保险玻璃。沈醉预先开车在法租界里试行了好几次，认真观察宋公馆附近的路况和宋先生每次外出通常经过的几条马路。经过仔细研究，最后认定从她的住宅经环龙路、华龙路到霞飞路口等处下手最为适宜，因为法租界巡捕房内有特务处的人，出事后疏通也方便些。    当万事俱备，只等戴笠发号施令的时候，他却总是说：“等一等，决定后会通知你的。”谁知道这一等就是一年多。    关键的一步卡在了蒋介石那里。在戴笠把计划详细报告给他的时候，一开始他也叫好，但是想了一会儿又问，是否可以保证不伤及宋庆龄的性命？在戴笠否认之后，他皱着眉头让戴笠回去，说是还要再“研究研究”。因为如果撞死了宋先生，多少人都会要求彻底追查，查来查去，到最后连蒋介石也脱不了干系。到时候事态就不好收场了。    而据说最后计划取消，还是因为蒋夫人宋美龄的强烈反对和坚决抗议。在宋家人看来，政治和家庭是分开的，就算政见再不同，家庭亲情的纽带不能断。    最后，在宋庆龄无机可乘的防备和宋家姐妹情深无隙的亲情面前，暗杀宋庆龄的计划终于宣告失败。

　　军统魔王戴笠(二)

　　这个想法是从特务处创办伊始就产生的。他看到蒋介石办黄埔军校，很快就拥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和嫡系学生，并且顺利当上了北伐军总司令。这让他觉得自己如果搞一个特务训练班也会使力量大增，而不用畏惧国民党的其他势力和对他虎视眈眈的黄埔老大哥们了。戴笠亲自选定了办班地址，确定了教授内容后，才把自己的想法和计划向蒋介石请示。深知特务工作重要性的蒋介石很赞同他的想法，但是却没有马上答应，仿佛在忧虑着什么。

　　第六章警政大权争夺不休    1.特训班占党校培植党羽    特务处在戴笠的四处钻营下，人数逐渐增多起来。可是数量的提高并不代表质量的提高。在他手下能用的人才其实不多。特别是那批他从家乡招来的亲信，除了几个读过书的，其他的一个个还摆脱不了乡下人的土气，难以融入特务处的工作。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戴笠特地送了一批人去读书。例如毛万里就在戴笠的关照下，进了杭州警官学校。此外，他还想要自己办特务学校，扶植亲信学生，培养专门人才。    这个想法是从特务处创办伊始就产生的。他看到蒋介石办黄埔军校，很快就拥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和嫡系学生，并且顺利当上了北伐军总司令。这让他觉得自己如果搞一个特务训练班也会使力量大增，而不用畏惧国民党的其他势力和对他虎视眈眈的黄埔老大哥们了。    戴笠亲自选定了办班地址，确定了教授内容后，才把自己的想法和计划向蒋介石请示。深知特务工作重要性的蒋介石很赞同他的想法，但是却没有马上答应，仿佛在忧虑着什么。    戴笠看到蒋介石这样子，马上说：“如果校长担心我们经验不足，可以先试办一期，招收几十个学生，在实践中吸取经验，慢慢发展壮大。等到完全成熟的时候再扩大规模，为革命提供更多的人才。”    蒋介石见戴笠已经考虑得十分完善，于是首肯道：“好。既然你已经设想好了，就这么做吧。我还可以介绍个人帮你，他叫李士珍，是浙江海宁人，在日本留过学，接受过警政教育。他也是我的学生，希望你们两个可以一起共同努力，做出更大的成绩。”    戴笠表面上感激涕零地答应，但他的心里知道，李士珍是校长派来监视他是否有假借办校发展党羽的。他开始考虑该如何除掉这个绊脚石。    特训班在南京军校毕业生调查处举办了第一期。因为经验、人手、财力各方面准备都不足，所以课程上只简单地进行了精神灌输，粗略地教了一般的特工常识、军统纪律以及工作中总结出来的方法。毕业前夕，戴笠一个个进行了单独谈话，考核思想。这招也是向蒋介石学来的“笼络人心”。毕业后，第一期特训班集体加入了特务处，其中许多人日后还成为了他手下的特务骨干。在这个基础上，戴笠又办了第二、三期特训班，招收了不少门徒。

　　随着特务处的发展，鸡鹅巷53号再也容纳不下这么多人。戴笠就把特务处办公地点迁往张学良赠送的洪公祠1号，自己仍留在鸡鹅巷53号居住和工作。    此时他仍感到不满足。特训班的规模太小，不能大批培训情报人员。为了形势的需要，他又向蒋介石申请扩大场地、增加配套设施、招募教师，每年定期向全国招生。    蒋介石考虑了一下说：“这所学校最好有一个公开的名称。如果直接说是培训特务的，那么很多优秀的青年都不敢来了。”    戴笠眼睛一转就有了主意：“我们可以把社会上一所口碑较好的学校接收过来，换内容不换名字。这样一来可以掩人耳目，二来节省了寻找场地的成本，节约了经费。校长您看呢？”    蒋介石皱着眉头说：“你觉得可行吗？好吧，你要是非觉得能成功那你就试试吧。”    戴笠知道这是蒋介石一贯用来表达赞同的说辞，便应允了退出，开始寻找下手的学校。就在他收集了大量资料以后，有一天蒋介石托毛庆祥送话说让他好好查查朱家骅利用警校发展学生党羽的事情。戴笠接到这个消息，敏感地察觉了蒋介石的心思。这其实就是蒋介石暗示他向浙江警校开刀。    这个情报可让戴笠乐坏了。他老早就觊觎着插手警政了。而且浙江警校是当时两所专业警官学校之一，师资力量雄厚，配套设施齐全，戴笠一直想插手却不得机会，如今蒋介石暗示他占用警校，就是给他背后撑腰。这对他来说真像是天上掉下了一块大馅饼。    为了方便工作开展，蒋介石还把戴笠封为浙江警校政治特派员，让他有充分的自由和绝对的权力对抗朱家骅。    原来在国民党内部有一个陈果夫、陈立夫兄弟领导的中央部派，也称CC派。而朱家骅是CC派的元老人物。他创办警校的目的就是为了CC派培养警界力量，壮大势力。而蒋介石又不甘心让他手下任何一个派系过度膨胀。CC派的权力仅限于管理党政。如果把势力伸向警务，就会让蒋介石感到不安。所以让主管特务的戴笠去接手警校，就可以均衡势力，在各派之间互相牵制。    戴笠的聪明狡诈何须蒋介石操心？他首先把自己的部下王孔安等人安插到学校的重要部门，控制学校的命脉机关。然后四处搜集学生赌博嫖娼的不堪情报，呈递到蒋介石面前，状告原校长施承志教导无方，朱家骅图谋不轨。最后拿着蒋介石签署的委任状，他名正言顺地把警校收归为自己的特训基地。

　　2.搞禁烟处实走私为敛财    有了人，还要有钱才行。虽然蒋介石对特务工作非常支持，但是由于经费吃紧，每一年拨给戴笠的款项都局限在一个月20万元左右。特务队伍逐渐壮大，僧多粥少。吃饭难成了特务处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再加上这些大特务们平日里就养尊处优，娇纵惯了。如今分到的利益少了，就会直接地怪罪到戴笠头上。为了稳定手下的情绪，戴笠急于开辟一个稳定的新财源。他瞄准的目标就是蒋介石的禁烟运动。    大革命之后，各省军阀驻军的地区烟馆林立，烟毒泛滥。许多军阀头子兼做贩毒，控制了四川、贵州、湖南、甘肃、宁夏以及新疆的大部分地区。蒋介石的军队只能控制长江宜昌以下至江浙一线，负责征收烟税的权力也都被各个地方实力派人物把持，中饱私囊。最后流入蒋介石腰包的款额被层层克扣，这让他恼火不已。    1933年，蒋介石大规模“剿共”，调动了数十万大军，军费开支巨大，越来越感到财政拮据。为了开辟“财源”，蒋介石决定把全国巨额特税划归南昌行营直接掌握，有关特税的一切收入、支出，财政部无权过问。    同年夏天，在南昌行营成立了十省禁烟督察处，专管豫、鄂、赣、皖、闽、湘、苏、浙、陕、甘等省特税收入。督察处分支机构，很快遍布全国。该处直接按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长之命行事，不受国民党中央各院部和各省当局的牵掣。禁烟督察处的口号是：“两年禁毒，六年禁烟。”声称要在六年之内将鸦片禁绝。实际上是打着禁烟旗号，改鸦片私收私运为统收、统运，实行鸦片专卖，从中搜括钱财。督察处下设会计处和监察处，会计处的会计长和监察处的监察，都由蒋介石亲自指定。会计长黄为材，就是蒋介石的军需处长，特税的一切收解手续都由其办理。    戴笠见禁烟督察处的收益如此可观，自然不想错过这一捞财良机。他认为这其中至少有四大好处。第一是直接的经济好处；第二是可以通过禁烟缉私，把力量安插到各地的重要部门，及时获取情报，方便特务工作的开展；第三是将督察处纳入特务处的管辖范围，扩充特务处实力；第四是最潜移默化，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让蒋介石看到特务处的能力，提升特务处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    于是在改组两湖特税局为禁烟督察处的时候，戴笠千方百计地保举手下特务去当秘书，争夺禁烟督察处的团长、营长等职务。蒋介石也知道利用督察处监视反蒋势力的方便，于是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戴笠去钻营。    就在戴笠绞尽脑汁的时候，又一个大馅饼落在了他的头上。

　　原先除了戴笠的特务处，邓文仪所掌握的南昌行营调查科也是蒋介石非常信任的军队特工系统。戴笠觊觎了许久却都没办法下手抢夺。就在1934年夏天，当蒋介石正集中全力在江西“围剿”苏区红军的时候，南昌飞机场却因为一把莫名其妙的大火而使得飞机和油库都付之一炬。蒋介石闻讯暴跳如雷，责令邓文仪一周之内破案。    但是邓文仪经过侦查，发现是二陈的亲信，航空署署长徐培根在建设这座全国数一数二的机场时，将机场公款挪用了近300万元去交易所套购黄金搞投机，不料运气不佳，不断亏本。看看挪用款项是难以归还了，于是便在一个溽暑难挨之夜，支开了德国技术顾问及机场有关人员，从从容容地放起大火，把当时国内数一数二的南昌机场烧了个片甲不留，以便来一个“死无对证”。这徐培根的技法本属“小儿科”，被前往调查的邓文仪一揭就穿。但是，因为两个本是一条绳子上拴着的蚂蚱，加之徐培根苦苦哀求，又塞给邓文仪8万块钱，因而邓文仪便替徐培根在蒋介石面前遮挡。他交给蒋介石的报告上称飞机场是因为天气过热，油库内储油遇高温燃烧导致失火。蒋介石当然不会相信这么拙劣的借口。他又让戴笠去调查，得到的结果让蒋介石非常气愤。一怒之下，他撤销了邓文仪的南昌行营调查科科长一职，将他手下的1750名特务全部移交并入戴笠的“复兴社”特务系统。从此“戴处长”就变成了蒋介石口中声声唤着的“戴科长”。    虽然南昌行营调查科是得来全不费工夫，但是戴笠依然不敢动原来依附CC派的那些大特务。其中特别是在邓文仪特务系统任二把手的邱开基，后来被蒋介石任命为10省禁烟督察处缉私处处长，掌管几个团的缉私部队，成为了戴笠的最大劲敌。虽然邱开基的势力发展在先，而戴笠的势力发展在后，但是戴笠的势力发展很快，最终形成了两人力量不相上下的状况。    因为两个人都是受蒋介石重用的亲信，双方又都拥有相当的兵力和特工人员，一时之间谁也不能吞并对方。与其闹个两败俱伤，被蒋介石责备，两人干脆进行“君子协定”，实行“划江而治”。当时全国有两条最重要的运输烟土鸦片的路线，一条是从四川、陕西出发，分别沿长江、襄河汇聚在汉口，再从汉口沿江而下，经九江、安庆、芜湖、南京直到上海。这条线路被在两湘地区势力强大的邱开基控制。另一条线路由重庆出乌江到贵阳，路经桂林、柳州到梧州，出西江到广州、福建，沿海岸线直到上海。这条线路归戴笠掌控。一段时间内，戴邱二人表面上相处默契，相安无事。    可是戴笠绝对不是省油的灯。他表面上指示手下亲信说：“对别人有意见，不要总挂在脸上。耍小孩脾气，那样对工作没有多大的益处。遇事要有城府。”因此戴笠和下属们对待邱开基的势力表面上都是带笑忍让，避免正面冲突，甚至把油水甚厚的长江一线拱手相让。但是私下里，他却指使特务处湖北站站长周伟龙从各方面收集邱开基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的材料，通过蒋介石的侍卫和其他亲信不断向蒋密报。一开始，蒋介石还并不在意。但是次数越来越多，搜集的证据也越来越充分，蒋介石不能再坐视不理了。他下命令委派周伟龙做禁烟密查组的组长，直接监督邱开基的行动。又一段时间之后，干脆把邱开基送入了监狱。等到一段时间后，众怒略有些平息，邱开基被贬为云南省警保处长，被彻底赶出了缉私系统。

　　在这次搞垮邱开基的行动中，戴笠一直是在隔岸观火，装出一副超然事外的样子，蒋介石也就放心把缉私大权完全交给他。可以说在很多方面，戴笠和蒋介石都是沆瀣一气，戴笠也很了解蒋介石的心思，在很多问题上都可以巧妙地迎合他的想法，达到不费一兵一卒就排挤其他派系、独领风骚的目的。    随着戴笠立功越来越多，经验越来越丰富，他也越来越得到蒋介石的信任。慢慢地，蒋介石开始把一些特殊任务交给他执行。戴笠逐渐成为了蒋介石的杀人佩剑。特务头子就这样一步步变成了让人闻之丧胆的杀人魔王。    3.和李士珍抢管中央警校    1946年2月，蒋介石下令提升唐纵为内政部政务次长，这不但使唐纵的地位第一次高于戴笠，而且为唐纵出任全国警察总署长做了准备。此外，蒋介石还要求建立年度会报和月度会报，虽然是想用于抑制戴笠，但是表面上的借口却是为了发挥情报特工部门的整体效率。但蒋介石的这种手段，戴笠见得多了，自己也曾经用过，所以他能够理解，也能体谅。但是他并不甘心自己的权力被层层削弱。    特务大权被蒋介石收回，戴笠并不感到可惜，因为他知道在战后的形势下，情报机构是注定不能长久公开地存在的，他想要争夺的是各中心城市的警察局长职务和全国的肃奸大权，这样才能更加实际地获得更多的利益。    为此，戴笠从各方面作了种种准备，一切只等蒋的手令。按惯例，警察局历来是由军统控制的公开单位，蒋也从来不肯交给其他派系去掌握。这一次戴笠却失算了，蒋亲自任命了上海、南京、北平三大中心城市的警察局长，而且都是与戴不和的人，而戴推荐的人，蒋一概未采纳。而李士珍又在二陈兄弟的支持下，和戴笠争夺警政大权，因为两人力量相近，所以一直斗得是难分上下。    自从杭州警校被戴笠占据之后，各省市县的警察局及其调查科和各省市的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都已经被戴笠一一控制了。CC系虽然也在争取，但只剩下上海市警察局调查科和督察室这一块领地仍然在握。而这还是因为陈立夫的嫡亲堂兄弟，曾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的陈希曾于1931年任上海市警察局长时立下的定例，戴笠也不便逼得太紧。    戴笠以为自己已经掌握了警察系统和警校，就等于握住了警政系统的一线承袭的脉络。但他终究还是没有陈立夫思量得深一步。他只顾和CC系斗争，却忘了在他们身后最具有生杀大权的人还是蒋介石。

　　陈立夫只是淡淡地和蒋介石提到警界已经成为了戴笠的天下，蒋介石马上警醒过来，问陈立夫说：“戴科长已经有很多重任在身了，还要管理警政这么重要的位置太难为他了。让李士珍做中央警校的教育长吧。”    陈立夫连忙答应。    蒋介石会让李士珍担任这个重要职务，是因为他是浙江宁海人，黄埔二期毕业生，蒋介石曾保送他到日本留学，专攻警政教育。回国后，他在洪公祠举办的特警训练班里担任政治指导员，为的是熟悉警察特工教育方面的情况。他知道要插手警政界，最大的劲敌就是戴笠，但如果仅凭自己的力量，他肯定不是戴笠的对手。于是他就想利用CC派和戴笠的矛盾，拉拢CC派做自己的后台。陈立夫也在寻找能够对抗戴笠的对手，两方面是一拍即合，于是陈立夫、陈果夫等人纷纷开始在蒋介石面前进言，夸李士珍“心中有领袖”，称他是“建设新的警察系统不可缺少的人才”。    同时因为担心蒋介石又怪他们拉帮结派，老谋深算的陈立夫还特意叮嘱李士珍不要公开表示和CC派合作，在公共场合不要和CC派走得太近。李士珍也是心领神会，他甚至在公开大会上对CC系提出建设性的“批评”。因此，蒋介石和戴笠都没有对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找到证据，也无从下手挑拨离间。    就在李士珍的努力、CC派的协助和蒋介石的拉拔下，李士珍和戴笠之间迅速形成了势均力敌的对立关系。两个男人之间的战争打响了。    准备充分的李士珍很快起草了一份中央警校的建设计划，开始了第一回合的较量。他奉蒋介石的命令在南京汤山盖起了一所中央警官学校大楼。在这段时间里，他积极筹划着如何取得中央警校的实际领导权，把全国的警察教育工作都抓到自己手中，统一警察教育内容，使中央警官学校成为中国警察教育的最高学府，警察界的“黄埔军校”。当然，他不会在建议书里明目张胆地写出自己的计划，他只是建议将北平高级警官学校和浙江警官学校统一归并于中央警校，以防止警政“教出多门”。从而彻底改变北洋军阀时期的警察机构懒散官僚的作风，加强法西斯统治。这个计划一下子和蒋介石的想法不谋而合，蒋介石大笔一挥，批示同意李士珍的计划。

　　戴笠手底下并没有能写出如此具有专业性建议的人才。于是他眼睁睁看着蒋介石对李士珍越来越有笑容，却找不到应变的办法，当戴笠知道蒋介石在1936年8月以中央警校兼校长的身份，手令李士珍任中央警校的教育长，主持实际工作时，他明白自己已经输掉了第一回合。因为蒋介石已经把中央警官学校的全部工作交给李士珍去负责。    但戴笠毕竟有他的过人之处。他的人脉之广，就是李士珍难以企及的。在军界上层，他有拜把兄弟汤恩伯、胡宗南。其他军政大员程潜、杜聿明、傅作义、宋希濂、曾扩情、周至柔、林可胜、贝淞荪、宋子良等人也都和戴笠有较深的关系。所以在李士珍孤军一人正洋洋得意地大喝庆功酒时，戴笠却正和自己的军政友人商量下一步的行动。    很快，戴笠就也向蒋介石进言，建议成立“中央警官学校校务委员会”，在校长的领导下，协助教育长对中央警校的工作进行咨询、决策和管理。尽管这个委员会很明显就是一个叠床架屋的重复组织，和从前北洋军阀的官僚作风没有什么两样，但是蒋介石不但没有予以批驳，并且还手令让戴笠担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原来在那些军政大员的建议下，他越来越觉得把管理警校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李士珍一个人是一个隐患。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能够制约李士珍的手段都会被他欣然采纳。戴笠终于得以带着自己的人马进驻中央警校，再次和李士珍站到了平行的跑道上。第二回合后，两人各赢一盘。　    4.戴李相争数回难分胜负    如今戴笠的处境就和当初在争夺杭州警校时一样。他驾轻就熟地将其心腹潘其武派为警校秘书、郑锡麟派为政务处长，在警校秘密发展军统力量，培植军统的势力。军统的人搞警察差点，可是搜集罪证，打小报告，制造摩擦很有一套。他们很快就把校务委员会变成了类似于“太上皇”的机构，这使得李士珍处处受限，事事挨批，举步维艰。    这还没完，戴笠继续策划推动一批多年从事警察教育工作、对警察学理有研究的人物出面，筹建了“中国警察学会”，在全国范围内网罗人才，扩大影响。戴笠手上有的是人，也有的是钱。因此有大批人奔走宣传戴笠所谓的“政治警察”论(即特务警察)，和李士珍宣言的正统警政观点唱反调。他们还出版了一份月刊，依靠戴笠拨的专款大造声势，为之卖命。    比理论研究，李士珍是不怕的，他是警政科班出身，又喝过洋墨水，自然能找出戴笠请的那些无名理论家的破绽。他在中央警校的刊物上大做文章，引经据典，把正统警察理论从制度、组织、职能、人事等方面阐释得头头是道，一个劲驳斥政治警察论“低俗、浅薄、支离破碎、强词夺理”。他说的话句句在理，处处直指戴笠的弊病，任何人看了都会觉得他的意见十分正确，符合警察教育理论的发展规律和世界潮流。李士珍自己也以为，第三回合他会争得一个开门红。

　　但是狡猾的戴笠并没有在理论上和他纠缠下去。他派人收集校刊和李士珍抨击军统的大量言论，整理成情报递送到蒋介石面前。他就一副委屈无奈的模样在一旁诉苦道：“校长，同学之间有不同意见完全可以当面坦诚地沟通，可是李士珍不顾大体，同室操戈，把内部矛盾公开化，扩大化，这在外人看来，会对校长作何看法？会对党国作何看法？李士珍完全是不顾党国利益，徒然给外人制造笑柄。此人居心何在，校长明察啊。”    这一番话果然触动了蒋介石。他私下找来李士珍，对他训斥了一番，李士珍自知理亏，有口难辩，无奈地承认自己输掉了第三回合。    戴笠乘胜追击，他借浙江警校并入中央警校的机会，让浙江警校的全部教职工办理了集体加入特务处的手续，除留下少数人外，全部造册加入中央警校，使得这部分人在中央警校内抱团成一个特殊的群体力量。他们滚雪球一般地不断壮大发展，很快掌握了中央警校的基层权力，再通过“民主”的选举和戴笠的推荐，使得特务处大特务郑锡麟和陈玉辉进入了中层，一个担任政训处长，一个担任总队长。他们犹如釜底抽薪一般，将教育长的职务架空。李士珍想要争权，无奈基础力量敌不过特务处雄厚，被挡在了门外。    李士珍所能做的只有依靠CC系的援手。他大力帮助CC系特务组织充实力量，安排自己的学生和朋友进入CC系工作，对抗戴笠。无奈这样的边缘的活动总是比不过戴笠直接核心的运动更有效果。他所分得的蛋糕越来越小。    而因为蒋介石的分化制约策略，戴笠也没有能有效地完全控制警察系统，但是他却通过各种手段，安插了不少军统的人在警察局任职，比如警察总署的唐纵，以及首都警察厅厅长、上海警察局局长、北平警察局局长，以及一些省的警务处长，也经常为军统的人所把持。有些大城市警察局局长虽然不是直接由军统的人担任，但也为戴笠所控制，如成都、兰州、西安、郑州、洛阳、贵阳、昆明、迪化(乌鲁木齐)等，其原因是戴笠控制了内政部警政司，便于安插军统的人到这些地方和部门任职。他还很有远见地安排赵龙文、刘裕坤等亲信特务到国外参观警政建设，留学“镀金”。为自己能够挤走李士珍做人才上的储备。    机会到了，1936年，内政部警政司司长的位置空了出来。李士珍想要谋取这个位置，却舍不得中央警校教育长这个肥差。戴笠立刻举荐了刘裕坤，一举获准。到此，全国的警政工作大权终于被抓在了戴笠手中。

　　李戴相争的直接后果就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创办的中央警官学校在北平市内有两个同一性质的训练机构。一个设在东华门北河沿路西(现民政部所在地)，名曰：中央警官学校第四分校，校主任刘诚之。后来校址迁往西城旃坛寺。另一个校址设在西安门光明殿，名曰：中央警官学校特警班，校主任娄兆元。两机构同样地打着中央警官学校的招牌(警校校长都是蒋介石)，同样地训练现任的警官，性质基本相同。    就在这样的对峙局面中，抗战胜利了。对于战后警政大权的争夺又挑起了新的战火。李士珍思忖自己的机会应该到了。因为在战争时期，“政治警察”(特务)的确会比正规警察的用处更大，也更容易受到蒋介石的重视。但是在战后重建阶段，还是一味把正规警察办成特工培训，无一是自入邪道，自毁前途。蒋介石应该也明白这一点，不会再偏袒戴笠了。于是他又开始撰写一份新的战后建警计划。    1945年底，还没等李士珍开始活动，戴笠已经向蒋介石呈上了一个报告，请求成立全国警察总监部，由他兼任警察总监。当时他已经备受猜忌，此举更加引来了蒋介石的怀疑，于是迟迟不给答复。可是当他看到李士珍的计划书时，却连声叫好，勉励有加。原来在李士珍的建警计划里，对蒋介石大大恭维了一番，夸委员长如何礼贤下士，虚心纳谏。并扬言建立新警察制度是为了“保卫领袖之安全，聆听领袖之教诲，宣扬领袖之决策，保证领袖之威严”，这字字句句无一不是说到了蒋介石的心坎里。    而且这几年随着李士珍的活动，人脉渐广，不但有陈氏兄弟，就连戴季陶都亲自出门帮他说话。蒋介石因此特地召见了一次李士珍，详细询问了李士珍的建警计划与具体措施、办法，当面对他大作赞扬。李士珍兴冲冲地回到警校后，在一次全校集会上也就建警计划作了简单说明。这些迹象无一不表明，李士珍即将重新夺回警政大全。这让戴笠是又忧又急。    原先戴笠还比较笃定，自认为已经控制着军统，警政系统中上层也有部分自己的人，又得到美国在华特务机关的支持，战后建警总以为十拿九稳，未曾料到，戴季陶会亲自出面向蒋介石推荐李士珍。当他从警察总署的唐纵口中听到这个消息时还不完全相信，但是当在重庆的军统系统的黎铁汉也报告了相同的情况时，他是再也坐不住了，想要在下次回重庆时，面见蒋介石，了解情况。    可他做梦都没想到，这一趟飞行的目的地不是重庆，而是阴曹地府。当然这已经是之后的事情了。

　　 第七章中美合作图谋海军    1.建立中美合作所迎美特    太平洋战争给正在苦苦抗击日本军队的蒋介石有了喘息的时机，也给戴笠提供了与美国人合作的机会。原本骄傲的美国将军们这才认识到中国军统的特殊作用，一个个都服气地低下头，主动前来寻求合作。正是与美国人的合作，戴笠终于走到了他一生最得意的时候。    1942年夏天，梅乐斯率领30多名美国特务到重庆，进行筹备工作。到来之前，他并没想到自己会和这样一个奇怪的中国人一见如故。在他眼中，戴笠看起来像是一个隐形人，唯一引人注意的就是那一双咄咄逼人的眼睛和一双纤细优美的手。戴笠当时也没有想到在一个美国人面前，他会如此放松，如此投契。当两人第一次握手的时候，“中美合作”才开始充分展现出它的意义。    戴笠想要和美国人进行合作，无非就是寻找一个洋主子作为靠山，进一步稳定和发展军统，加强自己的势力。而美国也是有图谋的。他们从珍珠港事件中发现了中国破译日本密电的能力，希望很快地能掌握军统几年所积累下来的对日本空军密码研译的技术经验。而戴笠不但不打算把自己懂得的一些东西让美帝了解，还希望美帝能向中国提供一套研译密电码的科学设备。双方各自心怀鬼胎，所以最初进行的工作，只限于双方交换有关对日寇的密电码的侦收研译。一年过去了，美国只提供了一批普通的无线电制造器材，而戴笠也不肯把真正懂得这方面的技术人员派到中美所，只提供一些研译出来的材料。双方都没有捞到好处，可是也都看出了对方可利用之处还很多，于是彼此不肯就此散伙，将就着“合作”下去。    渐渐地，从美国又来了80多名美国特务，逐步深入到军统的各个部门和中国民间，也看出了戴笠特务系统在中国蒋管区内的特权。美帝国主义又有了想法，他们认为可以借助戴笠种种为所欲为的做法，进一步把美国特务势力伸到中国来，便重新调整了策略，主动向中国方面示好。    戴笠一看到美国愿意主动提供武器弹药、气象器材、交通运输工具、医药设备等来协助军统，把密码研究扩大到情报交换，心里止不住地高兴。虽然他明知美国人内心里在打小算盘，可是这小算盘里也夹带了给军统的好处，他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在双方试着进行时，彼此都感到满意，终于决定正式签订合同。    在当时，美国方面对蒋介石集团坚决抗日并不抱有信心，为了防止蒋介石集团投降日寇，这份合同中写道：中美合作的目的是为了战胜双方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对日战争取得胜利后即行中止；在对日战争未取得胜利前，任何一方要求中止此项合同时，应在半年前正式通知对方，经征得同意后才能生效。

　　合同中还指出，中美合作的主要任务是交换研究有关日本陆海空军在中国沿海及大陆与其他地区的活动和部署情况，包括“双方认为有关的其他方面的情况”。当时美国并没有说明其他方面到底是哪些方面，一直到执行中，才讲明了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各地人民武装抗日游击部队，以及苏联方面等情报。    中美所第一次合同签订后，蒋介石极为高兴，希望戴笠能以更多的时间去和美帝进行勾结，所以决定把侍从室主管情报的第六组组长唐纵，派兼军统局帮办，协助戴笠处理军统方面一些业务工作，好让戴笠腾出手来与美帝紧密合作。之后，美国特务开始在中国大肆活动。    除了建立气象站，在执行第一次合同当中，美方最为热心而且的确费了一点力气的，是为军统训练和装备特务武装部队。很明显，这是由于美帝早已看出蒋介石集团是一贯坚持反共重于抗日的政策的。因此把这支特务武装部队训练和装备起来，将来用作以中国人打中国人，是最好不过的办法。所以从1943年合同开始生效之后，在安徽歙县雄村便成立了第一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之所以建在雄村，是因为军统所领导的基本特务部队“忠义救国军”便是集结在这个地区，而真正抗日的人民武装新四军也驻扎在这里附近。美国人悄无声息地帮着蒋介石把枪口更加准确地瞄准了中国人自己。而戴笠等人也都没有表示异议。    之后，在湖南的南岳，陕西的西安，绥远的陕坝，贵州的息烽，江西的修水，浙江的瑞安，安徽的临泉，福建的建瓯、漳州，和浙江的港口等地连续成立了十几个这种特种技术训练班，先后调训了“忠救军”、别动军、行动总队、爆破总队、破坏总队成员共约四五万名。所有这些训练班的教官全部是由美帝特务担任，每个班约有美国特务三四十名。训练的项目主要是美式武器的使用与爆破、游击、侦察等，训练时间每期约三个月左右。训练完毕即由美特们亲自按人数发给卡宾枪、汤姆生或U.D.机枪和各式手枪，还有少量火箭炮。    看到美国人这么不计代价地训练队伍和供给武器，戴笠还在偷着乐，以为自己占到了便宜。他感到美帝对于协助训练武装特务部队既感兴趣，也很认真，便进一步商请美方帮助训练一批美式特务分子。当然这一要求自然是为美方乐于接受的。于是在1944年，重庆中美所附近成立了一个专门培训美式特务的中美特种警察训练班。戴笠从军统其他基本特务训练班中抽调了800多名优秀学生，交由美帝训练，一部分为刑事警察，一部分为保安警察。美国一些科学技术设备，也源源而来，像审讯人犯用的“测谎侦察器”、各种化验用的器材、美式刑具和电刑用具、手镣脚铐等更大批运到重庆。1945年秋第一期举行毕业典礼时，蒋介石带着次子蒋纬国去参加，并检阅了美国化的新型特务的各种表演，感到极大满意。蒋介石再三向美特们表示谢意，并以半小时的时间向学生讲话，还视察了中美所各个部门的工作。

　　无论是武装部队还是警察训练班，这些庞大而复杂的特务队伍从1943年便开始训练和装备，但一直到1945年日寇投降为止，均没有使用在抗日战争中。等到胜利后，却在抢劫人民抗日胜利果实时发挥了它的真正作用。    特务武装部队除了“忠救军”抢先进入上海及京沪沿线地区外，在江西的武装还抢先带着美国教官进入武汉，在湖南的先去长沙。总之，各处都有他们预伏在那里的人员，一等时机来到，立刻进行预定计划。以后在解放战争中，蒋介石还把这支改名为交警总队的特务武装多次投入各个战役。    而中美特警训练班第一批学生在抗日胜利后匆匆毕业。梅乐斯立刻派出才向美海军部要来的四架四引擎巨型运输机，空运这批学生前往上海、天津、北平等地，进行特务布置。同时还协助继续举办重庆中美特警班第二期，招收了1200名学生，比第一期还多了400人，他并把以前从美国运来的各种教材和刑事实验室全部科学设备赠给军统。在抗日胜利后还尽心尽力为军统培养美式特务，美国人的意图可谓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    由于第一次合同中有些问题没有列入，中美在1944年秋间又补充签订了第二次合同。除了正式规定美国为军统训练新式特务分子及供应有关器材外，并答应由军统选派大特务40名分两批赴美留学，为军统培养出一批高级骨干分子。除来往旅费及制装费由军统负担外，所有在美国受训时费用由美方供给，每人一万美元。    在第二次合同中，规定美方供应的武器、交通工具等在数量上均有增加。仅十轮卡车便增加到2000辆和全部维修设备，中小吉普增到120多辆，其他医药、电讯制造器材等也有所增加。而抗日战争结束后，“好心肠”的山姆大叔仍怕特务部队屠杀中国人民的武器不够用，又从冲绳等地送来3000吨各式武器给军统，并海运至秦皇岛。后来因戴笠死去，内部争权夺利，对这件事未即处理。蒋介石知道，便全部拨交前往东北的新六军军长廖耀湘接收了。这批武器虽未送到军统手中，却同样达到了以中国人用美国武器杀中国人的目的。美帝这一以中国人杀中国人的阴谋，实现得可谓是天衣无缝，梅乐斯也因此在几年间由一个中校连续被提升到了准将。

　　 2.圣诞舞会美特艳福不浅    美国特务人员在台湾的日子过得极为优渥。尽管是在抗战，可是他们却总是能源源不断地获得从美国进口的物资。    1944年从年初开始，军统局总务处就忙得不可开交，而目的就是为了在年底举办一场正宗而盛大的圣诞晚会，戴笠下令在重庆市郊重新盖起一座大礼堂，从里到外全部按照西式风格建筑和装修。戴笠还让人从美国运来了大量电器材料，如扩音、照明以及电动舞台设备。这些在当时的中国都是稀罕物。    戴笠为了这次晚会还特意准备了一套非常得意的军服。他过去很少穿军服，如今穿上身之后，才发现左胸上空空荡荡，完全不像其他文武官员那样，别着三四排花花绿绿的勋标。他心里感到不平衡，立刻让副官检查他历年所得的全部勋章。因为国民党政府授勋，一般要由主管官代为请勋才有得勋奖的可能，有时还得送点礼去运动一下，才能通过。他的直属长官是蒋介石，没注意这件事，而兼军统局的局长们根本不过问这些事，所以他得到的勋章很少，只有一枚二等宝鼎、一枚二等云麾和胜利时发的忠勤勋章，另有一枚甲种光华奖章，还有一枚当时已禁止佩戴而他认为最光荣不过的西安事变纪念章，总共不过五枚。看到戴笠大发雷霆的样子，下属都慌忙地四处搜集，除了拿了郑介民几枚与他不相同的勋奖章凑上去，还加上了一枚当时最普通的抗战纪念章，和一个中央训练团团标，共拼成四排，他才肯佩戴在身上。    12月25日，当美国特务们拿着请帖踏进大礼堂时，所有人都惊呆了。这座可以容纳4000人的礼堂里竟然没有一根柱子。当屋外刮着寒风，冰雪呼啸的时候，屋子里却是温暖如春。壁炉里烈烈地燃烧着火，圣诞树上挂满了礼物和美钞。而礼堂的四壁也被贴满了几十面万国旗。这些万国旗都是在美国定做的，面面都有一丈多长，用的是顶级的丝绸，周围又加上金色的缎边，鲜艳夺目。主席台侧的小舞台上有整套西洋乐队，他们使用的是从印度空运来的60多件西洋乐器。乐手们全部穿着军政部分给的将军呢做成的制服，配了新皮鞋和白手套。美国面孔的指挥家正在指挥他们演奏新学的圣诞乐曲。    戴笠全副戎装迎接美国特务。他所佩的一根斜皮带，还是抗战初期一个德国留学生送给他的，据说那是希特勒式，他很欢喜。而随身的佩剑上，剑柄和剑鞘的花饰都是用纯金打造的，所有纽扣与领章也都用纯金。他身上洋溢的贵气弥补了所佩的勋章中最高一级的只是二等宝鼎的不足。    到用餐的时候，所有人再一次震惊了。大量的鲜花和染成红色绿色的米粒被摆成各式各样的台花。长长的餐桌上摆着精美的银质餐具和正宗的西餐：烟熏三文鱼沙拉，意大利蔬菜汤，法式香蒜包，肉眼牛排，上好的威士忌，还有香喷喷的烤鸡在铝制餐盘里冒着热气，一切都和在美国高级餐厅里吃到的一样。

　　在所有人都吃得兴高采烈的时候，戴笠站起来敲着酒杯发言：“诸位亲爱的美国朋友，为了感谢大家来到敝国工作，军统特意准备了精美的礼物送给大家。”    戴笠一挥手，一排穿着暴露、身材惹火的女郎列队出现，把铺着红缎绸子的托盘送到每个人面前。每个盘子里都是一枚雕工精美的象牙图章，上面刻着美国特务的中国名字。    戴笠笑着说：“这是我们中国的古董工艺品，送给诸位留念，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在中国的美好时光。”    美特们都迫不及待地把象牙图章揣进口袋里，顺便再往嘴里填一只鸡腿，把白兰地连酒瓶一起搂在怀里，想要等会儿接着喝。    戴笠也仿佛看出了大家都已经吃饱喝足，想要跳舞作乐了。他拍拍手，乐队重新奏起欢快的乐曲。他指着打扮妩媚的女郎们说：“大家可以任意挑选心仪的舞伴，希望今天晚上，诸位能玩得高兴，过一个狂欢的圣诞之夜。”    美特们狂喜地起哄，不等戴笠说完话，一个个冲上去就拉住自己看中的女人，往舞池里，往黑暗的角落里钻。    而来陪舞的这些女人除了动用到军统的女特务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特务的妻女。她们本来就对美国人没什么好感，只是在戴笠的淫威下，换上低胸露乳的外国连衣裙，出来陪客，已经是非常不情愿了，再被美国特务这么一抢，拉到角落里一阵猥亵，有的胆小的已经叫出声来了。有的是两三个美特抢一个女郎，有的是女儿被美特拉走了，母亲去救，却被另外的人拉住阻止。满场充斥着女人的哭声、尖叫声和洋腔洋调的欢笑，但凡还有一些良知的中方特务都躲到屋外，不忍再听。唯独戴笠是用欣赏的目光注视着这一切，也注视着美国人脸上的笑容，他举杯对梅乐斯说：“干杯，愿你们在中国有一个最快乐的圣诞节。”    梅乐斯搂着戴笠为他亲自选的中国美女，十分快乐地说：“哦，这已经是我这一生最快乐的圣诞节了。”    舞会进行到一半，乐队又奏起了美国乡间的乐曲。许多美国人和着节拍唱着，舞着，十分尽情。忽然戴笠却站起来，示意乐队停下来。喝得酩酊大醉的美国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个个发愣着看着他。    戴笠像变了一张脸一样，面上的表情突然肃穆起来。他很严肃地告诉翻译，他说的话一定要一字不漏地翻译给美国人听。翻译官刘镇芳也喝了点酒，正陶醉在微醺的气氛里，忽然听戴笠这样指示，浑身汗都出来了。连忙正襟危坐地在一旁认真聆听。

　　戴笠看着所有美国人，他脸上又冒出一丝和气的笑容，但是配着他阴沉的表情，又显得十分阴森。他说：“我知道诸位都听说过我的名字，只是我想你们听到的传闻有误。我并不是中国的希姆莱，也不是什么盖世太保。我只是总司令的戴笠，仅此而已。”    刘镇芳没有想到戴笠会在这个场合提这件事情，翻译的是结结巴巴的，好容易才把意思表达清楚。美国特务们也是交头接耳，不知道事情怎么会突然演变到这个样子。    “好了，大家继续喝酒跳舞吧。”戴笠一挥手，乐队继续演奏，他也坐了下来，劝梅乐斯再尝尝他从家乡带来的浙江黄酒。    从那之后，戴笠的名声又一次在美国人中间传开了。他的笑里藏刀，他的阴沉和豪爽，都让他的真实面目在外人眼中越发的模糊不清。    3.巴结柯克上将争取支持    美国人来到中国之后，一开始戴笠和梅乐斯关系很密切。戴笠原本不爱照相，平日很少照相，也不爱用照片送人，更不愿与特务们在一起合影。他是做贼心虚，生怕照片给敌人拿去。1945年后，戴笠经常和梅乐斯到处视察工作，无话不谈。梅乐斯很喜欢照相，于是戴笠就慢慢地改变习惯，准许美特们给他拍照。但他随身所带的摄影师王文钊，却始终遵照他的规定，在给他洗印照片时，从不敢多晒一张，底片也都交还给他保存或烧毁。    美帝对梅乐斯与戴笠的合作越来越重视，除了美国总统代表赫尔利到中美所视察过外，美帝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也前往视察，对该所工作极为满意。戴笠更兴高采烈，特为隆重设宴招待这位海军上将，国民党一些高级将领如程潜、张治中以及周至柔等都被邀作陪。由于梅乐斯在中国活动得到很大成绩，美帝的其他特务机关便非常眼红。杜诺万到重庆时，曾与梅乐斯商谈要他把一些有关情报分别供应给陆军方面和在华美军高级将领。但是梅乐斯不同意，结果被杜诺万把他扣留在美国驻华大使馆一天多，才放他出来。由于梅乐斯一向气量狭小，受了这一打击，竟弄得精神失常，1945年春间回美国医治了几个月，直到快胜利时才病愈返回重庆。戴笠去世后，他也送去了挽联和花圈，并亲自到场表示哀悼。    如果说戴笠和梅乐斯的感情还是出于私人情谊，那么他对美国太平洋第七舰队司令柯克的关系则更多的是借以利用。1946年初，戴笠还邀请柯克到北平一游，这是戴笠与柯克的最后一次见面。当时柯克即将退休归国，以美国海军耆宿的地位，仍然不失为海军界的红人。    戴笠这几年通过梅乐斯的牵线搭桥，与美国海军界有了相当的默契。在这之前，美国海军部答应战后以部分海军舰艇援助中国政府作为条件，来达到换取支持戴笠出任中国海军司令的目的。

　　戴笠一直认为，陈诚、胡宗南等都握有雄厚的武力作为后盾，而他只有一些特务，恐一旦蒋介石死了，无所依归，在国民党陆军方面没有基础，不能与陈、胡抗衡。当时陈绍宽所主持的海军总司令部已无军舰，戴因为和美海军情报部门的特务勾结，梅乐斯答应向美海军部接洽，以一部分军舰援助国民党，劝戴来主持海军，并以中美所所训练武装的特务部队的一部分改编为海军陆战队。在军统局即将化整为零的情况下，戴笠认为只要自己能当上海军司令，那么就可以将军统所属的部分特务武装改编为海军陆战队。而在这方面，柯克无疑比梅乐斯更有发言权。戴笠一再拉拢他，就是为了能够在美方的支持下，获得海军的领导权。戴笠觉得他自己在海军中的资历不够，想要找国民党海军“宿将”曾以鼎(是戴笠的亲信、中美所主任秘书潘其武的四舅父，即曾流隽的四弟)出任海军部部长，戴和桂永清分任次长(那时桂任驻英武官，新由英回到重庆，住在戴笠的公馆)，由桂在海军部负实际责任；该部所属的舰队和陆战队，由军统掌握运用，以作戴的后盾。    戴笠为了欢迎柯克，早就要黄天迈、马汉三、张家铨等负责筹备，要找名媛闺秀、畅通英语的舞伴；并事先通知与会人的服饰要整洁，有军职的着军服，佩勋标。他平日向来不着军服，为了招待柯克，将上海做好的一套美式军装穿上，左胸前挂满了各种颜色的勋标，其中还有蜈蚣式的，都是从上海中美军用公司搜购来的，其实连他自己也不知究竟是代表什么勋奖。    尽管柯克对这次盛大的鸡尾酒会兼舞会很满意，但因为当天晚上还有另一应酬，与戴没有谈什么就提前告辞走了，这让戴笠懊恼不已。    在青岛的时候，戴笠知道柯克喜欢玩女人，他就找来一些女人陪柯克吃喝跳舞玩乐。戴笠并在青岛成立军统局青岛站，派梁若节为站长，专门在青岛与柯克和美海军人员联络，供给他们情报。柯克每星期三到青岛市来，都由梁站长陪同柯克吃喝跳舞。因为每逢星期六晚和星期天，其他美海军人员出外活动的多，柯克怕他的部下看了不好，所以每星期三或星期四出来活动。柯克对戴笠极为赏识，常在梁面前夸奖戴的为人爽快，做事有魄力。    柯克还前往北平停留了十多天，戴笠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陪着他跑遍了故都的名胜古迹。事后留下的照片有三四十张之多。后来军统的人聊起戴笠的死，还感慨道：“可惜当初对柯克下的工夫深啊！”    1946年3月中旬，戴笠与柯克相约到上海会晤，研究美方援助国民党政府的舰艇有关问题。柯克定于3月17日抵达上海。但是他到了之后才知道，戴笠乘坐的飞机已经中途坠毁了。    戴笠死后，国民党政府海军总司令由陈诚兼任，桂永清以副总司令代理总司令。蒋介石之所以叫桂永清掌握海军实权，与桂和戴笠一道勾结柯克不无关系。

　　4.戴老板扬名西方蒋不爽    珍珠港事件后，杜诺万成了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此人不仅野心极大，而且有严重的妄自尊大的“白人至上”的种族偏见。他一心想把美国海军部与中国军统局组成的中美合作所，置于战略情报局的领导之下。杜诺万采取的第一步骤就是要说服海军部，同意让梅乐斯兼任战略情报局驻远东的代表，企图借梅乐斯之手，达到由战略情报局控制“中美特种技术研究所”的目的。杜诺万采取的第二步则是要美国陆军方面直接与梅乐斯交涉，由陆军派教官来华协助军统局训练游击队。与此同时，杜诺万还乘美国副总统访华之际，派进一些美国特务，企图在中国西北地区另建据点，而且还私拟了一份“神龙计划”想与戴笠合作……然而，由于戴笠和梅乐斯有协定在先，成立“中美特种技术研究所”的目的是配合美国海军对日作战，为日后美国海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做准备。所以，杜诺万所有的计划都分别被美国海军部、梅乐斯和戴笠否定了。    杜诺万仍不死心，他利用美国海军部与陆军部多年来存在的矛盾大做文章。他一方面怂恿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及陆军中印缅战区司令史迪威，让他们出面把“中美特种技术研究所”的美方人员划归中印缅战区司令部管辖。另一方面，杜诺万在美国军界大肆宣扬说中美合作的业务控制权由中国人掌握不是明智之举，言外之意就是应该由美国人领导一切。杜诺万的举动无疑对戴笠和梅乐斯已经开始的合作是一种干扰，为了避免再次受到杜诺万的干扰，戴笠和梅乐斯决定正式起草一份合作协定，交由中美双方的首脑签署。可是按照美国的法律，凡由总统签署的涉及外国政府的文件，均需参议院先同意。此事在美国海军部长这里当然没有异议，可是到了马歇尔那里问题来了。他不但迟迟不肯签字，而且电告史迪威说：“由于战略情报局的工作遍及世界各地，分别隶属各战区司令官之下，因此联合参谋本部考虑，中美合作协定内容应为，梅乐斯及其率领的美方人员归属阁下系统，戴将军所率的中方人员归蒋委员长节制。”    在马歇尔看来，同意戴笠及中方人员归蒋介石节制，就已经够宽宏大量的了。而史迪威，又是个最藐视国民党的人。因为他曾在中国待过好长一段时间，所以懂中文，会讲中国话，被美国人称为“中国通的中国通”。也许正是史迪威对中国了解得太多了，他始终看不起蒋介石所领导的中国军队中的高级将领。珍珠港事件后，史迪威作为美国总统的代表来到中国。此时，他还兼任驻华美军司令官、中国战区总司令和蒋介石的参谋长。史迪威到中国后，就向蒋介石提出正在缅甸作战的中国远征军要由他全权指挥。蒋介石对史迪威的傲慢无礼非常生气，但又急欲借美国人的军事和物质力量来打败日本军队，所以表面上同意他提出的要求，暗地里却坐在重庆遥控着中国远征军。为此事，史迪威气得大骂蒋介石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

　　不过，史迪威收到马歇尔的电文后并没有意气用事，他觉得如果美国通过中美合作完成有利于美国利益的任务的话，让戴笠为主任控制业务管理上的权力不见得是坏事。因为，史迪威也清楚在中国的许多事情上如果得不到戴笠的首肯，就很难行得通。唯有让史迪威不赞成的是，梅乐斯帮助戴笠训练特务武装，进行游击战争。恰逢此时，史迪威指挥的部队在缅甸战场被日本军队击败，致使整个缅甸失陷。这时，美国国内有篇评论文章说：“……日本在缅甸的战斗部队不过四五万人，所以缅甸失陷不过是使日本可以多调动5万人以内的部队来对中国作战。但是整个中国失陷了，则将有100万以上的日军可以抽调出来，进攻西伯利亚、阿拉斯加、夏威夷乃至美国的太平洋海岸。5月间，仅在中国金华一地集结的日军，就多于缅甸战场的日军人数的两倍……”为此，梅乐斯就拿着这篇评论去找史迪威，向他说明在中国东南沿海训练特务武装并进行游击战的重要性。史迪威听后无话可说，尽管心里仍然不满意梅乐斯和戴笠间的合作，但他已提不出反对的理由。于是，史迪威给马歇尔发去电报说：“如果按将军所言‘分而治之’的话，我们将无法获得戴笠将军的合作。戴笠是个极端保守和极端多疑的人，他决不会允许自己与梅乐斯之间再有个第三者……”马歇尔对史迪威一向信任，既然史迪威不同意“分而治之”，他也不再坚持。但马歇尔仍旧坚持把中美合作中的美方人员及梅乐斯，作为史迪威管辖下的一个海军组。不过，该海军组在中美合作中无须受史迪威和美国战略情报局的领导。这样，戴笠和梅乐斯拟定的合作协定很快得到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批准，也就有了中美之间在重庆签订合作协议的仪式。    戴笠在这场美国内部竞相争夺与军统的角逐中，本来完全可以保持沉默，因为不管美国方面的结果如何，最后得利的还是他戴笠。但由于戴笠与梅乐斯事先已有了较好的私人关系，并有通过美国海军支持他出任中国海军的默契，所以不论在公开还是私下场合都站在美国海军一边。    据说，当时美国战略情报局杜诺万为了争得与军统局的合作，来中国找过戴笠。在酒会上，杜诺万离座举杯与戴笠走到一旁交锋了起来。杜诺万对戴笠说：“如果你在与美国海军部的合作中，阻碍了美国战略情报局特工人员在中国搜集情报，那么战略情报局将单独行动。”戴笠听后微微一笑说：“你一定要这样做的话，那我会杀死你们所有的人。”杜诺万也笑着回敬说：“你若杀死我手下一个人，我会杀死你一个将军来抵偿。”戴笠的脸上顿时没有了笑容，声音冷冷地说：“你不能这样与我说话。”杜诺万毫不犹豫地回话说：“我就是这样对你说话！”是否真有这场针锋相对的对话已不得而知，但不管怎么样通过这场美国内部的角逐，使更多的美国人知道了戴笠。    1943年8月，梅乐斯赴印度视察时，在阿拉哈巴车站遇刺受伤。戴笠下令军统在印度的组织彻查，很快弄清是日本间谍所为。梅乐斯闻讯极为高兴，称赞军统的力量确是不凡，并大力在美国国内替戴笠进行宣传，以至引起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注意。再加上美国情报人员传来大量关于军统和戴笠的情报，于是，就有了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总统向参加会议的蒋介石提出，他想见戴笠。此举无疑使蒋介石内心极其不快，并产生警觉。蒋历来认为特务工作决不能让其他势力染指，特别是像美国这样的国际强国，一旦戴笠被其控制，后果将不堪设想。    蒋介石找了借口推脱，使得戴笠至死都没有见到罗斯福。但是这充分表示，在美国人的眼中，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政府是无能和低效的，而戴笠的军统局以极高的工作效力，给美国在军事上带来了极为重要的战略价值，这不能不使美国人另眼相看。

　　第八章金屋藏蝶春风无限    1.情场老手一见胡蝶倾心    1944年的春天，山城重庆在白色恐怖的气氛下，也吐出了一缕春天的芬芳。一个绝世美人人如其名，就如翩翩蝴蝶一般，轻盈地飞入了这个寒冷多雾的城市，停在了杨虎的公馆里。    第二天，杨虎亲自去找戴笠，把准备为借居在杨家的胡蝶小姐办欢迎宴会的请帖交给他。戴笠原本是懒懒散散的，看到“胡蝶”二字眼前一亮，马上坐直了问：“她是什么时候来的？怎么会住在你的府上？”    原来侵华战争爆发后，已经大红大紫的胡蝶就随第二任丈夫潘有声避居香港，安心在暂时风平浪静的东方之珠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和年长的母亲。可是到了1941年12月25日，日军的铁蹄进犯香港，这曾经的安乐窝也不再太平。胡蝶时常听说影界姐妹被日军凌虐的悲惨遭遇，吓得更是大门都不敢迈出一步。    这天，胡蝶一家正在整理房间，打包金银细软想托朋友送到安全的地方藏起来。日军报道部艺能班长和久田幸助登门造访，这位一口广东话说得比胡蝶还纯熟的“中国通”，装出一副彬彬有礼的样子，向胡蝶提出三个条件：平等合作，尊重自由，接受日军的保护。不知内情的胡蝶既恐惧又厌恶，只好不停地点头敷衍。第二天，“良民证”和“食品配给卡”送来了，同它们一道来的还有不少日军侦探。他们每次来都表现得客客气气，但临走时，总会毫不客气地顺手带走一些值钱的东西。胡蝶整天生活在惊惧中。没过多久，和久田幸助又一次不请自来，说是日本影迷皆欲亲睹“皇后”的风采，特邀胡蝶去日本访问，并拟定由她拍一部电影《胡蝶游东京》，过几天就要起程。直到这时，胡蝶才弄清了日本人对她“友好”的真实目的。    不想为日本人演出的胡蝶以自己已经息影，而且有了身孕，短期内无法再现银幕为由，拒绝了和久田幸助的邀请。可是胡蝶心里明白，日本人步步进逼，不会就这么善罢甘休的。一想到落到日本人手里的后果，胡蝶不寒而栗。为免万一，她和丈夫在当地抗日游击队的帮助下，于次年逃离香港。为了不引起日本人的注意，走之前胡蝶把一家人所有的积蓄分装成了30只箱笼，将它托付给“国际难民救济总署”的杨惠敏代为转运。杨惠敏原是淞沪抗战时冒枪林弹雨之险到四行仓库向800孤军献旗的女童子军，后由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派到香港做接运爱国抗日人士到后方去工作，与胡蝶夫妇颇有交往。但是，就在他们几经辗转而到达桂林，全心全意等待着这几十只箱子到来的时候，忽然传来了它们被劫的消息，胡蝶一下子惊呆了：这可是她前半生所有的积蓄，有些东西是国际知名人士的赠品，是她积累的无价之宝啊。

　　自从丢失财物之后，胡蝶一直委靡不振。在全家辗转抵达重庆之后，她想起自己好友林芷茗的丈夫杨虎曾经担任上海警备司令，说不定他能够帮忙追回丢失的财物，于是便强打精神，亲自来求林芷茗。    林芷茗心里也有些为难，因为杨虎来了重庆之后，不知被谁在蒋介石面前参了一本，从此就失宠了，一直赋闲在家，并没有能力去替胡蝶出面。但为了宽慰这个昔日红遍中国的影后，她还是说：“你放心，等杨虎回来我就告诉他，你就等我的消息吧。对了，你现在住在哪儿？要是觉得不方便的话就搬到我这儿来吧。我们也好做个伴。”    胡蝶一听这话，连忙道谢。林芷茗却自有内心的小算盘。她素来喜欢交际，如今不费力气就能够和电影界拉上关系，扩大她的交友圈，这对他们家的地位和对杨虎的前途来说，都有好处。    杨虎老早就听说戴笠是胡蝶的影迷，于是想安排一场宴会为胡蝶和戴笠牵线。他的这个小九九果然中了戴笠的心思。    从《火烧红莲寺》开始，戴笠就盯上了片中的侠女红姑。她潇洒飘逸的身影，清新不俗的表演，无一不像仙女一般。从那之后，戴笠就迷上了胡蝶的电影，几乎每一部都要找来看。等到1931年中国第一部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上映，他更加难以忘怀于胡蝶的美色和风情。要不是因为没有时间和机缘接近，他早已经要对胡蝶下手了。如今漂泊动荡的战争环境把胡蝶主动引向了他的网中。要是他再不下手，恐怕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戴笠像是准备要打一场胜仗那样长长吸了口气，对杨虎说：“胡小姐在府上的一切开销都由我支付。你们要尽心招待好她，为她提供最舒适的环境。如果怠慢了她……”戴笠站起身子，凑到杨虎眼前瞪着他一字一句地说：“我绝不轻饶。”    杨虎颤抖一下，连忙敬礼说了个：“是。”    胡蝶在杨公馆住下，却没想到受到如此殷勤的照顾。林芷茗一边领着胡蝶参观房子，一边告诉她自己打算等她精神振作之后，为她举行一场盛大的欢迎宴会，邀请重庆的名流前来会面。习惯被镁光灯和崇拜者簇拥着的胡蝶微笑着点头，她已经许久没有参加过这样的活动了，十分怀念这样的场景。她和林芷茗各怀心事地牵着手，像最好的朋友那样步上了楼梯。

　　林芷茗送来了欧洲的寝具、美国的化妆品、法国的香水，一切都是她过去熟悉却许久都没有得到的。她还在纳闷为什么林芷茗的生活会这么好，林芷茗却来告诉她，这一切都是戴笠戴老板吩咐他们安排的。林芷茗拉着胡蝶的手，笑着说：“明天晚上我和杨虎会替你举办欢迎宴会，介绍你和戴老板见面。到时候你就可以当面谢他了。”    胡蝶在电影界打拼这么多年，怎么会听不出林芷茗的话中有其他意思？而且林芷茗还是特意在胡蝶的丈夫潘有声不在的时候跟胡蝶说的，从她的眼神和口吻中都可以听出她对戴笠是多么地尊敬和恐惧。她不由得也生出了畏惧的心情，可当她环顾着这个精心布置的小卧室，看着梳妆台和衣橱里采购来的物品，却也充满了感激。    2.设圈套将美人收入魔掌    第二天，杨公馆里难得地亮起了通明的水晶灯，多年没有来往的名流也是西装革履地登门拜访。上好的洋酒一瓶瓶地从军统的专车上卸下来，从大饭店里请来的厨师也在后堂忙个不停。杨虎和林芷茗已经许久没有这样扬眉吐气了，他们都是盛装打扮，站在门口迎接客人，亲切地跟人寒暄。在他们掩不住的笑意中还藏着一丝翘首企盼，因为最重要的那个人还没有来到。    等到花厅里基本上坐满了客人，一辆小轿车才姗姗来迟。大家立刻安静下来，等戴笠身着中山装翩翩走进房间，才全部起立鼓掌。杨虎和林芷茗也满脸媚笑地迎上去，和戴笠握手问好。    戴笠装作谦卑地向四座拱手答礼，连说：“今晚杨司令在官邸里设家宴，为前来陪都的电影明星胡蝶女士接风洗尘。愿大家玩得高兴，喝得尽兴。”    大家热烈鼓掌，把目光投向了旋转楼梯。盛装的胡蝶提着塔夫绸的裙摆，摇曳着闪亮的大耳环，翩翩走入花厅。戴笠眼前一亮，霎时觉得所有的光芒都聚集在她的身上。他不由自主地朝她径直走去，两眼发痴。胡蝶老早就看到他了，很大方地伸出手去。戴笠连忙抓住，握过手后，却久久忘了松开。胡蝶看着他那个样子，忍不住笑出声来。她的脸上一下子浮现出一个若隐若现的梨花酒窝，盛满了甜蜜和娇媚。戴笠是越看心跳越快，简直要喘不上气了。    就在这时，林芷茗及时出现了，搭着胡蝶的肩膀说：“我来介绍，这位是戴笠戴老板，这位是刚从桂林到重庆的胡蝶女士。”    戴笠趁这个机会换了一下呼吸，也松开了手。他含蓄地点点头说：“欢迎胡小姐到来。胡小姐不受日本人的利诱，毅然回到内地，支持抗战之举，真是令戴某佩服啊。”    胡蝶面带微笑，甜甜地说：“戴老板过奖了。我对戴老板敬仰已久，多谢戴老板的照顾。”

　　 戴笠摇摇头说：“哪里，应该是我对胡小姐敬仰已久了。我已经成为胡小姐的影迷多年，今天才有幸一睹芳容，真是三生有幸啊。”    寒暄了一会儿，乐队开始奏起优雅的舞曲。戴笠一伸手邀请胡蝶：“不知道我是否有这个荣幸和影后共舞？”    胡蝶微微一笑，在戴笠的臂膀中走进舞池。    杨虎和林芷茗在一旁看了，都大感欣慰。    胡蝶的脸上始终挂着端庄俏丽的笑容，既不拒绝，但似乎也不让人靠近一步。戴笠也不敢造次，就连素来放肆的眼睛这次也只是规规矩矩地看着胡蝶的眼睛，但就这一双含情脉脉的美目也已经让他神魂颠倒。    胡蝶还想着自己丢失的财物，连连向戴笠诉苦。戴笠安慰她自己会尽全力帮她找到。一向愁容满面的胡蝶难得地露出了甜美的笑容。    宴会结束后，戴笠还沉浸在和胡蝶共舞的愉悦中，杨虎过来，看到戴笠满面的笑容，仿佛看到自己大好的前途，心情也是格外舒畅。他问戴笠：“老板，您接下去打算……”    戴笠斩钉截铁地说：“不惜一切手段，拆散她和潘有声。”    第二天，林芷茗正在陪着胡蝶收拾东西，门口又有人来按门铃说：“请问胡小姐是住这儿吗？”    胡蝶还以为是又有电影界的朋友来拜访，还很开心地上前迎接，不料进来的却是几个穿制服的人。为首的交给胡蝶一张通知单，冷冷地说：“你丈夫潘有声的公司私藏枪支被人告发，他已经被警察署关押了。你可以给他准备一些换洗衣物送去。”    胡蝶一听，犹如五雷轰顶，一下子就瘫在林芷茗的怀里，不住地发抖。林芷茗连忙把她扶到沙发上躺下，送走了客人，然后又返回她身边安慰她。胡蝶已经是泣不成声，拉着林芷茗不住口地说：“芷茗姐姐，我怎么这么命苦啊。刚刚找回了一部分丢的东西，丈夫又出这样的事情，这个家是要我怎么拉扯下去啊？”

　　林芷茗看着她，其实心里也很有些惭愧。她知道这件事是戴笠和杨虎商量后逼胡蝶就范的伎俩。她知道凡是被戴笠看上的女子没有一个可以逃脱他的魔掌，况且此事关系着她的丈夫杨虎的前程，更是不可能阻止。但是她又不忍心昧着良心把自己的好姐妹推入火坑。但是她转念一想，这次戴笠并非玩玩就算了，而是真要娶胡蝶为妻的。戴笠权倾朝野，嫁给他也未尝不是一条好的出路。胡蝶能跟戴笠，实在是比跟潘有声要好很多。思虑至此，她也就狠下心来，劝胡蝶道：“杨虎偏偏最近还去昆明了，不能帮上忙。要不然你去找找戴老板吧？他一向对你那么照顾，这一次他也不会坐视不管的。有他在，比老杨强上百倍呢。”    胡蝶一面用手绢拭泪，一面叹息说：“除了这条路，我也没有其他法子了。”    戴笠早就接到了林芷茗的电话，第二天一早就梳洗打扮好，坐立难安地等着。直到快中午，胡蝶才到来。戴笠连忙迎上去说：“胡小姐大驾光临，雨农有失远迎。”    “戴局长真会说笑，我还怕戴局长不记得我了呢。”胡蝶面带微笑地应酬着，口气中依然是那副不远不近的口吻。    戴笠连忙说：“哪里话，我怎么会不记得我最崇拜的电影皇后呢？”戴笠边说边把她迎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胡蝶一落座，就开门见山地说：“戴局长，我今天来打扰你，是有一事相求。有人告发说我丈夫和朋友开的公司私藏枪支，他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戴局长手下的人抓了。可是我知道有声素来胆小，绝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希望局长能够明察，早日放我丈夫出来。”    戴笠故作惊讶地说：“到底是谁敢做这种事情？我一定要查到底！”    戴笠当着胡蝶的面就打电话叫来了警局的人，故意严厉地问道：“你们在现场搜查到枪支了吗？如果没有确切的证据，就尽快结案放人，不要让胡小姐再担心了！”    胡蝶长长出了一口气，她感激地望着戴笠，眼中第一次流露出柔和的温情。戴笠看到胡蝶第一次表露感情，顿时觉得有一种征服感。他说：“胡女士，这下你可以放心了。”    “有劳戴老板费心了。”胡蝶站起身，柔媚地弯下腰去行了个大礼。看到她这副模样，戴笠几乎是看呆了。直到胡蝶离开后，他还是愣愣地望着胡蝶的背影，不知自己身在何处。    胡蝶刚刚走到杨公馆，就有一辆军事吉普停在门口，胡子拉碴，满脸憔悴的潘有声从车上下来，看到胡蝶，他大叫一声。胡蝶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飞身扑了上去，紧紧抱住潘有声，两行热泪就滑落下来了。    夫妇两人刚重逢，林芷茗又来打边鼓了。她故意在胡蝶面前对潘有声说：“现在重庆风头紧，潘先生要做生意不用局限在这里。我听老杨说现在昆明的生意很好做，潘先生有没有兴趣过去？”

　　潘有声在杨公馆吃住已经快一个月了，心中的确有些不好意思。听到有这样一个机会，连忙问：“去昆明可以做什么呢？”    林芷茗说：“潘先生大概也知道，现在战势很紧张，缅甸那边有大批的军用物资，每日不断地从缅甸经由昆明运进来。我听老杨说现在缺个战时货物运输专员。如果潘先生有兴趣，我乐意帮忙。”    潘有声连忙说：“那就拜托嫂夫人了。”    到了晚上，杨虎和林芷茗一起来回话。杨虎说：“潘先生如果愿意去，我当然是尽全力帮助。只是这个职位要一直往返于昆明和重庆，我看胡小姐就留在此地会比较安全。”    一听要和胡蝶分开，潘有声就有点犹豫。林芷茗连忙又说：“像现在这么好的差事哪里找？又体面又能赚钱，比起你现在做小生意要好得多。”    潘有声看了胡蝶一眼，胡蝶故意低头喝水，避不看他。在她心里，已经隐隐感觉到戴老板在背后使一些手段。潘有声继续留在重庆会不太安全，也不合适。而如果潘有声离开了，自己就会像风中的落叶，无依无靠。她不知道应该如何选择，干脆保持缄默，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上苍。    看到胡蝶不说话，潘有声心里也开始打鼓，越来越不能下决心。杨虎对林芷茗使了个眼色，林芷茗连忙说：“潘先生，你放心，瑞华交给我，我一定会照顾好她的。”    杨虎也说：“你可以随时从云南回到重庆，我还可以为你配备一个副手，随你调遣。你可以经常回来看看。这次机会不容易，你可要马上决定。”    潘有声在他们的怂恿下，终于点了头。    3.大兴土木盖神仙洞藏娇    如戴笠所愿，潘有声没过几天就起身去昆明任职。而戴笠又请胡蝶住进了自己的曾家岩公馆。虽然戴笠给胡蝶安排了极尽奢华的生活条件，但是胡蝶除了感动，也越来越担心，她不知道这样的生活还有什么样的变故在等待自己。    这晚，戴笠要来公馆请胡小姐共进晚餐。胡蝶一边在镜子前认真地化妆打扮，一边却陷入了淡淡的忧愁。她内心充满了矛盾，在不停挣扎着，不知道自己做得对不对。    戴笠来了，他穿着笔挺的中山装，头发也是梳得整整齐齐的。他绅士地一伸手，领着胡蝶走向饭厅。胡蝶也是认真修饰过，她偷眼打量戴笠，欣赏他身上散发出的那股英气和野性，心里不由得还有一些仰慕。戴笠看着胡蝶，越发喜欢她的小鸟依人和娇媚依顺。虽然这一段路很短，但是两个人的心里却像是走过了漫长的路途，渐渐克服了自己的心魔。

　　饭桌上，两人相谈甚欢。胡蝶忽然发现自己和戴笠之间原来有这么多的共同话题，也就更加开心和投入。两个人聊到动情处，戴笠忽然一把抓住胡蝶放在桌上的手。胡蝶本能地一惊，急忙想抽出手来。可是戴笠却握得很紧，始终不肯放松。胡蝶有些哀求地说：“戴老板，你别这样。”这话更激发了戴笠的欲望，他盯着胡蝶的眼睛，诚恳地说：“你知道，我是从心底真心喜欢你的。这些天来，我茶饭不思，就想着你。我很希望能够跟你在一起。”    胡蝶一直不能平静自己的呼吸。她的手在戴笠的掌心不停颤抖着，犹如一只受惊的小兽。她轻声说：“戴老板你不能这样，我不值得你爱。”    戴笠真诚地说：“你是我心里最尊贵的女神。你不要害怕，我一点儿恶意都没有。我只是想保护你。有我在，谁也不会伤害你。”    胡蝶的心紧紧地抽了一下，她感到心里的坚冰在融化。这一次，她忘记了潘有声，忘记了自己的孩子和母亲，也忘记了舆论的力量，主动地投向了戴笠的怀抱。没有多说什么，两个人不再有一丝掩饰。戴笠突然一把扑过去，抱着胡蝶，两个人随即进入了渴念已久的疯狂，像初恋的情人，尽情地享受着几个月来辛勤酿造的美酒的甘醇。    戴笠虽然极想跟胡蝶做夫妻，但他知道凡事不能操之过急。所以只好一一应允。如今的美人在怀已经让他足够满足了。他把胡蝶从曾家岩公馆接到自己最常住的、也最豪华的杨家山公馆，让她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和自己在一起。    可是胡蝶还是很讨厌这个地方，她向戴笠抱怨这里屋前是山，屋后也是山，风景单调，就连一个可供散步的花园也没有。戴笠最怕胡蝶对自己冷淡，听到佳人有意见，他反而不知道该如何讨胡蝶的欢心，连忙下令在公馆前赶造一座大花园。    不到一个月，戴笠就邀请胡蝶参观新建成的杨家山花园。他非常得意地说：“这所花园是我亲自设计的，山上光花卉和树木就花费了一万多元法币呢。”    胡蝶抿着嘴在花园里逛着，想笑却不敢笑出声。因为他把天然风景区填得平平整整，又将一些天生的怪石老树一律削平砍光，硬把一个斜坡修成一道大石坎，再将整个花园用“喜”和“寿”两字组成起来。他用水泥先浇筑好“喜”“寿”之后，再在两边与空隙处种上花木，弄得俗不可耐，而他却自认为别具匠心。    戴笠等花园建成后，每天早晚会陪胡蝶去花园散步。而且每次去都叫增加岗哨，禁止特务们从附近通行和接近，所以两人住在那里，有好多特务都不知道。    戴笠感到满意，胡蝶也不敢说什么，但是明显流露出不愿意继续住在这儿的意思。为了哄胡蝶开心，戴笠就像那个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一样，愿意付出一切。他决定为胡蝶专门建造一座规格、设施、造价都远远超过杨家山公馆的别墅金屋藏娇。经过选择、比较，戴笠选中了神仙洞附近的地皮。这里除了地名吉利，还有偏远幽静、风景优美等好处。胡蝶来看过后，也表示喜欢这里。

　　可是胡蝶来的时候，穿着高跟鞋在崎岖的山路上走的时候不小心崴了脚，这让戴笠心疼了很久。所以修这所房子的时候，他要求汽车可以直达门口而不需要爬坡。为此他测量好了地形，凡是车路经过的地方都要求居民们搬走，碍路的房子一律拆除。    一般的平民百姓都容易赶走，最困难的是这条路还要占用当时最有实力的四川军阀王陵基的地皮。王陵基任三十集团军总司令，率部在江西。戴笠不好直接抢夺，只能采取笼络的手段达到目的。他向王陵基许诺会给他升官，王陵基也就心领神会地把地皮让给他了。    为了不让别人知道，戴笠特地在别墅外围建筑一堵电网、一条水渠以及隔离外界的围墙，外面安置了岗亭，让卫士们只知道里面住了人，而不知道住的是哪一路的达官贵人。    房子很快就修好了。两辆最新式的美国进口高级小轿车驶过新修好的柏油马路，开进刚刚竣工的神仙洞别墅。    胡蝶一下车，脚踩在坚实的路面上，她的心情就好了大半。她环顾四周，看到公馆的位置居高临下，风景秀丽，就更加喜欢这里。楼房青砖砌墙，爬满手指粗的藤蔓。罗马柱样式的大门风格独特。屋内用朱红油漆漆成的柏木铺就地板和楼梯，栏杆上刻饰精细，每层楼梯口和单个房间均设拱形木门。大门前是一方小院，青石板地面长着一株直径约1米的大黄葛树。整个房子不仅样式新颖，而且色调素雅宜人，的确是一套清新可人的新居。胡蝶一面看一面笑，脸上满是喜悦的神采。    看到佳人如此开心，戴笠也很高兴地说：“你上次在这里跌了一跤，把我的心都跌碎了。所以我这次把路一直修到公馆门口，不用你走路，也不用你爬坡，下了车就可以进房间。希望你可以喜欢。”    胡蝶莞尔一笑。戴笠仿佛受到了鼓舞，又接着往下说：“修这条路的时候可费了一番工夫。花钱、拆物不说，为了赶建，工人天天都有受伤的。为了往山上运石头，还曾经砸死过两个人。”    胡蝶的笑容收敛了，没有说什么，只是往屋里走去。    戴笠先带胡蝶看了可以举办大宴会的豪华客厅，又领她上二楼看了专门为胡蝶准备的卧室、浴室、书房和琴房。这些房屋都布置得金碧辉煌，富丽耀眼，一切都符合胡蝶的心意。而三楼除了有戴笠的办公室、会客室，还有一个宽大的电影放映室。里面的座位全部都是进口的单人或者双人小沙发，这在当时的重庆是独一无二的。

　　戴笠牵着胡蝶坐在小沙发上，指着电影屏幕对她说：“以后你觉得无聊就可以在这里放你过去拍的影片看。要是你乐意，我还可以帮你拍电影，让你天天都能有做大明星的感觉。”胡蝶娇嗔地拍了戴笠一下说：“讨厌！”戴笠呵呵一笑，心里充满了甜蜜。    其实把这座公馆送给胡蝶，戴笠心中还是有另外的打算。他希望胡蝶能够接纳他，和他结婚，做真正有名有分的夫妻，而不仅仅像现在这样名不正言不顺地一起生活。    4.逼迫潘有声签离婚协议    胡蝶真正的丈夫，潘有声这时却感到了一丝蹊跷。他已经得到了一张特别通行证，可以自由在滇缅公路上来往运输货物，通行无阻。虽然赚钱不少，但是却完全受局势的摆布，行踪不定，时而这里，时而那里，完全没有自己主宰的时间。他经常思念胡蝶，会想办法跟杨虎联系，让他帮自己给家里寄钱。可是每次的书信和钱款寄去之后就音信全无，胡蝶也从来没有跟他联系过。他不由得越来越担心，却没有办法。几个月后，他终于从昆明回到了重庆。他急急忙忙地跑到杨公馆，却看到林芷茗和从前判若两人，趾高气扬地跷着脚坐在沙发上，冷冷淡淡地说：“胡蝶啊，早就搬走了。”    “什么时候搬走的？她搬去哪儿了？”    林芷茗瞄了他一眼，一边低头看指甲，一边晃着脚上的拖鞋说：“她啊，搬到戴老板那儿去了。你走了以后，她一个人无依无靠。戴老板很照顾她，她当然不能不有所表示了。”    林芷茗嘴里的口气漫不经心，可是心里却害怕极了。她很担心潘有声把这件事叫嚷开去，自己的面子也保不住。可她没想到等自己抬起头时，潘有声已经不见了踪影。    潘有声此时一秒钟也待不下去，他心如刀割，痛恨交加。既为自己的天真感到可笑，又为妻子委身恶魔感到痛苦。他恼恨戴笠夺人之妻，恨不得食其肉而寝其皮。他恨自己身为五尺男儿，却无力保护自己心爱的女人。他快速跑到军统局本部--中二路罗家湾19号要求求见戴笠。可是连接几天，投了几张名片，却都石沉大海。潘有声感到十分痛苦，他住在皇后饭店，每天吃了睡，睡了吃，如行尸走肉一般毫无生气。但是因为心中始终有一道伤口，所以他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心烦意乱，痛苦不堪。    为了使自己的妻子能够早日摆脱魔掌，所以潘有声不惜重金四处托人周旋。他连上海的帮会首领杜月笙、黄金荣，重庆的军政大员何应钦、张笃伦都求遍了，可是没有人肯帮他。因为这些人都是戴笠的朋友，也没有一个人敢过问戴笠的私生活。他们纷纷把潘有声呼来喝去，拒之门外。让潘有声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申。    这一天，他正在皇后饭店喝闷酒，忽然饭店的人说：“潘先生有人找。”他醉醺醺地抬起头，看见一个个子不高、头梳得光光的男人似笑非笑地看着他。潘有声气呼呼地说：“你是谁，给我滚出去。”

　　刚来的客人说：“我是戴笠的秘书王汉光。潘先生难道不想跟我谈一谈吗？”    听到“戴笠”二字，潘有声马上清醒过来，拉住王汉光说：“胡蝶在哪里？你们快把我妻子还给我！”    王汉光冷笑着说：“潘先生找我们老板，闹得是满城风雨。我看大可不必这样，事情很容易解决。”    潘有声说：“那你们就把胡蝶交出来，我马上带她回上海。”    王汉光说：“潘先生你冷静地想一想，即便把胡蝶女士交给你，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也要好好考虑一下路上的安全问题吧？”    潘有声瞪着他，又想揍他，又不敢动粗，只好假装气势很足地说：“那你说怎么办？”    王汉光笑着说：“潘先生愿意解决，那也容易。只是这事必须妥当解决，处理得好，有可能全身而退；万一处理不好，你就会一无所得。所以你现在最好想清楚，多动脑子，少动感情。”    潘有声大声嚷道：“你用不着拐弯抹角，有话快说！”    王汉光从包里拿出一个厚厚的纸包和一个药瓶放在桌上，笑嘻嘻地说：“潘先生是聪明人。那就恕我直言了。现在你面前有两条路，要是你想带胡蝶女士回上海，那就等于选择了第一条路。你现在就得把这瓶药吃下去。要是你愿意选择第二条路，离开重庆回昆明去，那这纸包里的钱就都是你的了。我想，你不会不懂得该怎么选择吧？”    看着王汉光笑里藏刀，潘有声心中在滴血。他恨胡蝶不顾夫妻情分见异思迁，他恨戴笠厚颜无耻不择手段，他更恨自己懦弱无能，连妻子都保护不了。他的手颤抖着移向药瓶，停了一会儿又转向厚纸包，来回不定。    王汉光观察着他脸上的神情，知道他内心的防线已经松动，于是又补上一句：“戴老板已经说了，你现在做财政部战时货运管理局专员，不久可以升为上校。到时你什么都不用做，只要坐在昆明，票子就会像流水一样源源不断地流进你的腰包。有了钱，还愁找不到一个漂亮娘儿们吗？为什么现在非为了一个女人觅死觅活呢？”    潘有声一把抓住那厚纸包里的钱，另一手重重一拳捶在桌上，大声说：“姓戴的，算你狠！我认栽！”    就在潘有声垂头丧气之际，神仙洞中的两个人却赤裸相拥着在清晨的阳光和微风中醒来，戴笠心中是满满的满足，而胡蝶却有一些惆怅。她起身披衣，走进了洗手间，对着镜子端详着自己的脸庞。从她的眼中，有两滴眼泪落下。她开始感到对不起人在昆明的潘有声。他们夫妻两人一直感情甚好，如果让潘有声知道这一切，她该如何是好？如果他回来重庆之后不肯善罢甘休，那戴笠会不会把他送进监狱？

　　她正蹲在地上轻声啜泣，戴笠走进来从身后抱住她，仿佛看穿了她的心事一般地说：“你不用担心，有我在，你不用害怕任何事情。”    胡蝶说：“雨农，我对于自己做这事并不后悔，但是我想求你不要对潘有声下手。毕竟我跟他还是夫妻，我不想离开他。”    戴笠一边抚摸着她的头发，一边慢慢说：“瑞华，我们这样已经两年了，难道你就没有想过跟我再进一步吗？”    胡蝶有些害怕地说：“雨农，我们不是说好了不谈这件事情吗？”    戴笠故伎重演，紧紧抓住胡蝶的手说：“瑞华，我今生最大的心愿就是跟你正式结为夫妻。你应该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会比我更爱你，也没有人能给你比我给的更多的东西。你知道任何事情都不能改变我对你的爱。”    胡蝶似乎被打动了，她哽咽着说：“你不可以被感情拖累。你要知道，如果我们结婚，对你的事业肯定没有好处。在别人眼中，我现在已经是名声扫地的女演员，是个结过两次婚，抛夫弃子，水性杨花的女人。你干吗还要娶我呢？”    戴笠说：“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这样的人。你善良、美丽、忠诚，我了解你这些年来的苦衷，我是真心爱你的。为了你，我什么都可以不要。跟你结婚就是我唯一的愿望。要是你再不答应，我还愿意继续等下去。”    胡蝶犹豫着说：“可是潘有声怎么办？我没有脸面对他。”    戴笠平静地说：“只要你愿意下这个决定，我就陪你把一切手续办完。其实潘有声已经知道我们的事，他同意跟你离婚。”    胡蝶惊讶地问：“他已经知道了？”    戴笠说：“他不但知道了，而且愿意拿10万块钱，把你留在重庆，一个人去上海。”    胡蝶一怔，终于放声大哭出声。桌上的留声机不合时宜地还在唱着：“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这更让她感到红颜易逝。她对这段婚姻已经再无挂牵，只想要草草结束过去，再开始新的生活。谁知道还没等离婚协议签完，想要娶她的男人已经一命归西了。

　　第九章军统膨胀蒋公生疑    1.军统势力扩大无孔不入    到重庆后，随着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不断加强，戴笠的特务“事业”也不断发展。仅局本部就达到1000多人，所属特务不算武装部队，有5万多人。其组织机构除直属的秘书室、机要室、缮写室、人事室、督察室、会计室、时事问题研究室、经济研究室、技术研究室、医务室外，还有八个处，分别主管搜集和处理军事情报、搜集和处理党政、社会、经济、文教等方面情报、警务、行动、电讯业务和电讯监测、破译密码、特务训练班等方面。此外，有设计委员会，作为咨询机构。    除了本部的快速发展外，其基层组织也迅速增加，共有16个区、41个站、17个办事处和各种各样的训练班。    这些基层组织有的是在原来的基础上扩大的，有的是新建的。如军统局上海区，共有1000人。因为怕日伪破坏，仅区本部就设有三处，采取流动方式办公，并不固定在一个地点。区本部下设22个联络站、交通站，负责与外勤单位接头联络，传递情报和文件、命令，区本部不与外勤单位直接发生关系。除区本部机构外，下设5个情报组，分区域和对象搜集情报，如第一组专门负责公共租界方面的有关情报；第二组以搜集政治情报为主，包括伪组织、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情报；第四组侧重搜集社会情报等。还有8个行动大队，每大队最多的上百人，最少的也有30多人，专门进行对日伪的破坏、暗杀、爆破等，对中共地下组织也进行破坏。    在东北的组织，据伪满洲国军政部顾问部侦察，日本人称之为“蓝衣社东北总支部”的组织设在奉天(今沈阳)，隶属军统局华北特派员办事处，其内部设军人、政治、宣传、青年、妇女、工人、特别工作、侦探、训练、组织、调查、经理等11个部，外勤设有10个支部，分设营口、长春等地，人员数千人。    此外，军统局成立后，在以前无组织的边远地区，如伊犁、拉萨、迪化(今乌鲁木齐)设立站、组，在越南、缅甸、菲律宾、泰国、印度、新加坡也都设立了组织。    国统区的军统组织也进行了调整和扩大。军统局西北区1939年从西安迁到兰州后，以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部调查室的名义为掩护，实则完全受军统局控制。调查室设情报、司法、总务三个股，一个电讯总站，一个特务队，一个看守所。西北区下设兰州站、平凉站、武威站、宁夏站、马栏组、迪化组、青海组、拉萨组。    因为是在1932年4月1日成立了复兴社，戴笠也当上了特务处的主任，告别了跑单帮的日子，真正有了自己的小衙门。从那之后，他就对“四一”这个日子特别重视。1942年4月1日是军统成立10周年的日子，这年也是重庆军统局扩大成立后的第二年，军统内外活动和形势趋于稳定。戴笠一方面为扩大影响，提高士气，另一方面，为定期了解沦陷区潜伏组织的活动情况，决定每年借庆祝“四一”大会之机，由全国各公秘单位的大特务亲率人员参加会议。大会展览各地各单位的特务工作成绩，检讨工作情况，讨论当前问题和今后办法，接受新的任务等等。

　　平头百姓为了“四一”大会要“倾囊相助”，各地的军统外勤组织更是要向局本部献礼。礼物的类型从戴笠喜欢的手枪、古董到戴笠指定的线装书，各色不等。大部分的展品都会放在“四一”图书馆展出，而部分戴笠看上的珍品则会被他毫不客气地抱回家。    这天，“四一”大会的筹备已经基本完成。戴笠独自一人坐在书房里，把玩着广东站送的一件珍玩。这件宝贝是用两支小象牙雕成两支春笋，中间悬一面金制的小锣，配一个玉柄锣槌。只要用玉柄敲金锣，就会发出动听的悦耳的响声。戴笠对此尤为钟爱，他觉得这件珍玩象征军统事业如雨后春笋，他的发号施令如玉振金声。    戴笠正在轻轻敲击这面金锣，门口传来敲门声。听到戴笠的允许，沈醉走进屋子，报告说：“老板，您下令特赦的一部分政治犯和犯错的特务已经通过改造，经过思想考核，确认没有问题，被释放了。”    戴笠点点头。他今天心情似乎特别好，还问沈醉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放人吗？”    沈醉乖巧地回答：“古时候皇帝每逢遇到重大节庆日，都会大赦天下，来彰显政治清平，人民安居乐业，从而表现自己的功绩，以示庆祝。我看，老板的特赦也表现了军统工作的成绩以及在思想改造方面的突出表现。如果委员长知道了，一定会表彰老板能够体悟领导意图。”    戴笠哈哈大笑，指着沈醉说：“你这小滑头，拍马屁是越来越溜了。不过，可不要忘记正事。做工作要讲究方法，恩威并施。不要开了恩就忘记了对那些人加以管束。你看看，一段时间后就安排这些人利用短期集训再来一次考核，然后再分派工作。千万不可以放过一条漏网之鱼。”    沈醉答应了，又请示道：“这一次聚餐的菜色，除了红烧猪肉加油豆腐，红烧牛肉，辣椒炒酱肉丁之外，还要准备什么素菜？”    戴笠说：“时令蔬菜，你们自己准备吧，关键是火锅要准备好，这样等几百人坐下之后，才有热的东西吃。”    沈醉记下，正要走出去，戴笠又叫住他：“等等，通知各个部门负责人，今天下午再进行一次彩排，一定要确保各项工作万无一失。”    沈醉面露难色说：“报告老板，我们已经连着彩排三天了，各项准备工作都已经到位了，如果再继续彩排，总务处又要再次置办物品，这里头花费太大。能不能就只走流程，不动用准备的东西？”

　　戴笠一拍桌子说：“什么时候轮到你来跟我讨价还价？这一次的四一大会，我准备请委座亲自来视察指导，万一出了什么纰漏，你负责得了吗？”    沈醉连忙噤声，敬了个礼就退出去了。整个重庆就在初春的阴冷潮湿和忙乱中，迎来了四一大会的隆重召开。    2.“四一”大会太铺张反遭疑    当天，戴笠亲自接来了蒋介石。当他们的车子停在大礼堂门口时，几百名特务队伍在周围鸦雀无声地站队，等待他们已进入大礼堂，雷动的掌声几乎要掀翻了屋顶。同时军乐队也弹奏了起来。整个场面极其热烈。    蒋介石对周围人一边挥手，一边顺着人群让出的甬道走向主席台。他嘴边带着微笑，眉头却紧锁着。他对这么多人对自己如此忠心的拥戴感到满意，可是此外，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却让他很不舒服。    戴笠跟着蒋介石踏上主席台后，转身一抬手，全场立刻安静下来。戴笠说：“向领袖敬礼。”    立刻有人站出来指挥：“敬礼。”场内刷一声，无数双手臂一致地抬起。“礼毕。”又是刷一声，无数双手臂一致放下，动作规范得令人瞠目。戴笠满意地点点头，转身向校长鞠了一躬，宣布道：“下面欢迎领袖为我们讲话。”    蒋介石此刻的心情是复杂的，他的目光自然瞟到了主席台边的一副对联：“从四条巷到罗家湾，组织虽有前后精神还是一个；改特务处为军统局，同志遍布中外忠奸决不两全”。看到这副对联，他心里又是一颤。因为这副由毛万里撰写，戴笠选中并修改的对联说的正是军统的发展历程，而这发展又是在蒋介石的扶持和默许下进行的。到现在蒋介石却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姑息养奸，纵容了自己的下属力量过分膨胀。比如今天这样的场面，万一戴笠要对自己下手，岂不是瓮中捉鳖吗？    蒋介石身上冒冷汗，面上却并不表现出来，他讲了几句老调重弹的勉励话，并和早期的“十人团”成员逐个握手、颁发奖金。

　　接下来戴笠宣布进行“公祭”。他一声令下，主席台顶端和背后的布帘被撤掉，悬挂着的许多军统死难人员的照片和陈列的500多个灵位一下子显露出来，令人毛骨悚然。戴笠带着悲怆的语调沙哑地说：“我们的组织，我们的团体，10年来，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就，跟军统人员的献身是分不开的。今天我们在此悼念他们的离去，激励诸位继续努力，为了革命事业继续奋斗。”    听着介绍人的发言，众人依次向“殉难”、“殉职”、“殉法”的死难者行注目礼。“殉难”指的是为团体战斗而牺牲的；“殉职”指的是因公积劳成疾不治而亡或自杀的；而“殉法”则指那些因违犯集团纪律而被处决的。戴笠一面杀人，一面还要彰显自己的宽容和恩慈，表现自己的大家长身份。这样的手段让在场的人都感到莫名的阴森。    蒋介石在戴笠的引导下，看完500多位死难者的灵牌和遗像，然后对死难者家属代表进行慰问、接见，发给大笔奖金和抚恤金。    公祭结束后就是聚餐。戴笠照例走到扩音器前，端着一杯斟满的酒，叫所有的人起立，高声叫着：“第一杯酒，祝领袖身体健康，大家干杯!”现场欢声雷动，蒋介石也笑着举杯示意。    戴笠接着又命斟上第二杯，喊道：“第二杯酒，祝所有的同志们身体健康，干杯!”大家干杯了之后，戴笠便请蒋介石坐下。而现场没有人敢跟着坐下，而是等着接下来的命令。    这时大会指挥官传令斟上第三杯酒，大叫：“第三杯酒，祝戴先生身体健康，干杯!”    “祝戴先生身体健康，干杯!”喊声让地面都微微震动。戴笠开怀地笑起来，这才命令：“开动。”    他没有注意到，蒋介石的嘴角已经开始抽搐。聚餐到一半，他就借口有公务在身，告辞离去。在特务们欢送的掌声中，他坐上自己的轿车，驶离了军统局本部，这心才算安定下来。    而“四一”大会还在继续。晚上是罗家湾的联欢晚会。现场张灯结彩，一片灯火辉煌。各内外勤单位、特训班都有节目演出，有京剧、现代戏、歌舞，还有散打、擒拿气功等，一个接着一个，没完没了。戴笠最爱听京戏，而不喜欢看话剧和电影。军统的晚会也是以京戏为主。因一些话剧剧本多带有进步性，很少能合他的口味。他对电影选择很严，只喜爱陈铨所编导的像《野玫瑰》、《天字第一号》等为军统特务工作作宣传的一类东西。开场时候，礼堂里是座无虚席，戴笠在视野最好，也最隐蔽的位置看着一切，满意地笑了。    随着演出进行，许多特务觉得无聊，想溜。可是跑到出口一推门，却发现大门是铁将军把守，全部上了锁了。

　　一个资格较老的特务看到沈醉在礼堂外守卫，叫了一声：“沈醉，快来把门开一下，我要出去。”    沈醉走过来，非常抱歉地说：“对不起，老板喜欢大排场。他吩咐，这样热闹的场面实在难得，还是请诸位回座位去好好看戏罢！”    特务们无奈，又不敢露出什么抱怨的神色，只好假装高兴地坐回位子继续观看。直到4月2日清晨5点，戴笠宣布“四一大会圆满结束”之后，礼堂大门的锁才被打开。    而此时在蒋介石的府邸，他刚刚醒来，在案头批改文书。可是“四一”大会却一直像一个心结一样，梗在他心头难受得很。军统的发展，戴笠手中的权力、地位、实力，都已超过让蒋放心的程度。他不由得开始猜忌，担心有一天戴笠会超出他的控制，转而对他不利。    蒋介石暗暗下定决心，从此要开始限制戴笠和军统的扩张，提防他一手栽培出来的学生又转过头来害他。    一次原本想在蒋介石面前邀功讨好的“四一”大会，却成为了两人关系恶化的导火索。蒋戴之间由过去的两无猜忌变成相互戒备。戴笠在筹备使一切都万无一失时，却唯独忘记了盛极必衰的道理。    3.为蒋私牵红线惹恼国母    随着戴笠跟随蒋介石的时间越来越长，他们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越来越复杂。蒋介石经常有一些私事需要处理，但不便分身。戴笠就成了他最信任的御用工具。他经常把一些不可告人的任务交给戴笠去办，并且叮嘱他保守秘密。戴笠深知自己靠着蒋介石起家，一路上为了排除异己巩固地位，是杀了不少人，也把不少人弄下台去。蒋介石手下对他心怀怨恨的不在少数，党内外想要取他性命的也是大有人在。他知道要想保住自己现在的地位，就必须紧紧攀附蒋介石，不择手段地讨他的欢心。但是替蒋介石办的事多了，他对蒋介石的私密也越来越了解。蒋介石不由得对他产生了猜忌之心，常会担心他抓住了自己的把柄，权高震主。于是也另外派人暗中监视他。两人就在互相利用，也互相提防的矛盾情绪中，紧紧抱成了一团。    蒋介石曾明媒正娶过四房妻妾，在宋美龄之前，他还有一个深爱的女人陈洁如。从1922年同登永丰舰保卫孙中山，到1927年北伐胜利前夕，无论是蒋介石在粤军高级将领任上，还是在黄埔军校校长任上，直至最后领衔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期间，陈洁如始终相伴在侧，独享夫人风光。由于陈洁如受过中等教育，中、英文俱佳，各种社交场合，无不应付自如，蒋介石也深以为傲。夫妻两人的感情此时也比较深，蒋介石几次大的政治风波和磨砺，陈洁如都曾与之携手同履，生死与共。

　　可就在1927年，蒋介石却忽然做出了迎娶宋美龄的决定，并且要求陈洁如回避。陈洁如嫁给蒋介石才15岁，把少女的纯真、热情、幻想和爱恋全部给了这个她以为可以托付终身的男人。谁知道转眼间这个男人就要出于利益考虑弃她而去，这让陈洁如悲痛欲绝，难以承受。她愤而离开蒋府返回上海，谁知蒋介石再次赴上海陈宅，做陈洁如及其母吴氏的工作，劝说陈氏出国，并发出重誓：“自今日起5年之内，必定恢复与洁如的婚姻关系。如果违反誓言，没有将她接回，祈求我佛将我殛毙，将我的南京政府打成粉碎。如果10年20年之内，我不对她履行我的责任，祈求我佛推翻我的政府，将我放逐于中国国外，永不许回来。”陈洁如看到蒋介石此事蓄谋已久，势无更改，只得“相信”并“服从”蒋介石的“安排”，同意赴美留学。    当轮船行驶在浩渺的太平洋上时，陈洁如听到了无线电播放的上海各报所载《蒋中正家事启示》。直到此时，陈洁如才明白了蒋介石的真实企图！她痛不欲生，几次欲跳海自杀，幸为护送人员劝阻未遂。同年12月1日，蒋介石如愿以偿，与宋美龄在上海举行婚礼。不久蒋介石复出，重新掌权。而次年春天，他才派出江一平律师与陈洁如洽谈离婚条件。陈洁如看木已成舟，已经是身如槁木，心如死灰，被迫同意与蒋分手，正式离婚。    年方20出头的陈洁如遭此感情悲剧，立志终身不再嫁人。她在美国5年的时间，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业中，用忙碌掩饰自己内心的空虚和伤痛。她苦修英文、养蜂和园艺，并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获得硕士学位，之后悄然返回上海。    陈洁如对蒋介石是一片痴情，她嫁给蒋介石时，蒋介石远不是什么人物。但她仍是尽心服侍，不离不弃。而蒋介石对她也颇有一份怜香惜玉的温情，并且对自己常年冷落她感到愧疚。所以，当上海沦陷后，陈洁如向蒋介石求救，通过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的安排，奔赴重庆。    蒋介石安顿下陈洁如之后，又担心宋美龄知道此事，醋意大发。他也是第一时间想到了戴笠，让他来安排陈洁如的起居。    戴笠遇上这吃力不讨好的事，也很是为难。但他又不能拒绝蒋介石的安排，只好让陈洁如搬进了自己位于杨家山的戴公馆。戴笠当日还以为这事做得是神不知鬼不觉，不料第二天晚上，蒋介石就秘密来到他的公馆，和旧情人重温旧梦。戴笠当时和情妇余淑恒在另外的住所休息，听到副官报告这个消息，惊出了一身冷汗。他知道这件事要是被宋美龄知道，一定会以为是他在中间牵线让两人重修旧好，还借出房子供两人私会。这样的话，他非被千刀万剐了不可。    于是第二天戴笠就连忙找到蒋介石，说杨家山不够隐蔽，劝他把陈小姐藏到地方更僻静，风景也更好的松林坡公馆。蒋介石欣然同意了。

　　戴笠还以为这事是神不知鬼不觉，没想到想要找茬的孔二大小姐却把一切都看在了眼里。她知道这是向干妈邀功的好机会，亲自前去侦查了情况。在掌握了陈洁如确实在松林坡的证据之后，给干妈打了电话。    宋美龄这时正在昆明视察陈纳德的飞虎队基地。孔二小姐在电话里语焉不详地说家里有事，需干妈速回处理，同时暗示要避开蒋介石。宋美龄一听心里自然有谱，也就答应下来。她给蒋介石挂了电话，告诉他自己返回重庆的时间和降落的机场，试探着问蒋能否到机场来接。心怀鬼胎的蒋介石满口答应。第二天中午，蒋介石就率领一帮大员，手捧鲜花站在珊瑚坝机场翘首期盼。    可此时，宋美龄却在孔二小姐的带领下坐着小轿车径直赶往松林坡公馆。见到陈洁如，不等对方反应过来，她就一个耳光扇过去，哭诉自己的辛苦，指责陈洁如狐媚勾人。孔二小姐也在宋美龄的纵容和默许下，大肆在屋中摔家具，搞破坏，弄了个鸡犬不宁。后来在侍卫的劝阻下，她方整理了仪表，扬长而去。    回到家中，宋美龄和蒋介石又免不了一场争吵，传说蒋介石的脸都被她抓破了，致使他无法接见外宾。1942年11月，宋美龄离开战时的中国，去美国疗养和访问。另外也是为了和蒋介石赌气，避而不见他。    蒋介石满腔的怒气无处发泄，又把戴笠叫来一顿痛骂，戴笠连忙解释说：“校长，是孔二小姐雇请了暗探，专门在各个官邸附近出没，探听校长的私事。雨农也是才调查出了这一情况，已经派人把那些暗探都给解决了。”    蒋介石虽然痛恨孔二小姐，却仍没有削减对戴笠的不满，他接着骂道：“我把个人的事情都交给你安排，可是你保密不严，导致我处境艰难。这样我以后还能信任你吗？我那么多秘密在你手上，我还何以立身，何以处事？”    戴笠本来就不愿揽这一档事，如今无奈接下了，却又惹出这么大麻烦，心里也是憋屈得难受。他也没有其他办法，只得更加小心，更加谨慎地顺着蒋介石的心思，保全自己的性命和地位。    在蒋介石的道歉和请求下，1943年夏天，宋美龄从美国搭飞机回国。夫妻久别重逢，和好如初，也都心有灵犀地不提从前的不快。只是在宋美龄心中，却依然认定是戴笠引蒋介石学坏，对他是心怀怨恨。和第一夫人结怨，也让戴笠今后在仕途上举步维艰。

　　从西安事变时，宋美龄对戴笠的青眼有加，再到如今的心怀不满，戴笠和第一夫人的关系也预示着他已经从人生的高峰进入了下坡。    4.伴君如伴虎折翅屏声息    从1942年的“四一”大会开始，蒋介石就开始加倍提防戴笠。但是在抗战时期，他并不敢轻易打破人员设置上的平衡，怕党内的不稳定加剧局势的混乱。因此他冷眼看着戴笠在抗战中东奔西走，不但建立了自己的武装，还跟美方的关系越来越近，势力一步步地壮大，心情越加的沉重和不安。所以他暗中试探戴笠是否还在保持忠心，是否依然随叫随到，便于控制。    为了显示自己没有政治野心，在1945年5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大上，戴笠坚辞中央执委。蒋本来已把他圈定为中央执委，但戴笠考虑，多年来自己树敌太多，特别要防二陈犯难作对，与其让他们做手脚，不如自己干脆谦让给郑介民、唐纵二人，既抽身退步，洁身自好，又让二陈找不到把柄，还笼络了郑、唐，蒋也会减少对自己的戒心。果然，戴的做法受到蒋的好评。    1946年1月，由于戴笠日益扩大的势力引起了蒋介石的恐慌，以及戴笠与其他势力的矛盾，再加上国共两党经过43天的谈判，签订了《会谈纪要》。这个纪要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国民党迅速结束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平时应享受的权利，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有拘捕、审讯和处罚人民的权力等。这在蒋介石来说，虽然并没有要真正遵守执行的打算，但为了做些表面文章，也是出于抑制和打击戴笠势力的需要，向戴笠秘密发出了撤销军统局化整为零的指令。    戴笠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接到了蒋介石的命令，他就抢先拿出一套办法来对付蒋介石。    蒋介石的命令颁布之后，戴笠连夜起草了一份改组计划：    一、把军统局原先主管的军事情报、军事稽查业务以及军队中各级谍报参谋方面的力量都独立出来，使得军统局的情报机构得到削弱；    二、把军统局原先主管的特工警察力量分化出来，使得军统局不再掌管警察行政大权；    三、改组军统局主脑部分，使其成为隶属于司法行政部之下的一个调查室；    四、削减军统局本部及各外勤机关，化整为零。    另外戴笠还要军统局坚决贯彻他提出的“裁弱留强，里外三百”意图的同时，在内部体制上减少指挥层次，下令撤销所有区一级的组织，恢复在省范围内以省站为最高指挥机关。原来归属区一级指挥的特务人员，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全部转入地下，不再以公开机关和任何名义作掩护。在此基础上，戴笠迅速清理整顿军统内部的贪污受贿问题，以免被蒋介石和政敌抓住口实。他指示毛人凤成立一个财产清理委员会，自己也迅速到各地去清理财产。

　　蒋介石收到这份计划的时候，心中还有一些疑问。因为他不相信戴笠会这么干脆地做出对他力量如此不利的削减。所以他表面上对戴笠的决定表示肯定，但是私底下却派人继续调查。这一查就发现了诸多的疑点。    首先戴笠虽然削减了军统局内部的军事部门，却掌握了军令部第二厅，把军事情报、军事稽查业务以及军队中各级谍报参谋方面的力量都拨归进去，全部抓到手中，成立军事特工方面的独立系统。    其次戴笠掌握了内政部警政司，并将警政司扩编为内政部的警察总署，把军统局原先主管的特工警察力量划拨过去，形成警察行政业务与警察特工业务一把抓。    戴笠另外改编了“忠义救国军”和军统局的特务团，再加上军委会的别动军、交通警备司令部所属的各团、交通巡警总队和军统局掌握的部分国民党税警部队，把约10万人组建成了交通警察总局。    尽管戴笠削减了各内外勤机构，但是他并没有解散削减下来的人员，而是把这些人安插到各个司法行政部门，形成军统化整为零后的基本力量。同时也成立了一个调查室，安顿军统局的主脑部分。    最让蒋介石气愤的是戴笠竟然默许军统内部成立一个叫“警坛社”的秘密组织。而该组织成立的目的甚至是明确地表示要争夺全国的警察大权。经过这几步计划，军统力量没有被削弱，反而比原来还要更加强大。    这个消息传到了蒋介石耳中，他沉默了很久，最后愤愤不平地说：“这个戴科长闹昏头了，他得明白他自己的位置。”

　　为了加强对情报机构的控制，蒋介石下令除了在原先情报特工部门建立的甲种会报和乙种会报之外，又建立了年度会报和月度会报。第一次年度会报是在蒋介石的官邸举行的，并由蒋自己主持。月度会报地点设在军统局大院对面的漱庐，由唐纵主持。曾经是戴笠下属的唐纵摇身一变以蒋介石代表的身份，对军统局及其他情报部门呈送的情报提出意见和指出应当注意的问题。除了重大情报由蒋介石自己亲自掌握外，其他的情报和行动全由唐纵整理分析后上报。这就使唐纵有了更重要的地位，对戴笠及军统局内部存在的问题能及时如实地向蒋介石密报。相比之下，此时的戴笠除了负责召集和接待外，在月度会报上没有更多的地位。可见他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已经逐渐下降了。    长期以来，蒋介石手下的嫡系派别中，虽然山头林立，派系纷呈，但是谁也难以对蒋构成威胁，蒋要削弱或打击谁，也只是举手之劳。但只有对戴笠，他不敢这样做，以当时戴笠的势力来说，早已是无孔不入，无所不在了，就是在蒋身边的侍卫和警卫人员中，到底有哪些是戴笠的心腹杀手，这是蒋永远无法弄清的，也是蒋始终不敢想象的。蒋、戴的矛盾发展到这一步，使得两人从过去主子和奴才的关系，变成现在戴笠让蒋介石感到如芒在背、如鲠在喉。蒋介石不得不采取最终极的手段对付戴，这就是蒋要成立五人小组秘密监视戴笠的原因。    五人小组由钱大钧、胡宗南、唐纵、宣铁吾组成，由蒋介石亲自进行领导。这些人中，宣铁吾是戴笠的冤家对头，又是新任上海市警察局长。唐纵是全国各特务系统的总协调人，也是安插在戴身边的钉子。这两人负责对戴笠进行近距离监视。就钱大钧来说，由于先后两次出任侍从室一处主任，在军界、政界屡任要职，所以不但与蒋关系很深，而且同僚友好、门生故吏等遍布各界，吸收他入组便于了解掌握戴笠言行，所以也实属必要。    而对胡宗南来说，蒋介石明知道他是戴笠的密友，却仍然把他吸收到五人小组中，甚至将他列为五人中的核心组长，这对他来说是莫大的荣耀和知遇之恩。他跟戴笠也心照不宣地保持无话不谈的关系，然后转而向蒋介石密报戴笠的情况。因为他们知道只要一个人的地位保住了，就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所以蒋介石的一着险棋却收到了奇效。而蒋、胡、戴三人之间互相拉锯，互相欺骗又互相利用的关系却一直保持了下去。    五人小组成立以后，不但戴笠和军统的活动大都在蒋的掌握之中，而且对军统势力的抑制和削弱也都有了明显的成效。蒋戴的较量进入最后阶段。

　　 第十章机关算尽误了性命    1.谜难解龙泉宝剑的秘密    当在上海整肃汉奸的事告一段落后，戴笠把重点移到了北平。那时候戴笠的心中还有一个没有解开的心结，那就是孙殿英进献的龙泉宝剑至今还没有回到戴笠手中。    孙殿英是土匪流氓出身，早年盗了慈禧的墓，因此手上有大批珍贵的宝藏。为了在乱世中谋一条出路，他通过戴笠，向蒋介石、宋家兄妹和孔家送去朝珠、红宝石、翡翠西瓜等名贵的珠宝。之后，他又把一把龙泉宝剑送给戴笠。    戴笠对这把宝剑是爱不释手。但担心此剑带在身边过于招摇，经过考虑后他把此剑交给了马汉三。马汉三原为军统北平区张家口察绥站站长，他被戴笠召到孙殿英部队驻地后改调为军统陕坝工作组组长，专门负责内蒙古一带的情报工作，并对进入陕西作战的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进行监视控制。在林县分手时，戴笠要马汉三在安全的时候将此剑交给何应钦，而后再由何应钦交还他本人。    自从在林县与马汉三分手后，戴笠在外转了好久回到重庆后，始终未见马汉三将“龙泉宝剑”送来。戴笠情急之下，连着给马汉三发电催问。马汉三回电说，由于战局变化太快，为了安全起见，他又把“龙泉宝剑”重新留在了孙殿英处。戴笠不放心，又拍电报给孙殿英，询问此剑下落。因此时的孙殿英正暗中与日本人商谈投降的事，以为此时戴笠来电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害怕会惹出什么麻烦来，也就迟迟没有给戴笠回电。而戴笠久等后仍不见孙殿英回电，以为因此剑实在珍贵孙殿英反悔了。    此时，因抗战形势严峻，戴笠也只好把此剑的事搁置一边了。    可是没想到在抗战结束后，在提审日本间谍川岛芳子时他却得知，马汉三在逮捕她时从她家中搜去了一把“龙泉宝剑”。    听到“龙泉宝剑”四个字时，一直在沙发上一动不动的戴笠猛地弹坐起来，两只眼睛炯炯有神地射向川岛芳子，如夜色中的一匹头狼。他亲自开口问话：“你说龙泉宝剑是什么样的剑？”    芳子乖巧地答道：“传说这把剑是乾隆时期外邦进贡的。剑长约有五尺，上面雕着九条龙。剑鞘上还有各种宝石，剑非常的锋利，在阳光下也非常的亮眼，令人炫目。”

　　原来，当马汉三在河南林县从戴笠手中接过这把“龙泉宝剑”时，立时被这件稀世珍宝震惊得灵魂不定了。他知道这把剑的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来计算的，一旦此宝能带出国的话，不但自己终身荣华富贵有了保证，就是子孙后代也会享用不尽。马汉三本来就是贪婪无比之人，自得到这把剑后更是茶饭不思，既舍不得轻易把这件到手的珍宝送到重庆，又担心躲不过戴笠的追查。在经过了好一阵痛苦的考虑后，马汉三决定此剑暂时不交出，静观局势发展后再说。    1940年初，马汉三在张家口进行投机倒把的生意。他大把花钱置业，惹人注意。当时知名的“大隆洋行”也对他格外注意。    “大隆洋行”的外壳是一家做对外贸易的机构，但是实际上却是日本特务设在张家口的情报机构。其后台老板田中隆吉也是一个日特机关的大特务。他对马汉三起了怀疑后，就派手下去调查他的背景，这一查竟然查出他是军统的高级干部。这让田中隆吉大喜不已。他马上指示张家口特务机关将马汉三逮捕。    马汉三被捕后，才后悔当初树大招风。再听说是落在心狠手辣的田中隆吉的手中，他自知大势已去。为求保命，他主动献出了“龙泉宝剑”，求田中隆吉给他一条生路。田中装出不满意的样子，对马汉三说如果要免于一死，必须暗中为日本特务机关服务。马汉三马上答应下来，回到了北平。从此时起他也不敢太过造次，生怕被戴笠找去问话。    这年开春后，田中隆吉奉调回国。他担心自己回去之后被平素结怨的仇家落井下石，所以就在路经北平时找到了他的相好川岛芳子，把“龙泉宝剑”交给她保管，一来防止回国后受到宪兵调查而被收缴，二来嘱咐芳子如果自己遇到不测，可以变卖宝剑来营救。    这样明显的举动立刻被一直在监视他们的马汉三发现了。他派人暗中翻查过田中的行李，发现他没有带走宝剑，因此推测宝剑就留在川岛芳子手中。所以一直在等待机会夺回宝剑。    抗战结束后，马汉三通过毛人凤向戴笠说情，争取到了北平肃奸委员会主任的位置。没过两天，他就借口在平津地区整肃汉奸而逮捕了川岛芳子。然后，又命人在北平东四牌楼九条胡同34号川岛芳子的住处进行了大搜查。经过几个小时地毯式的搜查后，终于在房后的地窖里查到了那把“龙泉宝剑”。当地窖的木板被推开的时候，马汉三被满目绚丽的宝石晃得头昏眼花，他脑中除了保住宝剑已经没有其他想法。而川岛芳子的事情也被他忘到九霄云外去了，没有及时处死她。这让戴笠有机会进行秘密提审。    听完川岛芳子的讲述，戴笠震怒了。他知道马汉三心术不正，但一直还重用他，就是因为他有本事能做别人不能做的事情。而戴笠也自诩能够控制住他。可没想到自己千算万算，还是养虎为患，这对他的权威是极大的挑战。

　　可是戴笠并没有马上做出反应。马汉三的“叛变”只有川岛芳子的一面之词，而川岛芳子本是个特工老手，万一中了她的圈套岂不贻笑天下。另外，龙泉宝剑是戴笠和孙殿英私下的交易，万一被蒋介石知道，他也是逃不了“私藏赃物”的罪名。所以戴笠考虑，对马汉三只能采取巧取，而不能硬夺。否则逼急了他，只会闹得两败俱伤。    戴笠提审川岛芳子的消息很快就被马汉三得知了。他很有心机地没有马上找戴笠承认错误，而是偷看了戴笠通过北平办事处发给军统的一封信。在信里戴笠不但肯定了他马汉三抗战期间的功劳，而且他要军统局报蒋介石给马汉三给予重用。    看完信后，马汉三知道戴笠不会在短时间里杀自己，他觉得戴笠在听了川岛芳子的话后并没有全信她的，而对自己只不过多了些猜疑，要不戴笠是绝不会在这个时候还想到用他的。他立刻明白自己现在要逃避责任不如主动面对，主动承担。    马汉三很干脆地带着“龙泉宝剑”去见戴笠，一碰面就直接说：“戴老板，我来复命了。当年您交给我的龙泉宝剑，因为时局动荡所以又被寄放在孙殿英那里，后来我拿回来后，又因为被日本人抢去，所以是经过几次的出生入死才最后从川岛芳子那里搜了出来。现在时局稳定了，宝剑也该物归原主了，希望戴老板不要归罪下属保管不力之过。”    戴笠微微一笑说：“你识得大体，这很好。把剑放下，出去好好工作吧，我以后还有重要的任务交给你。”    马汉三退出了办公室，戴笠拿起宝剑“嗖”的一下拔开，他脸上立刻被五彩的光芒笼罩了，显得格外怪异的炫目。他满意地笑了。    素来胆小的马汉三对自己的处境完全不敢有什么侥幸心理，他在戴笠收下那把“龙泉宝剑”后，又预备好十大箱价值连城的书画和古董及一些金银财物送到了戴笠的住处。戴笠含着笑全收了，此时在他的眼里马汉三此举无非是想以巨宝“赎罪”和“堵嘴”。马汉三是个利用权力大肆搜刮汉奸财产的大贪污犯已无疑，要不然这些宝物从何而来？    戴笠对于马汉三的谎言心中有数，却是隐而不发。那封信也是戴笠的一计。因为，当时的北平是李宗仁桂系的天下，马汉三在这里不但党羽遍布，而且他与李宗仁的关系密切，戴笠自知一旦打草惊蛇，会激起狗急跳墙，而这后果不得不防。    戴笠此时急着要去青岛和柯克见面而后去上海与胡蝶商谈结婚的事，还有要依照蒋介石的连续催逼，回重庆参加情报机构整顿的会议。此时的他暂时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处置马汉三，但是他跟马汉三都是心知肚明，马汉三私藏宝物，叛国投敌，难逃一死。一个决心报仇，另一个想办法逃生，两人如同打心理战一样刀来枪往。

　　戴笠登上了从北平开往青岛的飞机，随机带去的有那把“龙泉宝剑”和十大箱的金银宝物。临出发前，马汉三也去送机了。戴笠和他站在飞机下说了半天的话。马汉三一直低着头说：“是，是。”而戴笠说到最后，叹了一口气说：“下不为例，这是最后一次了。”在随从人员的眼中，马汉三听了戴笠所说的话愣了好长时间，然后就走到一旁默默不语，看着飞机慢慢起飞，失魂落魄地走开。此时此刻的马汉三已感觉到，戴笠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可是他更没有想到，上天留给戴笠的时间更少。    2.狂风暴雨座机直飞黄泉    1946年之后，戴笠的精神一直非常烦恼苦闷，唯恐蒋介石将他一脚踢开。在长期的相处后，他越来越感到伴君如伴虎，并且曾几次到了要被“赐死”的关头。先是汪精卫逃向河内，戴笠派人行刺，却错杀了曾仲鸣；同年刺杀唐绍仪又露了马脚；西安事变几乎让蒋介石命丧古都，特别是他手下的刽子手赵理君在洛阳活埋了CC派的行政督察专员韦品芳等五人一案，闹得是满城风雨。还有在昆明杀了皇亲国戚孔二小姐的情人林世良一案，幸有陈布雷从中转圜，才得免死。凡此种种，若不是蒋介石手下留情，戴笠纵有10个头颅，也早被如剪草芥般割掉了。他也感到自己这一段时间的运气也总在走下坡路，所以他也格外注意招福驱邪。    1946年3月，戴笠去北方巡视，本来打算3月13日从天津飞往青岛，但是一看日子不好，立刻借故牙痛难忍，推迟到3月16日才启程。当时他到青岛主要是为了会见柯克，与其商讨关于邀请美国驻青岛军舰协助老蒋往东北运送军队、给养的事情。当天再赶回北平，布置一些军统工作的事宜。    当天清早，天气始终是阴沉沉的。戴笠站在窗边，脸上不由得浮出了幸福的笑容。    戴笠最急于回到上海的理由，其实就是要帮已经到达上海的胡蝶和丈夫潘有声办理离婚手续。戴笠和胡蝶已经处于热恋之中，两人如胶似漆，是一天都不能分离。可是为了工作，他不得已来到北平和天津办事。分开的日子里，他和胡蝶天天通电话，夜夜都能梦到终于娶到佳人的美妙时光。到现在这个机会就在眼前，怎么能因为一场雨就破坏他结婚的大计划呢？    戴笠坐车来到了机场。随行人员把十多箱物品运上飞机，其中有军统人事处处长龚仙舫，军统控制的外围机构“人民动员委员会”的实际负责人金玉波，戴笠的英文秘书马佩衡，副官徐焱，天津大资本家黄顺柏，译电员周在鸿，厨司曹纪华，一个专替戴照管衣服的事务员，飞机上的正、副驾驶员，还有一个无线电报务员。其中金玉波是被戴笠派到华北搞帮会活动，在天津见了戴笠后请求随同专机返重庆。马佩衡在抗战前在上海英文大陆报担任过多年的主笔，说得一口很流利的英语，深受美国人的喜欢。    戴笠坐在飞机上最后望了一眼送行的部下，略点了点头，通知机长起飞。飞机在气流中摇摇晃晃地越升越高，越飞越远。

　　空中突然划过一道闪电，紧接着便是一声炸雷。送行的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回头去看飞机，但是飞机已经飞出了他们的视线，看不见了。戴笠坐在飞机上闭目养神。他很少会有这样明显地表现出疲倦的时候。或许是因为他现在年纪慢慢大了，又有了胡蝶这样一个美娇娘在身边，难免过分纵欲，耗费了过多精力。或许是因为经历了太长时间的钩心斗角，宦途险恶，这些都让人过中年的戴笠心生疲惫。所以他也很难得会在这么多人前卸下防备，闭目休息。    看到戴笠一脸入睡的表情，其他人也都不敢大声说话，私下悄悄谈论一些事情，也都很快就安静下来。    飞机摇摇晃晃地飞着，气流越来越强烈，戴笠无法入睡，坐直起来，让人去询问机长飞机状况如何。不久他的勤务员回话说：“机长说他正在和上海方面联系，但是由于云层很低又有雷雨，飞机与地面联络很困难。只要一有消息就会马上回话。”    戴笠点点头，再次合上了眼睛。他知道飞机上的油料已经足够直接飞往重庆，万一上海、南京都不能降落，也可以去其他地方。    看到戴笠这样子，大家都知道戴笠是真的累了，也就都不说话，各自闭目休息。    不一会儿，飞机飞到上海上空，地面方面传来消息说现在大雨如注，不能降落。南京地区仅有小雨，可以降落。于是机长请示戴笠后，转而飞往南京。    到下午1时零6分，飞机正在和南京机场联系，突然电讯一下终止了，同时飞机狠狠地颠了一下，飞机上立刻传来惊讶的呼喊声，所有人都惊醒过来，紧张地坐起来，紧紧抓着安全带。    副机长通过广播对机舱报告说飞机遇上了强气流，会有剧烈起伏。但他们会继续和地面联系。    戴笠没有说话，他看了一眼装着财宝的箱子，又扭头望向窗外，没有说一句话。    飞机开始在穿云下降，但是已经飞过了机场而进入了江宁县地界。就在驾驶员再次努力与地面联络，并且重新矫正飞行方向时，突然出现了油量低的警告。驾驶员大吃一惊，但也无暇去想其中的玄机，而是手忙脚乱地找地方迫降。    在南京江宁县板桥镇南面的村庄里，因为连日下雨的缘故，农民都没有下地，而是在家里做一些零活。    忽然屋外天空传来低沉的轰鸣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响。好奇的村民纷纷出来站在屋檐下抬头眺望。只见天空中一个铁家伙越来越靠近，也变得越来越巨大，全金属的银色机身闪着刺眼的亮光，机头朝地俯冲下来，先是撞在了一棵大树上，不一会儿又撞在了板桥镇南面的戴山山腰上。    说时迟那时快，空旷的野地里立刻响起一声巨响，然后便蹿起烈烈的火焰，一下子吞没了整个机身。

　　村民们都不敢马上靠近，而是远远地看着大火在雨中足足燃烧了两个小时，火势渐小之后，才敢过去。在一片焦臭味中，机上人员的尸体横七竖八地斜躺在烧成废墟的田野上，一个个烧得焦黑，身首肢体均残缺不全。机身也被烧毁，只留下尾部还可看出它的编号来。大家便都远远地看着，不敢走过去，直到有一个人发现焦黑的碎片中有金光闪闪的东西露出来，走过去拨开，发现是箱子里的金银财宝，这才都争先恐后地扑过去，不顾尸臭地在废墟里扒拉起来，把一堆宝贝往怀里揣。    天空中又是一道霹雳闪电划过，紧接着炸雷在空中爆开，震耳欲聋。村民们互相警告着天公发怒了，一个个慌张地往家里跑。    随着一声巨响，戴笠这个对蒋介石忠心耿耿，不可一世的军统特务头子，转瞬之间，机毁人亡，时年49岁。    222专机坠机之后，连接着便是三天大雨不曾停息，他的尸体也就在暴雨中淋了三天三夜无人收殓。这个搞了大半辈子特务活动的恶魔，一向夸口他的情报网不但遍布全国，还普及全球五大洲，而结果他被摔死之后，在特务密布如麻的南京附近地区，曝尸三天之后才被发现。    3.乱纷纷军统失了领头人    上海龙华机场大雨如注，电闪雷鸣。军统上海办事处的三名少将，李崇诗、邓葆光、王一心冒着倾盆大雨，早早就来到这里等着迎接他们的老板--戴笠。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一转眼两个小时过去了，戴笠的222号专机依然没有任何音讯。桌上的烟灰缸已经堆满了烟蒂，三个人互相看看，彼此的面色上也都写满了凝重。    李崇诗率先起身，通过机场电台向北平办事处查询，马汉三回电说戴笠确实已经在3月16日从天津飞往青岛。他再询问青岛办事处，梁若节回复说，戴笠已经于上午11时45分飞往上海。按照正常推测，最迟到下午2时，专机也应该抵达上海，为什么直到现在飞机的行踪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各地的电讯陆续返回，均无消息，他们既不敢回家，也不敢将戴笠失踪的消息透露出去，只是在杜美路的办事处苦守电台，等候奇迹的发生。尽管没有明说，但是座机失踪的消息，在青岛、南京、北平各地军统组织的高级特务中很快就传开了。聪明而敏感的大特务，如马汉三等人，马上就猜到了事情的起末。这个意想不到的事件如同瘟疫一般，把恐慌、忧虑、焦灼四处弥散。    当222座机失踪的消息犹如世界末日降临的阴影一样，阴森凄凉地笼罩在重庆军统局本部的时候，毛人凤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他不停地指示重庆总台向上海、南京、济南、天津等处询问，但是关于戴笠的一切消息此刻却如同石沉大海，杳无音信。3月18日清晨，毛人凤闯进蒋介石官邸，向蒋介石紧急汇报222号专机及戴老板失踪的消息。蒋介石心中一凉，马上拎起电话，接通了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询问222号飞机的去向。在确认专机失事之后，下达命令说：“你马上选派一名将级特务，带上电台和一名报务员，一名外科医生，下午就搭机出发去他可能降落的地方寻找。如果发现222号专机，马上降落下去营救。如果不能降落，跳伞也要跳下去。发生任何情况，你第一时间用电台向我汇报。”    毛人凤一一答应下来，蒋介石看着他，变换了一张严肃的面孔，语气坚决地说：“记住，要想尽一切办法找到戴笠。我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第二天一早，沈醉接受了任务，由重庆飞到南京。下午4时左右，他得到消息说飞机撞上了戴山，而山腰上有一条水沟叫困雨沟。飞机撞在山上后并未完全毁坏，由于汽油着火，才把所有的人烧死。经过几场大雨冲刷，尸体都冲到那条困雨沟内了。    一直到晚上7点，戴笠的副官贾金南坐着卡车回来了。他抱出了半截烧得焦黑的尸体。沈醉一看，也不由自主地退后了半步，用手帕捂住了鼻子。但是看到贾金南那么忠心耿耿的样子，他也不好意思再退缩，收起手帕走上前问：“你怎么知道这是戴老板呢？”    贾金南说：“我跟了老板这么多年，怎么会不知道这是不是老板呢？老板左边臼齿上下镶有六个金牙，从夹得紧紧的左膀内所存留的残破衣片也可以断定是他生前穿着的东西，所以我可以肯定。只是被火烧又被雨淋了这么久，老板的右手和小腿已找不到。他辛苦了这一辈子却死无全尸，我，我心痛啊。我为什么不一直跟在老板身边呢？能跟他一起死我也甘愿啊，就不用像现在这样看到这群兔崽子这么没有良心。戴老板没有死的时候，大家那么尊敬他，今天刚死去，连汽车也不让搭一下……”    沈醉听着贾金南絮絮叨叨地哭着、骂着，心里也很是难受。他轻声说：“辛苦你了，把戴老板抱到屋里去吧。”    当天晚上，上海办事处主任李崇诗从上海买了一具楠木棺材运到南京。在装殓时，因戴笠的面部完全烧毁，所以由殡仪馆的技师按照他生前的照片代制成一副假的面具套上。    沈醉还奉毛人凤的意见，特意到附近询问了目睹撞机事件发生的居民。当他知道飞机上有携带贵重物品，并且被附近居民捡去之后，马上警惕起来，要求当地政府组织清查从飞机上掉落下来的财物。    捡到宝贝的人自然都不肯拿出来，经过政府人员和军统特务再三做工作，并且许诺以金钱做报酬，再加上有几件宝贝实在抢眼，谁都觊觎在心，隐瞒不了。到最后终于有人陆续交上了捡到的东西，其中包括一个宋雕羊脂白玉的九龙杯，有一尺多高，上面刻有九条龙，一条龙被撞去了一个头；另有一柄古剑，虽经烈火烧过，剑柄剑鞘都烧坏了，但剑光仍闪闪逼人。    戴笠刚一死去，尸体尚停在南京办事处，军统内部即发作了争权夺利的一场极为激烈的斗争。以郑介民、毛人凤、唐纵三人为首的特务头子，马上形成了军统内部的广东、浙江、湖南三派。一些广东籍的大特务和曾经留学苏联与一向在二厅搞军事情报活动的都慢慢集中到郑介民这一方面；而一些原在军统内部工作与浙江籍和各个特务训练班毕业的都被毛人凤拉到他的手上；另一些湖南籍的特务和过去对毛人凤不满，与郑介民关系不深的都投到唐纵这一方面。还有一批则几方面都敷衍，几方面都不得罪也不参加，而自认是中间派的，所以实际上是等于分为四派。

　　当时国民党内部一些上层人物中，除极少数的几个如宋子文、何应钦、胡宗南、汤恩伯等对戴笠死后的军统仍然支持外，其余多借此机会对军统攻击不遗余力。比如陈诚，过去一向不满军统和戴笠，因他希望自己所领导的张振国特务系统壮大起来与军统相抗衡。他公开骂军统特务横行不法，说军统领导的特务武装是游杂部队，要全部编遣，不承认军统局自己超升的特务们的军阶。他继何应钦任军政部长后，对军统经费和粮服等方面经常发难，不像何一样给予特别便利。还比如说孔祥熙，他因戴笠杀了他的亲信林世良，不但恨戴笠，也不满军统，公开提出要缩减军统的费用。再加上过去一直在与军统争宠信争权力的CC系和中统特务、宪兵等方面，也莫不趁此机会群起责难。蒋介石虽一再出面袒护，但终因过去目标太大，得罪国民党内部的人也太多，最后毛人凤也不得不接受郑、唐两人意见，正式提出缩编计划，实行汰弱留强。    过去在军统局的几万名特务被分为“核心”、“基本”、“一般”三种：所谓“核心分子”大多是抗日战争以前参加军统的老特务；“基本分子”则指军统各个特务训练班毕业的特务；“一般分子”便是抗战期间所吸收的，由士兵提升起来，以及在各公开特务机关中工作很久、被调进军统去工作而参加军统的。还有一些是在军统外勤单位服务或者被利用工作过的，他们在军统中的时间大多不长，担任的职务也不是很重要。所以在缩编中，绝大多数是从一般分子开刀。过去戴笠引以为荣的“军统大家庭”是许多人都羡慕的“金饭碗”或者“铁饭碗”。这次也是一样被打破了。当时中央训练团军官总队，便前后收容了四五千在重庆一地缩编下来的军统分子。军统最后改组为“保密局”，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4.一生聚宝转眼瓜分殆尽    1946年夏天，随着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撤销，这块恶名昭彰、遗臭千年、染满革命人士血迹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招牌，也同时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坑里。1946年6月，毛人凤带着一部分内勤特务迁回南京，军统局在重庆正式成立“结束办事处”，由军统副主任秘书张严佛任主任，开始办理结束事务。风中残烛一般的军统组织在戴笠死后约一年左右，这个结束办事处也任务完成，宣告撤销。戴笠花了毕生精力所创立的这个集罪恶之大成的特务机关，也和他一样不再存在了。    除了争夺权利，对戴笠死后留下来的财产也带来了一场瓜分狂潮。

　　戴笠最珍爱的三样东西就是学生、手枪和汽车。他对学生的重视是和蒋介石不相上下的。而到了抗战中期，他除了继续开办特务培训班外，还会从儿童开始培养。1941年戴去东南视察时带回重庆100多名难童，准备从小便培养他们，取名少年模范队，先让他们学习普通小学课程，逐步进行思想训练，准备五六年之后再进行特务技术训练。但还没有等到这批孩子长大，他已死去。郑介民和毛人凤感到花费时间太长，便在他死后不久将这批孩子遣散了。    戴笠对手枪的钟爱在军统中也是无人能出其右的。由于他爱手枪，所以他的一些朋友、部下便常常送他手枪。多年来他的确也得到了不少很精致的东西，都由他亲自保管，放在他杨家山公馆的小仓库内。每隔一些时候便叫何铭去替他擦拭一下，其中有用纯金制成外壳镶着象牙柄的一对马牌手枪，和英国出品、用手工制成、嵌有金丝盘花纹的勃朗宁式手枪，以及用不锈钢精制的强力式、美国制造的长管无声手枪，和一些钢笔形、打火机式和专门给女人用的小手枪等共有二三十支。其他人即使眼红，却都得不到。因为总务处有个由他亲自设计修建的专用于存放手枪的仓库。他每散步到这所仓库附近时，总要叫军械股长何铭打开仓库，走进去看看那一排排擦得干干净净，挂得整整齐齐的手枪，才很满意地离开。他唯一会送给他人手枪的机会，便是在一些为他卖过命的特务去见他时，给他们一支手枪和一点钱。有些派往外地工作的大特务去向他辞行，戴笠也爱问问有没有好手枪，没有的也送一支。他死去后，这些手枪都被一些大特务们瓜分掉了。    当然戴笠手上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众多的好车。军统给郑介民、唐纵、毛人凤乘坐的都是些又老又坏的车。毛人凤因在军统局办公，还可以轮流用一下几部公用的车辆，郑、唐则对此极为不满。唐纵在沈醉从南京收拾戴笠尸身后，赶回重庆向他们报告戴死的情况时，向局本部提出的第一件事便是要两辆好汽车。戴笠在世的时候，军统局的处长都无专车，他死后每人便都分到一辆。他对汽车的使用虽然控制得很严，甚至蒋介石派到军统负责会计财务的经理处长徐人骥的儿子在重庆结婚，想借他的好汽车用一天，他都不肯。可是重庆稽查处、特务总队等要进行搜捕工作，或押解政治犯时，他不但马上答应派车，而且还叫沈醉派他的好车，要多少就给多少。由于他爱汽车，又不懂开车，所以对给他开车的司机和专门给他修车的技工都非常好。他经常叫手下的亲信去学学检修汽车机件，怕工人们不可靠，要相信的人多懂得这方面的常识。他对给他开车多年的一个老司机华永时特别喜爱，除了经常给钱，还送华的儿子去读中学，由军统全部津贴。对一个在军统汽车大队修车所的熟练技工杨根宝也经常去找他聊上几句，以示宠爱。杨也特别尽心尽力，使得他的汽车很少在中途发生故障。当时重庆缺汽车零件，只要杨根宝和修车所主任曾惕明向他提出，马上就叫总务处打电报到印度甚至到美国去购买，空运到重庆来。在这方面，实在花过不少的钱，所以他所用的汽车，始终保养得很好，极其不容易出毛病。

　　除了军统内部人员的争夺外，戴笠的儿子戴藏宜也以自己“嫡长子”的身份，卷入了对父亲财产的纠纷，搞得很不体面。自从被父亲严令回到家乡，戴藏宜就一直没有出来做过什么事，只是倚仗父亲势力，在家乡无恶不作。他在江山县办了一所小学，自任校长，对在该校工作的女性，甚至连自己亲戚也要加以蹂躏。他相当怕他父亲，因为从他记事的时候起，每当他和父亲相处，戴笠都会用鸡毛掸子打他。他们父子间很少见面，也极少通信。戴笠在世时，特务们对他还客气一点；戴笠死后，连正主都没有人理睬，特务便对戴笠的家人都变得冷淡起来。    在瓜分戴笠的财产时，戴藏宜满以为可以趁此机会大捞一把。他非常想得到戴笠的两辆派克牌和别克牌汽车，以及戴笠在上海法租界拥有的一座花园洋房。结果不但郑介民、毛人凤等同他发生冲突，连军统南京办事处长李人士也为了争夺一部派克牌跑车几乎把他扣押起来。当时戴笠的棺材还停在中山路灵堂，他就跑去抚棺痛哭，甚至还告状告到了蒋介石面前，要求重新调查戴笠去世的真相。但是查来查去却始终找不到什么线索，只得作罢。而斗争之后，这辆汽车还是被李人士拿走了，而请沈醉另外给他找了一部别克牌跑车了事。派克牌轿车最后落到了军统南京站站长手里，但戴藏宜总算得到了别克牌汽车的钥匙和那座别墅，但他舅舅毛宗亮抢夺汪伪分子周佛海送给戴笠的贿赂品100根金条的企图未能得逞。    1946年，戴藏宜向保密局浙江站站长章微寒要求提供给他200支步枪和10支卡宾枪来武装保安特工纵队。该纵队由他本人和他的叔叔戴云林领导，备有无线电和几辆卡车。当战局急转直下，人民解放军开始进入江山时，戴藏宜企图逃向福建。但道路被共产党部队封锁住了。等他最终回到保安后，便与他叔叔一起组织了一个1000人左右的大队，其中大多数是当地的土匪。这支大队分成两股力量突破了封锁，但戴藏宜于1949年9月9日在大溪滩乡刘家山被抓获；戴云林于当年12月28日在江西广丰鳌峰乡被捕。于是，戴笠的弟弟和儿子都被带回到江山的三卿口，在当地的群众大会上公审后被处决。    影响了戴笠毕生的母亲蓝月喜一直不知道戴笠已死的真相。因为毛人凤一直模仿戴笠口气，逢年过节向她发电报祝贺，以造成戴笠仍在人间的假象。    1953年初，一直不能忘怀于戴笠的蒋介石，在台湾站稳脚跟后，开始寻找戴笠遗属，命令毛人凤不惜代价将戴笠遗属和后裔从大陆接到台湾。    毛人凤奉蒋的指示，派保密局特工从台湾潜至上海，与潜伏在上海市公安局的特务接上关系，找到了郑锡英一家，并为四人办好了去香港的出境证。1954年初，因前来接应的特工必须带领她们出境赴台，郑锡英只好将次子送给别人，让特工顶替次子之名，带她和另外两个儿子同至香港，再至台湾定居。直到今天，戴笠的后代已经完全没有了曾经的光环和阴影，而是隐没在人群中，过着平平淡淡的生活。

　　保密局长毛人凤

　　毛人凤(1898—1956)，字齐五，浙江省江山人。曾入上海复旦大学，后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因病休学。早年从事军中幕僚工作，1934年，被戴笠聘为助手，成为军统骨干人物。曾于浙江省警官学校、武汉与西安行营第三科、军统局任职。抗战爆发后，主持军统首脑部情报作业，掌握核心机密。抗战胜利后，升任军统局副局长。后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仍任副局长，1947年擢任局长。1949年去台，保密局改组为“国防部情报局”，续任局长。曾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1956年卒于台北。

　　第一章崇德逃婚，投奔老板

　　保密局长毛人凤    毛人凤(1898-1956)，字齐五，浙江省江山人。曾入上海复旦大学，后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因病休学。早年从事军中幕僚工作，1934年，被戴笠聘为助手，成为军统骨干人物。曾于浙江省警官学校、武汉与西安行营第三科、军统局任职。抗战爆发后，主持军统首脑部情报作业，掌握核心机密。抗战胜利后，升任军统局副局长。后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仍任副局长，1947年擢任局长。1949年去台，保密局改组为“国防部情报局”，续任局长。曾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1956年卒于台北。    如果不知道他的身份，初见毛人凤的人没有一个会认为他是一个震惊了一时的情报机构的当家人。因为他无论何时都是满面笑容，一团和气，细细的眼睛弯成了一条线，看上去既滑稽，又可亲。他既没有戴笠的阴郁霸道，又没有李士群的咄咄逼人，也没有徐恩曾的书生剑气。就是毫不出众的外表和内敛压抑的气质，使得他在众人的毫无防备中，除去一个又一个的对手，接替戴笠当上了军统的第二任负责人，也就是后来改组成的保密局的局长。    他看上去一点都不可怕，但就是这样，人们更加才害怕他。背地里，人们送了他许多外号：“笑面虎”、“毛军师”、“毛大秘书”等等。这些明褒暗贬的外号都说明了大家对他咬牙切齿的痛恨。    其实毛人凤自己总结过他的做官秘诀是：“忍”、“等”、“狠”。这也是非常典型的摩羯座的男人成功的方式。    年轻时候的毛人凤深居简出，为人谨慎，很少主动争、抢、要。他知道自己的资历浅，又非才智超人，因此他极富耐心，就像一条大鳄鱼静静地卧在沼泽中，等待猎物经过嘴边时跳起。因为能够忍和等，所以他可以龟缩在九尺见方的小屋子里，夜以继日、默默无闻地铺厚自己的根基。    因为性格懦弱，为人又温和，所以在他尚未发迹之前，很多人并不把他放在眼里。别人当众扇他耳光，毛人凤微笑自若；蒋介石脱下鞋帮往他脸上乱打，毛人凤说这是“领袖的爱戴”；老婆同别的男人上床，他反而说这样可以累积经验，更好地服侍自己。忍字头上一把刀，毛人凤坚信“忍”能避祸，也能为升官发财铺好路径。他的笑容就像一个黑洞，能够包容一切的不公和委屈。    但是终于有一天机会来了，戴笠摔死在戴山，谁来领导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手段最阴毒的特工系统之一--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貌不惊人、才不压众的特务毛人凤经过一番角逐，继承了戴笠的衣钵。一旦大权在握，他立即暴露出那阴狠歹毒的狰狞面目。    重庆解放前夕，他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渣滓洞大屠杀；不久他又在昆明制造了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血腥事件，在香港策划了对爱国将军杨杰等人的暗杀惨案……他的“狠”使他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狰狞面目暴露无遗。

　　第一章崇德逃婚，投奔老板    1.蜗居崇德的小科长    毛人凤祖籍浙江江山县，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弟兄六人。照谱系规定，父亲给他取名“善馀”。毛善馀有四个哥哥，依次为善安、善庆、善国、善富，以后又有了六弟善高--后来军统著名特务毛万里。毛人凤生来非常瘦小，不是干农活的料，却非常机灵。伴随家里土地耕种面积增加，一年也有了十几担谷子，毛家开始考虑光宗耀祖的事情，于是决定让老六和老五进学堂读书。正是这两个读了书的儿子，长大当了特务，得以“飞黄腾达”，尤其是毛人凤后来官至保密局局长，可谓“光大”了毛家的门庭。不过当时的毛人凤却一点也显不出这个迹象：身材瘦小，加之家境贫寒，在学校里是经常受人欺负的料。他从小就认定一个“忍”字，遇事不是明争，而是暗斗，这对他日后的特工生涯也可算是一种“磨炼”。    毛人凤自幼就和戴笠相识，两人不仅是同乡，而且还是同窗。当年两人一起考入浙江一中，常并肩嬉戏。后来戴笠因偷窃被开除，毛人凤伤心之余，念及两人兄弟之谊，由他请了一帮老乡为戴笠饯行。席间，毛人凤每想到今后没有兄弟相助，就闷闷不乐。戴笠满不在乎，竟然勉励这帮小兄弟说：“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先去捞世界，等发了大财，再来帮助你们。”一席话说得大家都哭了起来，毛人凤更是欷歔不已，戴笠拍着他的肩膀安慰说：“有缘千里来相会。齐五兄莫担心，说不定我们会来个他乡遇故知。”事情真还让戴笠说着了，只不过这个“他乡”并不远，就在江山县的悦来客栈。    戴笠一走，毛人凤顿觉失去了主心骨，天天只是埋头看书。转瞬到了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毛人凤像是冬眠的虫子又醒过来一样，同其他同学一道，也扔了书本，喊起口号，成立了学生自治会，他因为写得一手好字，得到重用。每天忙着写标语，发表演讲。忙碌中，毛人凤那从来没有过的自信心开始出现，他想现在没有戴兄的帮助也能做一番事业。于是开始得意忘形，压抑多年的个性也开始暴露，特别是赌博的技术大增。可惜，学潮很快过去，那膨胀的野心瘪了下去，他只好回乡当了孩子王。    当孩子王虽然寂寞难耐，但也受到别人的尊重。如果毛人凤是安分守己的人，那他的这辈子也会很平淡过去。但是他的野心，他的知识，他在五四运动中所锻炼出的自信都使他不能困守在这个小地方，所谓“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到1925年毛人凤实在憋不住了，于是他向老父提出要去参加黄埔军校。听到毛人凤要去当兵，一向坚信“好男不当兵”的老父死活也不答应。毛人凤为理想所激励，无论如何也要摆脱这个束缚他的小地方。一天晚上，毛人凤怀着升官发财的梦想，偷偷溜出家门，踏上南下的路途，心中为理想的光辉所照耀。谁知这次冒险不但没有升官发财，反而差一点丢了性命。

　　毛人凤个子矮小，“汉阳造”上了刺刀就比他还高，投考军校人家不要。幸亏这时广东革命军正准备第二次东征，需要补充兵员，毛人凤被安排在黄埔军校潮州第一分校。毛人凤看到了枪十分兴奋，几天之后兴奋变成了懊悔。十几斤重的枪压在他瘦小的身体上，令人苦不堪言。结果一周不到，他生起病来，眼看别人立功受奖，自己只能睡在床上唉声叹气。俗话说：“祸不单行，福无双至。”军校不能成为自己向上攀爬的阶梯，这时又接到父亲病重的消息，急得他毒火攻心，不能动弹，连续休息了几天，才匆忙赶回家。    十几天后，毛人凤回到江山县城，天已快黑了，他找到悦来客栈住下，没想到在这里竟然遇到戴笠。    悦来客栈人来人往，毛人凤满腹心事，一脸晦气，不经意间和一个人来了个迎面撞。    对方暴怒，大骂一声：“瞎了狗眼，敢撞你家爷爷。”说罢，伸手就打。    毛人凤抬起头来，四目相对，不禁惊讶不已，原来此人就是那久违的戴笠。毛人凤好像是溺水的人抓到救命绳一样，抓住戴笠的手摇晃起来。    戴笠上身穿着一件西服，上面沾满污渍，头上一顶鸭舌帽，脸色苍白，两眼却闪着贼亮的光，不过看起来也是风尘仆仆。老友相见，分外热情，两人当即要了一张桌子，四个小菜，二斤黄酒，边饮边谈。说着说着就谈到个人前途。    戴笠说：“齐五兄和我都快30岁了，可是学文不成，学剑不成，30之年，胡乱混混，这辈子算完了。”    毛人凤却摇摇头：“戴兄也太悲观了，没有什么成绩倒是真的，但说是胡乱混混却说不通。目前，国民党正在南方闹革命，革命朝气在黄埔，有志青年都应该投奔孙中山，掀起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要谈个人前途，这才是正道啊。”    “什么时候齐五兄也会摆大道理？当心二斤半被孙传芳砍走了。人生在世，吃喝玩乐，金钱美女应有尽有，这才是我的追求，操那么多心干什么？”戴笠讥讽说。    毛人凤听着并不以为意，反说：“几年未见，春风兄竟然如此颓唐，令小弟深感失望。周瑜云：大丈夫处世须立功名。立功名，怎能做井底之蛙？风云，当前，要想立功名只能顺应历史潮流，走革命之路。”    “那你为何不去？”戴笠问。    毛人凤把这几年的行迹也简要向戴笠讲述一番。叹息自己因身体条件的限制，失去了机会。接着毛人凤又说：“要想成大事，只能迎潮头赶上，这样才能事半功倍。像我们的校长蒋介石，开始也一文不名，短短几年就成了叱咤风云、妇孺皆知的人物。”    戴笠听到蒋介石三个字，顿时睁大了眼睛问：“你说的蒋介石可是浙江奉化溪口镇人？”

　　毛人凤点点头，奇怪地问：“春风兄认识吗？”    “何止认识，我们是朋友！”戴笠吹嘘说。看见毛人凤将信将疑的表情，戴笠将自己如何流浪上海，去交易所探听消息，结识蒋介石的经过向毛人凤添油加醋地讲述了一遍。    毛人凤立即劝说戴笠去投黄埔军校，“当今天下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谁可执中国政治之牛耳？北洋军阀腐朽堕落，不具备这个资格和能力，只有我们的校长，雄才大略，是当今的拿破仑，才能当此重任。你去投靠他，依兄长的才华见识，定能有很大的发展。人们常说革命朝气在黄埔，你跟校长又有一面之缘，为何不充分利用呢？”    一席话说得戴笠热血沸腾，可是他思考了半天，又摇摇头，把毛人凤急得不知说什么好。戴笠说：“齐五兄有所不知，上次我在上海时，一位算命先生告诉我，我如果投军下场将很惨，不死于刀枪，也逃不过牢狱。”    毛人凤闻言不禁哈哈大笑，“人说术数之言未可尽信，况且是祸躲不过，躲过不是祸。大丈夫死于疆场，当然甚于床上，春风兄真让我失望。”    戴笠非常奇怪原来木讷寡言的毛人凤竟然如此健谈，而且豪情万丈，他暗忖：“看来黄埔确实是锻炼人的地方，齐五兄都能如此，我戴春风如果再推辞，岂不被人笑话！”    想到这里戴笠突然将酒杯摔在地上，好像发誓一样：“春风不才，也当效法班超故事，宁愿死于疆场，而不老于家中，明天我就南下广东，投笔从戎。”    毛人凤听到戴笠的一番话，又喜又忧，喜的是戴笠听了自己的劝说，依他的才具，在黄埔那个环境中，其性格中的好搏杀的成分定能如鱼得水，忧的是自己却尚无着落，不知何处是家。    毛人凤的表情变化被戴笠看见，戴笠忙说：“齐五兄的心事我当然清楚，等我发迹后，我一定回来帮助你，如果食言我愿天打五雷劈，不得好死。”后来戴笠没有食言，却也没有好死，也是天道自有公平。戴笠一句话把毛人凤激动得热泪盈眶，他拉起戴笠的手说：“苟富贵，勿相忘，春风兄仗义行侠，我的前途也全望戴兄了。”    悦来客栈一别，毛人凤心中多了几分惆怅，也多了几分希望。惆怅的是自己的聪明才智不在他人之下，却受限于其他原因，不能一展抱负；希望的是戴笠发达之后，能够提携自己，让自己顺利地少走弯路，登上高位。    2.走桃花攀亲县太爷    两人分别之后，戴笠就直下广州，而毛人凤受同学周念行的邀请，到湖北黄陂县当了一年的县长。1928年一直对蒋介石不服的桂系入主鄂政，周念行是蒋介石的同乡，自然成为桂系的眼中钉，肉中刺，百般刁难之下，周念行挂印而去。毛氏弟兄这时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只能各自找出路。毛万里不愿回乡遭人白眼决定四处闯闯，于是到处流浪，弟兄二人自此分手。毛人凤打道回府，一日巧遇浙江一中的同学江振新，江的父亲就是现在崇德县长，在江振新的劝说下，毛人凤在崇德县当了一个小小的科长。

　　在崇德，毛人凤的“忍”再次得到了锻炼，他见人不多说话，面目却和善，人称“弥陀佛”。虽谈不上有惊天动地的政绩，倒也广结人缘，和整个崇德县红、黑两道关系皆较厚。县太爷看上了他，经江振新从中撮合，竟然将自己的表侄女嫁给毛人凤，以显示对他的信任和重视。这日后若能以当今县太爷为后台，自然能前途似锦，仕途顺利。更重要的是听说那新娘子是崇德有名的美人，而且陪嫁丰厚。毛人凤30多岁，仍然到处漂泊，如今可以有一立命安身的地方，每想到这，他的嘴角就流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笑容。    其实毛人凤在家中早已经有了妻小，只是为了攀上这门高亲，所以谎称自己事业未成，不愿成家，到30余岁仍然是王老五一个。但是当时停妻再娶的现象太过于普遍，从蒋介石，到戴笠、胡适等人均有相似的举动。所以大家也就见怪不怪，明知毛人凤的话不可信，却也听之任之。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春天，蒋介石不顾民怨沸腾，发动了对红军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对日本的侵略却步步退让。为镇压中国共产党，对付敌对政治派别，蒋介石大力扩充特务组织。戴笠的复兴社特务处权倾一时，大搞暗杀、绑架、勒索，整个国家万马齐喑，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这时，浙江崇德县城却难得保持着一片宁静。    这一天是正月十五，崇德县城的街道上，老百姓们在闹花灯、玩彩船，场面十分活跃。县政府衙门更是张灯结彩，显得喜气盈门，原来崇德县政府的毛人凤科长正筹备婚事，就等三天之后完婚。新娘是崇德县太爷的表侄女，所以一大早前来贺喜的、送礼的络绎不绝，新郎官毛人凤忙着迎来送往，宽宽的额头上渗着汗珠，显得十分疲惫，只有那双小眼睛还闪着灼灼的寒光。    “人凤兄恭喜，恭喜。”话随人行，一个人影迅速来到毛人凤的眼前。    “哎呀，原来是振新兄，有失远迎，有失远迎！”毛人凤立即起身作揖。对县长大人的公子，未来的表郎舅，毛人凤自然不敢怠慢。    江振新面带笑容，抬头望着新贴的对联，逐字读道：““想今日月夜初度，望他年蟾桂添枝”。好联倒是好联，只是需要改动一字，才符合实际。”江振新指着门上的喜联道。    “怎么改法？”毛人凤笑道。    “人凤兄今年三十有五，虽说不上是风月场上的高手，但也称得上情场骁将，说你是初度岂不是委屈了你，我看这月夜初度，不如改成月夜再度，倒更贴切。”江振新打趣道。    一句话闹了毛人凤一个大红脸，不由得争辩说：“振新兄真会开玩笑，我实话告诉你，我毛人凤并不曾沾染女人，现在还是童男子一个。”

　　江振新听罢哈哈大笑，他平时拈花惹草，自认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家中一妻五妾，还时常逛烟花柳巷。在他看来毛人凤的申辩真是滑稽可笑，他讽刺说：“人凤兄真是天下第一纯情男子，我就怕你不谙此道，三天之后，表妹嫁给你，你不知如何侍候，好端端的一朵花，被你浪费，岂不可惜。正好这几天，我带你到本城最好的香春园去快活一番，顺便培训一下，人凤兄意下如何？”说着就拉毛人凤出去，毛人凤坚决不肯，两人推推攘攘，闹作一团。    正在这时，一个差役走进屋喊道：“毛科长，有一个人自称是你家里人，要来见你。”    毛人凤诧异之间，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眼前，望着毛人凤就跪倒在地说：“五哥，我找你找得好辛苦啊！”毛人凤立即扶起那人，不禁喊道：“六弟，你如何到崇德来了？”    来人正是毛人凤的六弟毛万里。兄弟二人自从黄陂分手后，已经六年未见面了，此次突然相见，毛人凤猜想六弟此次来访肯定有要事相商，赶紧问道：“万里，这几年你到哪里去了？今天来，是不是要在这里谋生？”    毛万里答道：“千头万绪，一时难以说清，我今天是有重要的事同五哥商量。”说罢，从行李中掏出一封信来，正要递给毛人凤，看见江振新还在旁边，一转身又把信放进去了。江振新看到这一动作，立即起身告辞。    3.毛万里万里送密信    江振新一走，毛万里急不可耐地从行李里掏出那封信来，毛人凤接过来一看，心不禁怦怦地直跳，这个字体他太熟悉了，他立即问道：“六弟，你是何时见到戴春风的？”这毛万里也不作答，催着毛人凤快看信，毛人凤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    齐五兄：    别来无恙！    光阴荏苒，时光如梭，自民国十三年，江山一别，至今已有九年。弟在九年之间，投身革命，效忠国家，至今事业小有所成。适逢毛万里来浙投考，得知你尚蜗居县城，做一小小科长，大丈夫生当立志，献身于国家、领袖，安可贪图享乐？齐五兄志大才高，如能出山，助弟一臂之力，弟将万分荣幸，定将付以重任，虚位以待。    戴笠

　　毛人凤看完信，禁不住喜上眉梢，半晌说不出话来。还是毛万里说道：“五哥，人家戴春风可不是当初江山县的无赖了，现在直接在蒋委员长手下当差，屡立奇功，官居少将特务处长，可是一呼百应啊。”毛人凤听罢长叹一声。    戴春风以前和毛人凤是同乡、同学，两人相交最深，几至一人。想到人家春风得意，已经到了高位，而目前自己年已35，却一文不名，在这小小的县城当八品科长，也是混口饭吃而已。毛人凤不由得长叹道：“人家戴春风出道几年就发达起来，真是令人羡慕。”毛人凤又问：“六弟，黄陂分别以后，你如何到了戴春风的麾下？”    原来，毛万里耐不得寂寞，颇有“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浪迹习性。他先回到浙江窝了一年，吃尽别人的白眼，仍没有混出一个模样，就又奔赴南京去投同乡姜绍模，这姜绍模也是江山县人，与毛人凤同是浙江一中的同学。当时姜任教育部总务司长，靠他的介绍，毛万里被安排在总务司当差。到了1932年，国民党政府重新改组，教育部长一职落到CC系手中，姜绍模不是CC系团体中人，只好下野，卷起铺盖回到老家。姜绍模一走，毛万里失去靠山，在教育部呆不下去，只好跟着一起走。途经杭州，突然在报纸上看到浙江警官学校招生的广告，心想：闯荡几年，混得一文不名。俗话说，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而如今自己落魄还乡，岂不被人耻笑，不如在此碰碰运气考警校。于是定下报考的主意。    这时的社会已经到了民国，当警察不像清朝的衙役，只要会使枪弄棒就行了。报考警校，还得参加文化考试。毛万里虽然上了几年私塾，却是胸无点墨的大老粗，拿起枪杆子百发百中；拿起笔杆子却似千斤重担。毛万里暗想，如果真的按正常考试去考，那简直是瞎子点灯白费蜡，暗想自己只有走走捷径，才有可能被录取。于是毛万里千方百计地打听浙江警校有没有熟人。一打听，熟人还真不少。    原来这浙江警官学校招生竟然是戴笠所为。当时，民族危机严重，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对内却镇压异己。为收集情报，蒋介石特命戴笠成立复兴社特务处，专门负责盯梢、绑架、暗杀等任务。戴笠正好要立“大功”以取得蒋介石的信任，所以蒋介石口风一露，戴笠出了门便张罗起来。组织特务处，首先要集中人才，招来家乡子弟兵，蒋介石自然一百个放心。于是，戴笠被老蒋指定为浙江警官学校政治特派员。戴笠有了这把尚方宝剑，立即保举胡宗南推荐的赵农文担任警校校长，往下的教导主任、训练主任等要职，一一换上自己的亲信，很快就在浙江境内搞出了一个独立王国。    毛万里知道戴笠也是浙江江山县人，不但跟自己是老乡，而且还是他五哥的铁哥们儿。当下就写了一封信，惶惶不可终日地等待起来，两天以后，有人找到旅馆，带着毛万里去见戴笠。戴笠立刻决定收留，告诉他不用去考试了，直接去南京鸡鹅巷53号特务处报到。毛万里摇身一变，成为戴笠的贴身人物。转瞬之间两年过去了，看着戴笠一天比一天有势力，自己的五哥却不知如何，心中不免惆怅。他虽然几次有意说起家兄毛人凤，戴笠却不置可否，这让毛万里产生一种错觉，似乎戴笠不想让毛人凤前来帮忙。其实，毛万里误解了戴笠，戴笠与毛人凤一起长大，摸爬滚打十几年，相互之间达到无话不说的地步，怎么会不想让毛人凤来此沾沾自己的光，帮助一下自己呢？现在戴笠事业如日中天，特务处发展很快，规模今非昔比，不仅有了“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的堂堂招牌，据点也遍布全国各大城市。

　　 戴笠对毛人凤的才干十分相信，俗话说，书到用时方恨少，戴笠这些年戎马倥偬，急需一个知书达理的智多星作自己的三头六臂，但他相信人各有志，担心毛人凤不愿落下特务之恶名，毛万里来特务处两年有余，却不见毛人凤有什么动静，确实把戴笠弄得心烦意乱，又不便说出来。一次戴笠让毛万里写一公文，毛万里拟稿让戴笠改了又改，戴笠不禁说道：“你五哥文采逼人，要是他能来帮我就好了。”    “那你为什么不请他帮忙？”毛万里嘟哝着。    戴笠长叹一声：“干我们这一行，脑袋时刻挂在裤腰带上，还要遭人诽谤，没有牺牲精神怎能行。”    那毛万里是何等聪明的人，他明白戴笠是在试探毛人凤的态度，立即辩解说：“五哥常对我说，戴先生是当今少有的伟大人物，前途未可限量，家兄不是不想为戴先生效力，只是怕戴先生看不上。”毛万里的恭维之言傻子也能听得出，可是戴笠很爱听，他连忙说：“哪里哪里，我现在就给你写一封信，特准假三天，让齐五兄前来。”毛万里早已经打听到五哥的行踪，顿时喜出望外，于是出现了前文开始的那一幕。    “戴春风真的没有忘记朋友，邀我出山？”毛人凤仍然将信将疑地问。    “戴先生是个讲义气的人，他经常提起你的名字，又怎么会忘记朋友？为了表明自己‘苟富贵，勿相忘’，戴先生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戴笠。你知道这出自什么典故？”毛万里急于说明。    毛人凤当然知道这出自《左传》，原话是：“君乘车，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车揖。君戴笠，我跨马，他日相逢为君下。”意思是不忘贫贱之交。毛人凤暗忖：没想到戴春风还那么够义气，看来我是没看错人。崇德这个小地方，混口饭吃还可以，要想出人头地，只能投奔戴春风手下。想到这，毛人凤好像下了很大决心似的说：“诚蒙春风兄如此看得起，三天以后，我们兄弟二人就去南京。”    4.退婚遭拒连夜逃跑    毛万里却恨不得现在就去，他要求今天就动身。    毛人凤沉思片刻说：“六弟有所不知，你五哥三天后要结婚，等办完婚事，才可带你嫂子出门。”    毛万里听罢，不仅没有丝毫高兴的表示，还长叹一声。搞得毛人凤好生奇怪，不禁问道：“六弟缘何叹息，你嫂子是崇德望族之女，崇德县长的表侄女，这门亲事可以为我们毛家增色不少。”    “可我们组织内是不许随便结婚的。”毛万里叹道。    结婚跟做特务竟然矛盾，毛人凤百思不得其解。只听毛万里说：“戴先生最恨结婚的人，针不能两头尖，结婚的人有家小拖累，不能尽心效忠领袖，所以我们组织规定凡是有妻儿的人，一律不要。”

　　毛人凤心想这戴笠管得太宽了，人生于世上就为享受。不为快活，那出生入死还有什么意思？况且，这没过门的新媳妇尚未品尝，到手的鸭子又飞了，怎么能行！    真不愧为弟兄俩，毛万里好像是他五哥肚子里的蛔虫似的，他赶紧说：“戴先生虽然不准结婚，但不是不准玩女人。五哥只要加入组织，美女多得是……况且张飞讲妻子如衣服，朋友如手足，大丈夫做事不可婆婆妈妈，五哥如果害怕脱不开身，小弟今天就把那女的宰了。”毛万里非常害怕毛人凤贪图安逸，不跟他一块走。    其实毛人凤倒不是舍不得那个女人，只是连请帖都发了，今天这突然退婚，县长大人那里无法交代，而崇德县是江家的地盘，搞不好不但走不掉，反而丢了性命。    想到这些，毛人凤不知如何才好，他找来江振新，苦笑着对他道：“振新兄，今天找你来是想跟你商量一个事。这几天，我一直在犹豫，总也不知道这话当说不当说。”    “咱弟兄之间，还有什么不能说的，人凤兄一向豪爽，这个时候怎么一下变得吞吞吐吐的？”    “我想跟令表妹退婚，不知意下如何？”    江振新听了愣了半天才说：“齐五兄，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我表妹要嫁给你，整个崇德县都知道了，现在退婚，以后怎么让我表妹嫁人？你这样拿我们江家族人开涮，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我哪里有这样的胆子，只是我怕不退婚，以后辜负令表妹担当不起啊，这几年工作劳累，身体日衰，令表妹嫁过来，岂不守活寡吗？”    “不要紧！……”江振新还在开玩笑，可一看毛人凤的表情不像开玩笑的样子，立刻说：“齐五兄，你这就不够朋友了，早不说，晚不说，快结婚时你说了，这不是存心使坏吗？”    毛人凤无奈地说：“我心想多吃些补药可以恢复，谁知中药吃了几筐，也不管用，现在快结婚了，再瞒住不讲就更不够意思了。”    毛万里站在旁边看他五哥表演得如此逼真，一丝奸笑挂上眉梢。刚好这一表情的细微变化被江振新逮了个正着，联想到毛万里初来时的情况，江振新疑惑起来，难道其中有诈，一个鬼点子窜到心头。江振新说：“齐五兄如果真的阳痿难治，也不好勉强，不过婚姻大事，不同儿戏，你要退婚可以，但必须跟我父亲说清楚。”说着拉起毛人凤就往外走。戏已开演，毛人凤不得不继续演下去。

　　这江振新没有拉毛人凤去县太爷那里，却一路小跑到了香春园，毛人凤一见自知上当，忙说：“我们都是有志青年，这样的地方以后少来，免得堕落。”    江振新回答：“人生在世，吃喝玩乐，齐五兄就是这几年太压抑，今天开个头疗养疗养。”    毛人凤也不好再说什么，心想，“只要心术正，不怕和尚尼姑共板凳”，我就不信不能坐怀不乱。于是跟随江振新来到香春园。    毛人凤初来乍到，还很不适应，呆头呆脑，一副不解风情的样子，惹得妓女们哈哈大笑。这时，老鸨领来三个颇有姿色的妓女一下子围住了毛人凤，不由分说，把毛人凤推入包厢。    毛人凤这时早把伪装脱掉，扑进香芯蝶蕊中……    毛万里也无办法可想，只得劝五哥趁黑夜逃走。毛人凤想这事已闹得满城风雨，看来崇德是呆不下去了。弟兄俩赶忙收拾一些细软，只等天黑。这一晚皓月当空，根本无法避开别人，毛氏兄弟硬着头皮出城。刚刚出了城门，只听一声话语传了过来：“齐五兄，慢走！”那毛万里立即掏出手枪就要拼命，被毛人凤夺下。    来人正是江振新，可他不是来捉拿毛氏兄弟的，而是前来送行的。原来，白天江振新把情况告诉其父后，江父十分感慨地说：“人凤绝不是久居人下之人。”然后便命令江振新特在此等候，并送来大洋20块。毛人凤见此自然感激涕零。    既已顺利退婚，毛人凤就再无后顾之忧地踏上前程。

　　第二章警校秘书，献花得宠    1.老友相见一拍即合    毛人凤兄弟俩星夜赶赴南京，这边戴笠也在焦急等待。    话说自从成立特务处，来找戴笠的同学、同乡、亲戚、朋友多如牛毛，大都是求戴笠给个一官半职。无奈僧多粥少，大部分人经常失望而归。戴笠心中有个用人原则，即先用浙江江山县同乡，再用浙江籍人，接下来才是黄埔同学，黄埔同学又分六期以前和六期以后，除此之外，即使有惊天动地的才华，也弃之不用。毛人凤是戴笠的同乡、同学，自然占据一些优势。但说起来两人真是毫无相同之处：戴笠身体健壮，口才颇佳，为人豪爽，敢作敢为；毛人凤则言辞木讷，身材瘦小，为人虽然阴险狠毒，表面上却显得温柔可亲。不过这俩人的不同却不是冰炭不容的对立，而是天然的互相补偿，正是有这个天然的互补，才能有民国历史上这对著名的生死搭档。戴笠对毛人凤信任有加，毛人凤对戴笠知恩图报，后来毛人凤成了保密局局长，根本原因就在于戴对毛人凤的精心培养；而戴笠统治下的军统“蒸蒸日上”，很大程度上也缘于毛人凤的忠心效力。    如论戴、毛渊源，说来话长。戴笠是浙江江山县仙霞乡人，毛人凤是江山县吴村乡人，两地相距不过20余里。童年的戴笠从小就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泼皮性格。戴笠无论在家，还是在学校都必须是头，一招一式都得镇得住别人，敢想别人不敢想的事情，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就说花钱，痛快了就兜底翻，花完了就想办法，给别人拉皮条，帮人赌博出老千，只要能挣着钱，什么都敢干，天王老子也不怕。    毛人凤则与此相反，他出身农民家庭，父亲是典型的农民，靠省吃俭用积聚十几担谷，供毛人凤上学。毛人凤担负光宗耀祖的责任，又知家里贫苦，所以从小就露出“隐忍”的性格，万事以避让为主，吃了亏往往也不愿声张。可是就是这样两个性格迥然不同的人却成为了至交。    4天以后，毛人凤跟着毛万里又走进鸡鹅巷53号，卫兵报告戴笠后，通知兄弟二人在大厅等候。    不一会儿，戴笠走了进来，只见他身着少将呢军服，气宇轩昂。他威严地看了一下毛人凤，毛人凤立即站起来，可话到嘴边却不知说什么好，嘴唇直动却说不出话来。戴笠见状，走过来，拍了拍毛人凤的肩膀，示意他坐下。    半天，毛人凤才说了一句：“戴处长这几年为国家、领袖做了许多大事，我一直都想来投靠，只是人凤不才，担心处长看不上。”    “这个你就不用解释了，我让万里请你来，就是对你有信心，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任务，不辜负我对你的期望。现在我们还是老朋友、老同学，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向我说，我们江山人之间不要搞得太生分。”戴笠的语气顿时温和下来。

　　毛人凤立即起来表了决心：“我从小就敬佩处长的为人、见识、才华和魄力，现在有机会为处长效劳，我一定倍加珍惜，干出一番成绩来。”    戴笠点点头吩咐毛万里说：“你是老同志，特务处的情况你要多跟你五哥讲一讲，特别是那批黄埔生的情况。这几天，齐五兄先休息一下。”    毛人凤立即说：“我已休息了六年，我要现在就为处长工作。”    戴笠又满意地点点头说：“这里还有手续要办，否则就不是组织的人，是无法开展工作的。”说着朝贴身卫士贾金南看了一下。    见状，毛人凤赶忙起身，跟随卫士离开。    从戴笠那里出来后，毛人凤倒吸了一口凉气，看来这春风兄已经变了，自己如果再以戴笠的同学加同乡自居，那么会给自己招来灾祸。在这里只能靠自己的努力奋斗，才有可能走向光辉的明天。想到这，毛人凤顿时腾起一种昂奋感。    “五哥，你不能怪戴老板不够交情，其实他已经给了你很大面子了，要是我们能不挨打就万幸了，哪里还敢有别的期望。”毛万里见到毛人凤沉思的样子，知道他的五哥有点伤感，忙安慰说。    “万里，你想到哪里去了，我们在戴老板手下吃饭，就应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尽力效忠，不可讲什么条件，他对我们怎样是他的事情。”    弟兄俩边说边走，一会儿来到人事股，人事股长拿出厚厚的一摞表格让毛人凤填写，毛人凤仔细地填写，很怕漏掉什么。填完之后，毛万里告诉毛人凤还要宣誓，这是每一个加入组织的人都必须经过的程序。弟兄俩在人事股长的带领下，走进一个黑黑的屋子。人事股长拉开灯，毛人凤看见墙上挂着孙中山和蒋介石的画像，桌子上放着《三民主义》一书，周围非常安静，在这样的场合，毛人凤一下子热血沸腾起来，只听他像一个狂热的宗教信徒一样宣誓道：    余誓至诚    奉行三民主义    服从领袖命令    遵守团体纪律    尽忠职守    严守秘密    如违誓言    甘愿受最严厉的处分    宣誓人：毛人凤

　　毛人凤刚说完，戴笠就拍着巴掌从里间走了进来，原来他一直在听。只听戴笠说：“齐五兄，从此以后，我们不仅是同乡、同学、弟兄，而且更进了一步，我们是同志，同志在组织内是比其他称呼更亲近的。只要我们尽力为党国工作，委员长是不会亏待我们的。”    戴笠说完，把手伸了过去，毛人凤连忙一个箭步上前握住了戴笠的手。两人相视微笑，仿佛感到未来大有作为。    2.靠忍功和同事周旋    毛人凤心里一直着急想知道戴笠派给自己什么样的工作，于是匆匆忙忙吃过饭，又去见戴笠问：“报告处长，人凤吃过饭了，特向处长请求工作。”    戴笠笑了一笑，毛人凤心里咯噔一下，不知什么地方做错了。哪知戴笠亲切地说：“人凤刚来就要求工作，精神真是可嘉，我准备派你回浙江，到警官学校去担任秘书工作。”    听到这，一丝失望情绪袭上心头，毛人凤心想自己干了六年的秘书，没想到投奔戴笠后还要做这等刀笔小吏。    戴笠看穿了毛人凤的心思，忙说：“警官学校是非常重要的工作，领袖之所以有今天的成绩，也是从办学校开始的，我们特务工作最重要的就是要吸收人才，派你到警校是组织对你的信任。”    毛人凤赶忙表示了决心。戴笠又说：“警官学校是老子一手创办，娘希匹的朱家骅竟然想把它夺走，你的主要任务是要把警校控制在我们自己的手中，这一点至关重要，任务重大，人凤兄万万不可掉以轻心。”    这时毛人凤才体会戴笠的良苦用心，立即立正说：“我保证坚决完成任务，不辜负戴处长的栽培。”    1934年春天，毛人凤怀揣戴笠的介绍信，来到杭州。这时杭州的天气同国内的政治气候一样，阴沉沉的。但是毛人凤的心中却斗志昂扬，充满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豪情。戴笠对他虽然显得不那么热情，在实际上对毛人凤却恩宠有加。毛人凤是刚加入组织的新人，军衔却比别人高，他的弟弟毛万里干特务工作已经两年，军衔才是少尉，而他立即就是上尉。薪水也大大优待，以黄埔出身的人来说，第一期毕业的，每月80元。第二期毕业的，每月70元。递减至第六期，每月只有30元。毛人凤初来乍到，戴笠就特地指定他的月薪是每月90元。毛人凤深知这是戴笠对他的栽培，因此从内心深深感谢戴笠，这番到杭州，就是要好好地干一场。谁知，天不遂人愿，毛人凤到了之后才知道实际情况比他想象的复杂得多。

　　经过一番调查，毛人凤逐渐认识到浙江警校的问题所在。原来，浙江警校是朱家骅1927年任浙江民政厅厅长时创办的，主要是培训地方干部和他的亲信。1930年朱家骅离开后，他的亲信施承志担任这所学校的校长。现在，朱家骅成了CC系的大将，其势力的发展让蒋介石也感到有些不放心，而且CC系的中统调查局跟特务处明争暗斗，令人十分不快。毛人凤前来就是要把这块CC系的地盘变成军统的，王孔安、毛宗亮等人虽然内部不和，但在这一点上却是利益一致的。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毛人凤一开始就把警校的人事档案拿来夜以继日地研究整理。凭他多年做秘书的经验，只用了几天时间，施承志的贪污、受贿、违反纪律的情况就被他掌握得一清二楚，单等戴笠到校加以整治。    这一天，毛人凤冒着毛毛细雨，来到浙江警官学校。他心想有戴笠的推荐，学校应该非常热情，谁知同事们的反应都极其冷淡。校长是胡宗南向戴笠推荐的赵龙文，他看在戴笠的面子上，对毛人凤还算客气，可顶头上司王孔安却冷嘲热讽。    “毛先生真是才高八斗啊，我出生入死十几年，才是一个上尉，老兄你刚到就是了。看来还是俗话说得好，会干的不如会说的，会说的不如会拍的，毛先生是老板的同学加同乡，现在又是一条路上的，以后多照顾啊。”王孔安讽刺说。    毛人凤初来乍到，只有一忍再忍，忙说：“王先生真会开玩笑，怎能让我照顾你呢，毛人凤经验不足，资格不老，应该向你这样的前辈多多学习才对。”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毛人凤这样拍王孔安的马屁，王孔安也不好再说什么。    可是其他人却不这样了。浙江警校内部分成两派，一派是黄埔系的，这帮家伙仗着自己是“天子门生”，就是戴笠也要让其三分。因为戴笠本人也只是黄埔六期的，对他们在资格上不占优势，因此戴笠想方设法地压制黄埔系。第二派就是所谓的江山帮，戴笠是江山人，所以有意拉起江山子弟兵，让毛人凤到警校也是这个目的。江山帮依靠戴笠的提携发展很快，但资格不够，经常遭到黄埔系的奚落。    有一天，书记长王孔安召集政治指导员开会，会议进行到一半，校长赵龙文把他找去商量事情，黄埔系的“天子门生”们乘机找毛人凤的乐子。有人说：“毛人凤，你过去叫毛善馀，是吧？你兄弟叫毛善高对不对？你还有一个弟弟叫毛善森对不对？”    毛人凤点了点头。又有人说道：“我们军统的毛很多啊，过去人们常说老板身上毛多，此话一点不假，现在有四根了。”他指的是还包括戴笠的妻弟毛宗亮。    接着有人给四根毛排了排队，毛人凤称做大毛，毛万里称做二毛，毛宗亮被唤做三毛。    毛人凤听着大家拿他开心，一板一眼地说：“我们都是领袖身上的毛，戴老板是蒋委员长身上的毛，我们是老板身上的毛，不是这样怎能时刻和领袖在一起呢？”    一句话说的大家气也不是，笑也不是，哭笑不得。就这样，毛人凤以其特有的忍与这般家伙周旋，耐心等待机会给这般家伙致命一击。

　　毛人凤虽然受到排挤，但他对戴笠交代的任务却一点也不敢放松，他整天足不出户埋头工作，这样倒也跟其他人相安无事。    这一年冬天，戴笠指示毛人凤等人以浙江警校的名义作掩护，成立了杭州特训班，这实际上是为戴笠自己培养亲信、骨干的机构。特训班分甲、乙、丙和电训练班四种不同的类型，分期分批培训特务骨干、特务机关的交通掩护人员、蒋介石警卫组的警卫人员和特务电讯人员。    对于杭州特训班的成功建立，毛人凤可以说是功不可没。但他并未以此居功，忘了临行前戴笠交代的任务。毛人凤刚到的时候，大家对他却之不恭，但他那一套隐忍功夫使他逐渐赢得别人的好感。这时他极力灌输学生对戴笠的崇拜，寻找一切机会鼓吹戴笠，与此同时还在每个月里都写一份报告呈报戴笠，受到戴笠的多次夸奖。　3.撞破王孔安戏美女    杭州特训班中有一个特别的乙训班，设在浙江警校内部，由浙江警校正科三期女生指导员章粹吾和戴学南先后主持，招考小学毕业女生，施以理发、烹调等训练，作为布置特务机关的关系掩护人员和交通掩护人员。    警校的生活枯燥无味，闲暇时间王孔安等人常去逛妓院，排遣无聊。但是自从有了这个特训班之后，许多年轻漂亮的姑娘让他们目不暇接，心里也蠢蠢欲动。    其中有一个叶霞娣是警校有名的美人儿，她不胖不瘦，不高不矮，身材匀称，走起路来婀娜多姿，直把那男人的魂儿都勾走了。叶霞娣的风流韵事在学校流传不少，而毛人凤只有听的份儿，以毛人凤在警校的默默无闻，叶霞娣对毛人凤自然没有什么印象，只知道他是警校的秘书而已。而王孔安却把她视为等待咬钩的鱼儿。    这天晚上毛人凤写完报告，尚无睡意，于是就到校园里去散步，突然他听到前面的树丛中有响动，职业的敏感让他停下了脚步。    原来，是一男一女正在树丛中厮混。毛人凤心里一紧，泛起嫉妒的酸水，正欲上前捉奸，突然他又看到一个黑影，隐藏在那对男女的背后，因为背光的原因，毛人凤可以看见他，他却看不见毛人凤。真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毛人凤放慢了脚步，等着看好戏。    “是哪对狗男女，竟然敢在警校做这样的事情。”那个黑影大声喝道。    那对男女听到这，立即没了声音。那个黑影又大喝道：“赶快出来，不然我就开枪了。”那对男女出来后，毛人凤惊呆了，这女人不是警校的校花叶霞娣吗？这时那个黑影拿着枪，走了出来。毛人凤定睛一看，又吓了一跳，这个黑影原来竟是王孔安。王孔安大声问道：    “学校正在放假期间，你和这位同学在干什么好事？”    那叶霞娣也是经过各种场面的人物，这种场合，她知道万万不可承认，于是她大大方方地介绍说：“王书记长，这是乙班的同学张和昆，我们在商量问题，共同学习。”    毛人凤暗自发笑，这个谎撒得太不高明了，只见王孔安却是一脸严肃，不动声色地问：“恐怕不是在切磋什么学习问题，是在切磋生理问题吧？”说罢，脸上露出一丝奸笑。    这句话把一对男女学生吓得浑身发抖。叶霞娣转过身背着王孔安，一副任人宰割的可怜模样。让毛人凤看得是又怜又爱。这时只听王孔安说：

　　“两位同学，你们应该知道警校的规矩。在校期间是不能谈恋爱的，你们又超过了恋爱的限度，更是不对的。你们违背警校纪律，轻者可以开除，重者是要坐牢的，我要把你们的言行报告戴处长，让他处置你们。”    看见两位都有些害怕，王孔安感到效果已经出来了，只不过张和昆还在这就令人讨厌了。于是王孔安转换语气说：“张同学，你的错误是严重的，你要仔细地检讨自己，看在你交代问题还比较老实的基础上，你先回去吧，叶霞娣还有许多思想问题需要澄清，现在到我的住处去，我们要好好谈一谈。”    毛人凤看见王孔安把张和昆指使走了，却把叶霞娣一个人留下，他脑子里突然闪出一个念头，王孔安这小子不怀好意。想到平时王孔安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毛人凤正愁没有把柄，于是他跟踪而来，躲在窗下，静静地看王孔安如何表演。    那王孔安把叶霞娣推进屋里，立即变了一副面孔，他招呼叶霞娣说：“叶小姐，请坐。我对你这样严厉也是为你好。叶小姐聪明伶俐，又长得这么漂亮，怎么能跟张和昆这样的人在一起？依叶小姐的容貌才华应该去配英雄，才不辜负老天爷创造你的苦心。你说是吗？”说罢，他朝叶霞娣望去。    叶霞娣本来就是一个风流种子，知道王书记长的单独谈话背后的含义。虽然王孔安矮矮的个头不符合叶霞娣心目中白马王子的形象，但今天有把柄在他的手掌心，也只能这样办了。    想到这，叶霞娣用她那桃花眼含情脉脉地看着王孔安，“王书记长，我知道错了，求你老人家高抬贵手，放我一马吧！”    说着叶霞娣用双手捂脸哼哼叽叽地哭了起来。    叶霞娣一哭，王孔安心疼得心都碎了，他走上前，拿起手帕就给叶霞娣擦脸，谁知这一下叶霞娣哭得更厉害了，她一下子扑到王孔安的怀中不起来了。    这么动人的女人扑到自己的怀中，王孔安几乎要窒息了，欲火熊熊燃烧，他再也顾不上考虑什么后果了，只想早成好事。他再也忍不住了，一下就把叶霞娣按倒在床上，两个人正准备宽衣解带，门外突然响起了敲门声。    王孔安无限遗憾地打开门，毛人凤走了进来。    “叶小姐，你怎么有空到这里来了？”毛人凤笑着问。    王孔安十分紧张地看着叶霞娣，害怕她说出不利的话来。    叶霞娣十分镇静地说：“毛秘书，白天我有一个问题没有搞清楚，特地向王书记长请教。现在你们谈公事，我这就告辞了。”说罢朝毛人凤嫣然一笑，说了一声：“毛秘书，再见。”就像蛇一般滑出了房间。    叶霞娣刚走，毛人凤就朝着王孔安一阵怪笑：“王书记长真是魅力无穷，连警校一枝花也能搞到手，佩服，佩服！”

　　王孔安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下意识地申辩说：“毛秘书，我和叶小姐真的没有什么。”    “那就好，如果真有那一手，只怕你的小命也活不了几天。”毛人凤说道。    听到这话，王孔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好奇地问：“这叶霞娣什么来头，这样厉害。”    毛人凤继续说：“这叶霞娣是我专门给老板准备的，你若先占一步，抢了老板的好事，你还想活命吗？”    一句话把王孔安吓得差一点没尿裤子。王孔安恨恨地说：“毛秘书真是考虑周到啊，下次老板到校，我一定给你请功。”    原来，戴笠好色成性，每到一处，宁可不吃鸡鸭鱼肉，也要女人，而且要干净的。上次戴笠来杭州，毛人凤找了一个窑姐，没想到遭到戴笠的一顿臭骂。从那次起，毛人凤留了一个神，今天可谓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叶霞娣天生丽质，老板一定满意。毛人凤对自己的灵机一动非常得意，既解决了老板的性问题，又让王孔安感谢自己。    正在这时，毛宗亮拿着一份电文走了进来，原来，戴老板明天就要来参观警校了。    4.借花献佛讨好戴笠    毛宗亮是戴笠的妻弟，本来没有什么才能，可他是“皇亲国戚”，平时警校的人员对他都是尊敬有加。毛人凤因为和他还能攀上远门自家，所以来往频繁。毛宗亮是译电员，学校的事情都是他先知道。    “正好毛秘书也在这里，我哥过几天要到学校参观，我们商量一下如何接待。”毛宗亮对戴笠是畏之如虎，却也为有这样的姐夫哥而感到自豪，因此总是“我哥，我哥”地叫个不停。    毛人凤听到这个消息后，一阵狂喜，刚刚给老板物色了一个情妇，几天后就能派上用场。而且，毛人凤到校后，虽然常跟戴笠联系，但是戴笠还没有亲自来学校看自己的成绩，趁这样的机会，向戴笠展示一下自己的成绩，可以向戴笠表示忠心，对自己今后的发展一定会有好处。因此毛人凤主张要大力操办，一是给浙江警校的朱家骅派一个警告，让他们看看警校江山帮的力量，知难而退，乖乖地让出警校的控制权；二是借此机会扩大警校的声威，争取利用影响壮大力量。    毛人凤把自己的想法跟王孔安一说，不知此君是想叶霞娣想疯了，还是脑袋不清醒，只把个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就是不肯答应毛人凤的布置。    毛人凤看情况不对，只好拉起毛宗亮告辞。两人一合计，感到如果戴笠到校场面冷冷清清，必将有损戴笠的威信。于是两人又来到文强的房间，文强是黄埔三期毕业生，但此人不像王孔安那样刻薄，因此同毛人凤的关系相当好。文强一听毛人凤的介绍，大骂王孔安糊涂，认为正好可以借老板来访的机会压倒朱家骅。于是三人又去找赵龙文，赵龙文是胡宗南推荐给戴笠的，当然没有意见。

　　第二天，毛人凤召集毛宗亮、文强、赵龙文、王孔安在办公室开会，并特地邀请了朱家骅的亲信施承志，商量欢迎戴笠的事情。    毛人凤首先发言：“戴老板现在日理万机，为党国、为领袖的事业辛苦操劳，这次百忙之中到校参观是本校的光荣，不可怠慢。我们应该以昂扬的士气，精密布置做最好的迎接。”    施承志对戴笠本来就没有什么好感，况且这浙江警官学校是朱家骅创办的，这批特务到校之后，朱家骅的威信日减，他很不服气可又没有办法，施承志坚决不同意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我主张还是按老规矩办，简朴一点好，老校长朱家骅多次到校参观，也没有搞仪式。戴先生虽然是党国要员，但他的资历和级别还是无法同朱校长相提并论的。”    这帮特务听说戴笠竟然无法同朱家骅相比，立即起身反驳。    文强大叫：“胡说八道，朱家骅算什么东西，充其量是个刀笔吏罢了，老板英武逼人，是当世英雄，不准你侮辱我们的领袖。”    毛宗亮听到有人敢瞧不起他的姐夫哥，早就按捺不住，顿时拍案而起：“施老头子，我告诉你，俺哥是当今委员长的红人，你若不识相，俺就让他告诉委员长，撤了你的职。”    经过一番威胁，施承志只好点头同意，要求全校师生依最高的规格接待戴老板。    毛人凤看到已经达到目的，立即开始布置。毛人凤知道戴笠虽然喜欢排场，但若是没有女人，这一切就都提不起他的兴趣，因此要想讨得戴笠欢心，还是要从色字着手。    于是，毛人凤准备了一个保留节目，那就是让叶霞娣献花，顺便把她自己也献上去。    第二天，戴笠在赵理君、徐远举一行数人的陪伴下来到浙江警校。    戴笠这次来学校当然是有深意的。这一年，戴笠好不得意，前几天刚刚刺杀了杨杏佛，得到了蒋介石的嘉奖，戴笠的特务处在委员长的心目中地位倍增，老蒋要求戴笠迅速扩大组织，加强特务的训练，准备完成更大的任务。戴笠认为当务之急就是培养人才，而军统按照目前的情况还无法开办一所学校，来培养专门人才。浙江警校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可是朱家骅老是在暗中作梗，他现在投靠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控制了国民党的组织部门，军统如果不能突破朱家骅这道门槛，以后的发展将难以为继。    因此，戴笠此行不仅是为了给浙江警校的伙计们打气，而且要乘机夺取学校，把这所学校变成军统的黄埔军校。    戴笠走下汽车，抬头看见两幅巨大的标语，一幅是“热烈欢迎戴先生光临指导”，另一副是“向特务处的革命同志学习致敬”。警校的学生夹道高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两旁的军乐手奏起了歌曲。戴笠一看这个架势，禁不住喜上眉梢。连连握住王孔安的手表扬说：“你们搞得很好，搞得很好！”又回过头对徐远举等说：“老王做事情就是考虑周到、细心，你们应该好好地向他学习。”

　　王孔安听到这话，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线，他笑眯眯地对戴笠说：“这都是同志们努力的结果，文强同志、毛宗亮同志都做了大量的工作。”毛人凤见王孔安独独不提自己，气得干瞪眼没有办法，可他心中在盘算，只要叶霞娣跟老板上了床，你王孔安就等着喝一壶吧。    接着，警校校长施承志请戴笠讲话，戴笠登上讲台，开始对几百名学生训话。    戴笠首先鼓励学生：“各位都是国家的栋梁，是党国的希望，未来只有依靠年轻人。但年轻人的成才道路是曲折漫长的，关键是把握正确的方向。”    台下气氛越发热烈。    戴笠本来就喜欢讲话，因为这可以满足他的虚荣心，见反应热烈就更来劲了。他环顾四周又开始大放厥词：“最近，德国出现了一位伟人，那就是希特勒，他的法西斯主义成为挽救德意志民族的不二法门。今天我们民族面临的危险比德国不知要严重多少倍。同学们，我们应该怎么办？”戴笠威严地看了一下几百名学生，然后又回答说：    “我们要救国，只有实行法西斯主义。在中国怎样推广法西斯主义呢？只有依靠蒋委员长。同学们，蒋委员长是我们民族的大救星，没有了他，我们民族就没有希望了，可是竟然还有人在反对他，同学们，你们说，这种人应不应该枪毙？”    下面的学生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回答。叶霞娣见此情景，赶忙举起手臂高呼：“坚决铲除异己分子，将他们千刀万剐！”学生一见叶霞娣喊起来，都跟着喊起来，台下顿时响声一片。    戴笠更加兴奋了，指着叶霞娣问：“你叫什么名字，你很有勇气，党国很需要你这样的人。”    叶霞娣望着戴笠那黑黑的脸庞，心中激动不已，他是多么有男子汉气概啊！她睁大眼睛痴痴地看着戴笠，感觉到自己已经被眼前的这个男人所吸引。毛人凤看见叶霞娣只是望着戴笠，没有上去送花的意思，赶忙推了推叶霞娣，叶霞娣这才慌忙走上台去，把鲜花递给戴笠。    戴笠接过鲜花，立即以他那情场老手的敏锐眼光发现，这送花的女孩真是长得倾国倾城，她那双勾人魂魄的眼睛正盯着自己。戴笠突然涌起一种冲动……    大会结束后，每个人都去寻快乐了，只有毛人凤郁郁寡欢。今天戴笠的迎接仪式完全是自己搞起来的，可捡便宜的却是那个处处跟自己过不去的王八羔子。    戴笠今天到校后根本不想理自己，分明是对我的冷淡。想到这里，毛人凤难过得眼泪直往下掉。他真想离开警校回崇德县城，不但不受这样的气，而且还有一个小媳妇在等着。可是好马不吃回头草，即使回去也没有这样的好事等着自己了。

　　他越想越生气，不但受人排挤，而且美女也献出去了，就是这个功劳也被王孔安抢去了。不行，我要找戴老板说清楚。毛人凤打定主意要找戴笠解释一下。可他走到半路又停了下来，按照以前的规矩，毛人凤此时应该在外等候才对，不然坏了戴笠的好事，那就不是找公道的问题了，说不定连头也丢了。    于是他决定明天才告诉戴笠，可是他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被一种说不出的懊恼所控制，怎么也睡不着，只好起床，走出屋，在校园内走来走去，不自觉地，就走到戴笠的房间旁边。    一阵浪笑传过来，毛人凤顿时觉得浑身都是痒痒的，他禁不住诱惑，轻手轻脚地来到戴笠的窗下，却不小心靠倒了一根木头。    戴笠一听到声音，急忙抓起枕头下面的手枪，跳了出来。毛人凤吓得腿都软了，他就地一滚，躲在树丛中。    戴笠出来后看见没有人，拿着手枪喝道：“什么人，赶快出来，不然我就开枪了。”    毛人凤听到这话，只好硬着头皮走了出来，他心想这一下要彻底完蛋。    “原来是齐五兄，把我吓了一跳，你为什么不进来，躲在外面干什么？”    毛人凤听到这久违的称呼，激动得泪流满面。他赶忙解释说：“戴处长，这里是朱家骅的地盘，我不放心你的安全，特地来给你站岗放哨。”    戴笠一听忙说：“我们是兄弟，戴处长是公开场合叫的，私下怎么还这样客气，今后你仍然叫我春风兄。”    “哪能，哪能，你现在今非昔比，还是叫戴处长的好。”毛人凤战战兢兢地说。    戴笠说：“叶小姐把情况都跟我说了，看来我戴笠识人、用人还是有一套的，让齐五兄来没有错。狗娘养的王孔安，你就等着看他的下场吧，老子明天就撤他的职。”    毛人凤心中腾起希望，王孔安被撤职，书记长会不会让给他当呢？谁知戴笠接下来的话更让他欣喜若狂，从明天起毛人凤到南京特务处本部上班。

　　 第三章光芒初露，受蒋接见    1.西安之行陪戴卖命    1936年，古城西安正处在一种可怕的宁静之中，这是暴风雨即将来临前的间歇，是世界大乱前的喘息。正像那表面上平静的大海，下面却潜藏着汹涌的暗流。    西安本来是杨虎城十七路军的地盘。但东北军入驻后，小小的西安一下出现这么多的军队，双方为抢占房屋、军饷、营房等，相互之间摩擦不断。两军间经常出现打架、斗殴的事件，这正是蒋介石希望出现的局面。但他忽视了张、杨的政治觉悟和政治头脑，后来的发展西安不但没有出现两军相互火并的情况，反而在两军的上层更形成了休戚相关的关系，这是蒋介石最担心的局面。更严重的是，在共产党统一战线旗帜的感召下，张、杨有接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趋势，1936年下半年陕北实际已出现了休战的局面。    毛人凤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到西安的。由于人们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反感，加上特务处恶名在外，西安的特务工作开展十分困难。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毛人凤出于其对主子的一贯忠诚，还是源源不断地把情报送给戴笠。    西安事变对蒋介石而言，则在客观上成为他检验真假盟友的一个试剂，凡是在事变中拥护蒋介石的人，在以后的岁月中都得到蒋的提拔，反之，那些在事变中对拥蒋有些动摇的人，都在事后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抑制。在这场事变中，戴笠坚定地站在蒋介石的一边，冒死进入西安，救驾有功，获得老头子的充分信任。而毛人凤这个小人物，也乘机赌了一把，把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押在了戴笠的身上，以后的事实证明这一宝押得多有心计，毛人凤因此飞黄腾达，成为民国后期的重要人物。    1936年12月12日凌晨，毛人凤和军统的其他特务们还在酣睡之中，东北军驻西安的总指挥部却是灯火通明，张学良的警卫营正整装待发。凌晨1点，孙铭九等包围了蒋介石的驻地华清池，顿时枪声大作，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    正在这时，电话铃响了起来。江雄风立即抓起电话，原来是在东北军内部的特务打来的，电话证实了这一消息，并且说，现在东北军和西北军内部相当团结，估计将有进一步的对特务处不利的行动。这一消息一传开，特务们立即显露出惊恐的神色。因为这些特务平时依仗戴笠作后台，在西安城里是无恶不作，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将士都敢怒不敢言，现在他们连蒋介石都敢绑架，对这帮小喽啰还不要连锅端了。

　　这时，一个人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地闯进来，大家一看，原来是晏道刚，他说：“根据可靠消息，陈诚、蒋鼎文已经被扣留，张学良的军队已经在西安戒严，来逮捕特务处的军队已经开拔，请诸位尽快想办法。”    江雄风见此，早吓得面无人色，他说：“毛人凤留在单位给南京发报，其他人立即撤离。”说罢，他也不等毛人凤的回答，首先冲出房门。    毛人凤也吓得心惊肉跳，依他在西安对西北军的破坏，如果被抓住只有死路一条，他直埋怨自己不懂事，抢了这个头，结果反遭江雄风暗算。    但是特务处本身还没有发报机，发报只能到西安警察局去发，而现在警察局什么情况，谁也不知道。想到这，毛人凤直觉一股凉气从下到上直蹿心窝，仿佛看见了大刀在自己的眼前晃动，但是命令如果不服从，等待他的也是鬼头大刀。没办法，只好立即起身走出房门。    刚接近警察局，毛人凤就看见有很多士兵在门前巡逻。原来今天一大早，西安事变刚爆发，按照预定的计划，十七路军的城防司令孔从洲就缴了警察的枪。    “你是哪个部分的？证件。”    毛人凤抬头一看，顿时吓得浑身直出冷汗。五个士兵把他团团围住，他慌忙说：“我是东北军十一师师部的。”说着拿出了预先为防止不测事件而准备的假证件。那几个士兵看了看证件又问：“你是东北军？怎么是南方口音？”    毛人凤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吓得腿都软了，只好沉默不语。    正在这时，一个人走了过来，毛人凤感觉认识，却又叫不上名字，只听他说：“不要难为这位先生，他确实是东北军师部的。”说完掏出一个证件，几个士兵一看，点点头，让毛人凤走了。    待士兵走远后，毛人凤怯生生地问：“先生，你是哪一位？”    那位先生哈哈大笑起来：“毛人凤，你怎么连我也不认识了，我是周养浩啊！”    毛人凤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真是天不该绝人凤。周养浩是毛人凤的同乡，还是毛人凤的学生，现在西安警察署担任科长职务。今天戒严，在路上巡逻，碰巧遇上，还以为几个士兵正在敲诈毛人凤，没想到救了他一命。

　　就在戴笠为救蒋介石到处奔忙的几天里，藏在周养浩家的毛人凤也没有闲着，他要求周养浩到处打听消息。12月15日，周养浩喜气洋洋地回到家，进门就喊道：“毛先生，这一下蒋介石有救了，戴老板来西安了。”    毛人凤半晌说不出话来，周养浩见状急忙问道：“老板驾到，委员长马上就有转机，你为何反而不高兴了？”    毛人凤说道：“老板真是弥天大勇，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只是这个险冒得令人心惊肉跳。”    夜深了，毛人凤却睡不着，在床上翻来覆去地唉声叹气。想到天明，毛人凤一骨碌爬了起来，问自己为什么这样傻，老板和蒋介石是一条线上的蚱蜢，我和老板也是一条线上的啊！老板如果有个闪失，我又怎么办，还回崇德去不成？毛人凤立即决定不惜掉脑袋也要见老板一面。    怎样才能见老板一面呢，毛人凤的小眼睛一转，计上心来，他想到了在武汉时拜的把兄弟陈昶新。张学良从武汉到西北“围剿”共产党后，陈昶新也跟着来到西安，担任东北军上校团长，张学良对他十分信任。    毛人凤立即赶往陈昶新的家，陈昶新见到毛人凤十分惊讶。毛人凤双手举起做了一下投降的样子说：“陈兄，我毛人凤自动来投降，你说不定还可升官呢！”    陈昶新笑道：“我倒是想这样做，只是你这条鱼太小了，不够资格。”    对于陈昶新的调侃，毛人凤也不介意，说：“我确实是一条小鱼，但今天我来是请求陈兄带我去见一条大的。”    陈昶新瞪大眼睛看着毛人凤说：“据我所知，戴老板刚下飞机，就被扣留，至今下落不明，你去找他，不是寻死吗？”    毛人凤慷慨激昂地说：“士为知己者死，老板于我就是再生父母。现在老板有难，我如何还能袖手旁观？昶新兄一定要看在我们朋友一场的份儿上，帮我一把。老板如果死了，我活着也没有什么意思，明天就去投案自首，免得东北军麻烦。”    陈昶新被毛人凤的一番话所感动，他说：“你能为老板两肋插刀，我当然也要为朋友出力。”    陈昶新出门去给他打听。一会儿，陈昶新进来，告诉了毛人凤一个好消息。今天晚上就可以见到老板了。    几个小时以后，毛人凤和陈昶新一前一后，来到关押戴笠的地下室。    陈昶新先进去报告戴笠说：“戴老板，毛人凤和我前来看你来了。”

　　 戴笠一听到“毛人凤”三个字，那如死灰一般的脸立即活跃起来，只听他骂道：“王八蛋，你来干什么？事到如今，你竟然还敢活着来见我，真是一个酒囊饭袋，给我滚出去！”    毛人凤吓得不知如何是好，见此情景，陈昶新说道：“戴先生请息怒。和你平时称兄道地的那帮朋友，现在哪里去了？危难之时还只有毛人凤替你四处奔走。今天他冒着掉脑袋的危险来见你，你却是如此对待他，人心怎能如此势利？”    戴笠鼻子嗯了几声，脸色有些缓和。毛人凤听了陈昶新的一席话情不自禁抱头痛哭，戴笠让他进来，毛人凤立即跪倒在地说：“老板，我对不起你，我有罪啊！”    戴笠说：“不要紧，你起来告诉我，那江雄风、马志超到哪里去了？”    毛人凤把马志超和江雄风的表现一说，戴笠终于被感动了，他站起来，手搭在毛人凤的肩上说：“齐五兄，我错怪你了，还是贫贱之交最可贵啊。”    毛人凤感动得痛哭流涕，但这眼泪一半是担惊受怕，另一半却是喜悦。他知道自己在戴笠心目中的地位又已经大大提高了。　    2.抓捕间谍黄浚父子    1937年7月7日，是中国现代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日本人借口一个士兵失踪，要求进入中国军队驻守的宛平县城搜查，这一无理要求被中国军队拒绝。日本军队悍然炮轰宛平县城，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爆发。    当时，蒋介石正要戴笠去庐山参加庐山训练团的毕业典礼。事变发生后，戴笠和毛人凤正沿着庐山的山道散步，卫士贾金南赶回来报告，蒋介石要求戴笠立即去见他。    戴笠见到蒋介石后，蒋介石示意他坐下，说：“日本现在又在华北挑起事端，我决定这次绝不退让，如果外交手段不能解决，那只有做军事上的准备，你平时是主战的，现在战争真的迫在眉睫，你觉得应该如何办？”    从来都是蒋介石下命令要戴笠执行，这次竟然询问起戴笠应该怎么办。戴笠知道蒋介石的内心正在下决心，戴笠虽然是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奴才，但他十分会猜蒋介石的心思。他把腰一挺，慷慨地说：“危险的时候正是我们军人勇敢挑起复兴民族重担的时候，今天日本的行动绝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蓄谋已久的，根据在华北的情报分析，日本早就策划了一场全面对华战争，如果不抵抗，只有党国灭亡这一个结局。”    蒋介石点点头又问：“有人说我们枪不如别人，工业不如别人，和日本决战只会失败，你是怎么看的？”

　　戴笠说：“这些人应该杀头。古今中外，实力对比只是战争胜利的一个方面，以弱胜强的例证不胜枚举。我们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更重要的是有委员长的领导，一定会取得胜利。关键是要统一在委员长的旗帜下，我害怕共产党和一些党国败类会乘机捣乱。”    蒋介石笑着说：“雨农的水平又有提高了，抗战是要战的，但是对共党的活动更要注意，只是现在局势和以前不同，你要注意方法。我们败给日本还可以做亡国奴，败给共产党就什么都没有了。当然现在抗日是紧要的，你的特务处必须做好准备，关键是要培养人才，做与共军斗争的长远打算。今天我要做一个演说，把政府关于抗战的决心表达一下，你要做好宣传，另外特务处的工作范围要扩大，级别相应要提高，这是以后的事情，但你须提前计划。”    戴笠听到这句话，顿时热血沸腾，他知道自己又要升官了。    当天晚上，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告全国同胞书》，其中说道：“卢沟桥事件并非偶然，人家处心积虑地谋我。如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东北失陷已六年之久，继《塘沽协定》之后，现在冲突地点已到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五百年古都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北平若变成沈阳，南京何尝不可能变成北平？我们如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只有拼民族的性命，求最后的胜利。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将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这番宏论，确实打动了许多人，它标志着国民党在各方压力之下，已经正式放弃了不抵抗的内战政策，转而寻求民族的生路。    可是毛人凤还是不相信蒋介石的抗战决心，他找了一个机会问戴笠：“老板，委员长的话是宣传，还是真的？”    戴笠严肃地说：“二者皆有，委员长特地要我们注意目前的舆论，对那些散布失败言论的人要处罚，你要在特务处做好宣传工作。”    毛人凤一听就明白了，看来蒋介石要大干一场了。    庐山会议后，形势果然急转直下。日本内阁通过扩大对华战争的计划，决定从国内和韩国调集五个师团，赶赴华北地区。同时为强迫中国政府迅速投降，日本大本营决定进攻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中心--上海和南京。为确保南京和上海这一重要地区，国民党决定组织淞沪会战。    1937年8月13日，日本海军陆战队的中山勇夫和两个士兵，驾车前往虹桥机场的中国军队驻地，不但明目张胆地刺探情报，而且向中国军队开枪，中国军队忍无可忍，当场将其击毙，日本以此为借口，向上海的中国驻军进攻。淞沪会战由此开始。

　　会战开始后，由于日本要从国内调集军队，所以在上海采取守势，中国当局为迅速在上海构筑防御工事，必须首先消灭在上海的日本海军3000人，并且拦住在长江上的日本军舰。为此，国民党政府制订了一个详细的计划，准备在江阴地区设置封锁线，谁知竟然发生了黄浚父子叛国案。    原来，国民党政府的作战计划还没有下达，日本人就已提前采取行动。在国民党军到达时，长江上的日本军舰以及长江沿线的日本侨民几乎在一夜之间全逃到了安全地区。撤退的局面非常狼狈，有的日本侨民家庭正在吃早饭，撤走时饭还是热的，而且什么也没有带。    这个计划是相当的秘密，一般人是无法了解的，现在计划泄露，只能表明最高当局内部出现了汉奸。问题相当严重，如果不能迅速地查获，以后就没有作战的秘密可言。戴笠的死对头陈诚在蒋介石耳边吹风说：“特务处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要适应抗战的新形势，只有另外组织一个情报组织。”    消息传到特务处，戴笠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如果蒋介石听从陈诚的话，那么几年的努力就白费了，还落得天下人嘲笑。    蒋介石自然非常愤怒，又有陈诚从中挑拨是非，把戴笠找来，训斥说：“每月花了这么多钱，养的就是你们这帮饭桶，如果10天不能破案，就自己自杀算了。”    蒋介石下了死命令，戴笠急忙组织南京的特务警察机关，成立专案组，试图迅速侦破。    对这桩无头案，特务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戴笠说：“现在老头子下了命令，如果不能破案，就是老头子不制裁我们，特务处也没有脸面继续存在下去了，为了各位以后的升官发财，我们一定要破获此案。”    徐远举说：“现在最好找一个算命的瞎子，帮我们算一下。不然像大海捞针，什么时候可以破案？”    大家一听都笑了起来，戴笠干咳几声说：“现在什么时候了，你还开这样的玩笑。”    毛人凤说：“徐远举的建议也可以采纳，过去包拯破案时多伪装算命先生，进行暗访。只是时间紧迫，这种方法已经迟了。我倒是有个办法，不知是否应该讲。”    戴笠急忙说：“你快说，少啰唆。”    毛人凤分析说：“这个泄密案，我看绝对是南京政府内部人所为，而且是高级干部，不然怎么能知道这样绝密的事情。如果要查，最好的办法，无非是排除法，南京有机会了解这个命令的人不超过100人，与其在这里胡乱猜疑，不如一个一个排除。”    大家觉得毛人凤这个主意虽然笨了一些，但是还可以操作。戴笠马上想到此法的另一妙处，那就是通过这次侦查，对南京的公务人员来个甄别，正好一箭双雕。    特务处和南京警察局的几百个人昼夜调查，最后疑点集中到外交部黄浚父子身上。

　　 黄浚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当时在国民政府外交部任职，他的儿子也是日本的留学生，毕业后也在外交部。听他的同事说，黄浚平时生活十分腐化，其担任外交部职位的薪水根本无法满足，而且他每个月都要到上海去嫖妓女。抗战开始后，他又在大谈投降论调。戴笠了解这些情况后，立即命令对黄浚父子进行监控。    为获得证据并捣毁日本的间谍机关，戴笠指使外交部故意设计一个假情报。黄浚得到这个情报后如获至宝，急忙请假到上海。    黄浚到上海后，马上奔往一个日本人在租界开办的歌舞厅，找来一个日本妓女，把情报告诉了她，并说现在风声很紧，要立即就走。    这时，毛人凤和徐远举拿着枪走了出来，原来戴笠早就布置了一大批便衣跟踪黄浚。因为是租界，不便行事。所以最后把黄浚押回南京了事，这时离蒋介石下的死命令的期限还有5天。    结果，黄浚父子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被判处死刑。间谍案轻松破获，毛人凤功不可没。　    3.惶惶获得见蒋殊荣    破了此案后，上海战势一度紧张，戴笠一伙来不及庆贺，就赶快到了上海，布置潜伏任务。    8月14日，因为抗战的全面爆发，军队急需各种特殊人才，如话务员、无线电发报员等特工，对这些人才早在抗战前，特务处就培养了很多，这时正好派上用场。为进一步加强上海的特务活动，戴笠调浙江警校的文强协助工作，任他为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上校处长，专门负责特务处与国军首脑的联系，对外则以三级无线电研究所所长的职务做掩护。在抗战时的上海，文强和毛人凤成为戴笠的左膀右臂。    淞沪会战历经三个月，虽然中国军队英勇奋战，但是在敌人机械化军队的攻击下，不久不得不进行退却。考虑到上海的地位，在退却之前，蒋介石命令戴笠必须准备一支精干的特务队伍，在上海隐蔽下来。    12月5日特务处在南京召开会议，商讨在上海开展地下战线的问题。戴笠首先发言，将当前的战争局势分析了一遍，指出“虽然我们守不住上海，但是我们可以退往四川，继续作战。上海是国际大都市，在这个地方要留一批精华。”他问谁能挑这个大梁。    会场一下子安静下来，特务们都知道这不是一个好差事，先不讲日本特务机关的厉害，单说特务处的几个高级干部，由于经常在上海活动，已经有很多人认识他们，说潜伏谈何容易。戴笠看见没有人说话，心中十分气恼。毛人凤揣摩到了老板的心情，于是准备起来毛遂自荐。这时一个人讲话了：“沈某不才，如果老板能够看得上我，我愿意留驻上海。”    毛人凤扭头一看，原来是军统的少壮派沈醉主动请缨。戴笠说：“沈醉精神可嘉，难怪有人说，如果中国要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大家都应该向他学习。只是沈醉同志较年轻，上海站的工作特别重要，留沈醉我不放心。”

　　毛人凤又要求留下，戴笠摇了摇头。经过破获黄浚父子案后，戴笠越发感到离不开毛人凤了；同时毛人凤没有当过站长，别人也不会服气，戴笠向文强那里看了一下，文强见状只有硬着头皮站了起来。    戴笠立即拍了几下手掌夸奖道：“特务处有湖南人存在，真是我们的福气。文强同志为我们做了好榜样，文强胆大心细，是特务站站长的合适人选。”    毛人凤立即又献了一计说：“光有我们特务处的同志，还不能帮助我们的同志在上海立足，我看能不能利用帮会的关系，特别是杜月笙的关系，这样我们在上海就容易开展工作了。”    戴笠说：“我怎么把杜月笙忘记了，人凤同志的计策真是妙。只是国难当头，杜月笙的态度值得商讨，假如他见风使舵，我们的老本有可能赔光，但此事值得一试。”    当天晚上，戴笠在征求蒋介石意见后，立即乘车前往上海拜会杜月笙。这时上海的局势已经十分危急，杜月笙也正在纳闷不知蒋介石葫芦里卖什么药，因此迟疑不决。    要说蒋介石和杜月笙的关系可不同一般。当初蒋介石闹“革命”失败，流落上海街头，为生存下去，经人介绍拜了青洪帮的大头目黄金荣为师，杜月笙是黄金荣的徒弟，因此蒋和杜就有了同门关系。北伐时，蒋介石为发动反革命事变，力量不够，就是借用青洪帮的流氓，才得以在上海站住了脚，以后杜月笙又屡次帮助蒋介石。杜月笙在上海的势力十分强大，以至于人们只知道有杜月笙而不知有上海市长。日本人如果占据上海，肯定要让杜月笙投降，对于杜月笙这样有奶便是娘的人来说，投降日本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杜月笙一旦投降，由于他的帮会势力，特务处根本无法在上海存在。因此戴笠和毛人凤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争取杜月笙。    戴笠与杜月笙的关系也不同寻常。戴笠发迹后，连续帮杜月笙了断两件事，让杜感谢不已。    一是杜月笙在上海的鸦片生意暴露，眼看社会上的地位名誉要一落千丈，戴笠急忙把这个案子接过来，来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帮助杜月笙蒙混过关。    二是杜月笙有个门徒叫徐懋昌，在上海勾结南京的高官，做棉纱买空卖空的投机生意，由于他财大势力大，一下子赚了十几万。而上海的许多小商人却因此自杀的自杀，逃跑的逃跑，一时间市面十分混乱。    蒋介石知道后暴跳如雷，坚决要杀掉徐懋昌，命令戴笠立即去上海调查。徐懋昌得知后，脸都吓白了，赶忙求助于师父。杜月笙一时也不知如何是好，最后决定亲自找戴笠疏通。戴笠看到杜月笙来求自己，就私下里向蒋介石说情，蒋介石考虑到杜月笙的面子，答应放徐懋昌一马，条件是他必须把钱吐出来。    徐懋昌当然舍钱要命，立即买了几架飞机，捐给宋美龄的航空委员会，才留了一条狗命。    两次帮忙，戴笠什么东西都没要，杜月笙心存感激，同戴笠的关系自然又近了一步。

　　 所以，当他听说戴笠来访，特别地热情，老早就迎了出来。见面寒暄后，戴笠把毛人凤介绍给杜月笙，然后直截了当地问：“杜先生，在这样的局势下，准备做什么选择，是留上海，还是去四川，或者是到别的地方？”    杜月笙想了想说：“委员长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戴笠是多么聪明的人，当即把在上海潜伏的特务名单交给杜月笙，请他帮忙。杜月笙也不推辞，叫来大徒弟万墨林，嘱咐他对待特务要像对待自己弟兄一样。戴笠放了心，赶快回去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又把戴笠夸奖一顿，戴笠为加强毛人凤在蒋介石心目中的位置，把这个功劳算到毛人凤头上。    蒋介石一高兴，马上表示要见毛人凤。这是毛人凤第一次见到蒋介石。    一天，侍从室的唐纵来电话通知，蒋介石要求戴笠和毛人凤去见他。戴笠急忙问唐纵什么事。唐纵是特务处的高级特务，也是“复兴社”的创始人之一，是由于戴笠向蒋介石推荐，唐纵才得以在蒋介石身边，因此戴笠把他当作心腹，唐纵也依靠戴笠抬举自己，两人也是相互利用的关系。所以，每当特务处收集到的情报，唐纵总是把它最先送给蒋介石，遇到中统的情报却把它压几天，这样中统的情报老是比特务处的晚几天，逐渐地，蒋介石就觉得中统不如戴笠能干。而戴笠又总是要唐纵揣摩老头子的心理，随时准备讨好老头子。    蒋介石让他俩坐下，并让宋美龄端来两盘小点心说：“这是我的家乡宁波的点心，二位尝尝。”    毛人凤顿时感到莫大荣幸，就连戴笠也感到有些意外，因为蒋介石很少给下属这样的礼遇，毛人凤更是拘束得手心都出汗了，一块点心也不敢拿。    蒋介石笑着说：“你们都是我的好学生，不要拘束，随便一些，人凤是初次见面，我听雨农说你也上过黄埔军校，只是因为有病才退学的。”    毛人凤急忙说：“学生惭愧得很，无法同戴处长比，我是校长的差学生。”    蒋介石说：“人最不可妄自菲薄，曾国藩讲要诚心，但也不能矫情。雨农介绍过你是非常能干的，我们的革命事业需要你这样的人，你要继续好好干。”    毛人凤赶忙点头称是，戴笠又在校长面前把毛人凤夸了一通。第一次见蒋，毛人凤激动万分，他崇拜地看着戴笠在蒋介石面前谈吐自如的样子，暗暗在心中下决心，一定要像戴老板那样取得蒋介石的欢心。

　　 4.受蒋命逮捕杨虎城    很快，表现的机会就来了。蒋介石指示，要把杨虎城监禁起来。戴笠把这件事交给了毛人凤去办。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没有跟随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家，因此免遭毒手。但蒋介石对杨虎城的痛恨远超过对张学良。在蒋介石的心目中，杨虎城是一个土匪，一心一意要置他于死地。所以不久就逼迫杨虎城出国考察，先剥夺他的兵权。抗战开始后，远在国外的杨虎城十分关心国内的局势，坚决要回国参加抗战。他也考虑了蒋介石有可能不容他，但是他对蒋介石的阴险毒辣估计得不够，认为在全国抗战的形势下，蒋介石不敢怎么样，这显然是犯了个大错误。    蒋介石最担心的是杨虎城回来后，直接去西北。西北地区是杨虎城发迹的地方，杨虎城不但同情共产党，他的妻子还是共产党员。如果他到西北去了，又跟他的军队在一起的话，就非常麻烦了。随着抗日战争的继续进行，国民党军逐渐向西不断后退，大西北和大西南的重要性就显示出来了。这两个地方是抗战的后方，西北还是防止中国共产党渗透的天然隔离带，蒋介石无论如何也不会放虎归山。    因此，蒋介石命令戴笠坚决不能让杨虎城直飞西安，戴笠和毛人凤一商讨，觉得还是由蒋介石出面，把杨虎城骗到南昌再监禁起来为好。    杨虎城到香港后，给蒋介石打了一个电话。在电话里，杨虎城慷慨陈词，坚决要回国参战。    蒋介石为了稳住杨虎城，表现得非常热情。他甚至邀请杨虎城还去指挥他的老部队，这样杨虎城就打消了顾虑，表示愿意到南昌见蒋，商讨抗日大计。    一场悲剧从此开始。    1937年12月杨虎城从香港来到武汉。在这里杨虎城对夫人谢葆真说：“过几天，我们到南京去见委员长。几年没有打仗了，而且过去都是打内战，不过瘾，现在终于能够在战场上抗击日军了，军人能死于战场比死在床上要光荣得多。”    谢葆真有点不放心，说：“蒋介石心狠手辣，你在西安事变中又得罪了他，虎城，我们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杨虎城却非常坦然地说：“现在抗战正酣，国家正是用人之际，他蒋介石又岂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我和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为的是国家民族的利益，又不是为我个人，这一点天下人都知道。上次委员长和我通电话时还勉励我要锻炼好身体，准备报效国家，我看你不必考虑太多。”    谢葆真看说不服杨虎城，只好让他去了，她和儿子先回西北，观望形势。

　　话说杨虎城本想从武汉飞南京，但当时局势十分危急，南京几乎不保。这样当他接到到南昌的命令，听说蒋介石要到南昌亲自见他时，就没起任何疑心，飞到南昌。    刚下飞机，戴笠和毛人凤就走到他面前。对于戴笠，杨虎城是非常熟悉的，但他对毛人凤就有点陌生，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个表面上显得温顺和蔼的小个子，竟然成为他的生死克星。    戴笠首先恭维道：“杨先生，真令人敬佩，国难当头先考虑国家的利益，自愿上战场，戴某十分佩服。中国就是像杨先生这样的人太少，否则日本也不敢如此猖狂。”    毛人凤接着说：“委员长多次说先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将才，有你参战，日本投降也就不远了。”    杨虎城本来对只有两个特务来迎接感到意外，现在看到这两位如此客气，开始的疑心都没有了，戴笠和毛人凤的恭维虽然有点出格，但毕竟还是非常动听的。杨虎城问：“委员长在哪里？我要当面向他解释一下西安兵谏的事情。”    戴笠笑道：“我看就不用了，你也是一片爱国之心，委员长多次说，那次不能怨你，委员长现在熊式辉的官邸，怎么嫂夫人没有来？”    杨虎城说：“女人就是事情多，她先到西北去了。”    汽车很快来到熊式辉的官邸，这所官邸位于南昌百花州，是一座别墅，四周布满了巡逻的特务，还有铁丝网和壕沟。杨虎城觉得这不应该是委员长的住处，他问戴笠：“委员长怎么能住在这里？像监狱一样。”    毛人凤插话说：“现在是战争时期，委员长的安全是大事。”    杨虎城觉得有理，就没有说什么，车子开进大门，没看见委员长出来迎接，杨虎城多少有点失望。但人家是委员长，不出来也能说得过去。    在内厅里，戴笠告诉杨虎城说：“委员长跟你谈的事情，我最好还是不参加的好，我先走了，你在这里等吧。”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屋内只剩下毛人凤和杨虎城了。    又等了一会儿，还不见蒋介石出来，杨虎城有点不耐烦了，就问毛人凤：“委员长很诚意地邀请我商讨抗日大事，可又不见我，这不是冷落人吗？”    “冷落你，也是荣幸啊，像我们这些小喽啰，委员长看一下也不愿意呢。”毛人凤冷笑着又说：“杨先生的自我感觉真好，委员长日理万机，怎能去听一个阶下囚的胡言乱语，你还是安心地等吧。”    “什么？”杨虎城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毛人凤故意慢条斯理地说：“事到如今，我看再瞒你也没有意思了。杨先生还是不要奇怪，西安的时候你那样猖狂，委员长用这种方式对你，也算客气了，你不要天天把抗战提到嘴上，天塌了也有比你个子高的人给你扛住，不用操心了。”    杨虎城听到此话，知道上当，立即要出门，被门外的士兵拦住，杨虎城长叹一声，只好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    杨虎城被囚后，最为担心的是他的夫人和孩子，生怕蒋介石对他们下手。    正当杨虎城为家人日夜操心时，不幸还是发生了。毛人凤找人仿照杨虎城的笔迹，给杨夫人和杨虎城秘书宋绮云夫妇写了一封信。信中称自己很好，正在搞作战计划，因劳累过度，身体欠安，望夫人和秘书能来帮忙。杨夫人看了信，觉得没有什么疑点，就带着孩子来到南昌。    一天，正当杨虎城在院内散步时，院门开了，毛人凤走进来向杨虎城说：“祝贺你，杨先生，你们一家又团聚了。”    杨虎城正惊疑之间，他的小儿子杨拯中跑了进来，抱住杨虎城的腿说：“爸爸，我又见你了。”    杨虎城对跟在身后的夫人说：“你们怎么到这里来了？”    “不是你写信说你病了，让我们来照顾你吗？”谢葆真疑惑地说。    杨虎城一下子全明白了，转身再看毛人凤，已经不知溜到哪里去了。    从此，杨虎城和他的秘书宋绮云两家人就被监禁起来。1937年上海、南京相继失陷，南昌也在危险之中，杨虎城常常是家事、国事一起涌上，心情抑郁不已。不久，江西吃紧，特务们把他们两家往内地迁移。几经周折，来到湖南的益阳桃花坪，这里是国民党战争时期关押政治犯的一个场所。囚禁了许多进步人士。开始杨虎城还以为蒋介石是临时扣留他，当他看到益阳又有那么多的进步人士进来时，才意识到蒋介石是不会放过他的，因为蒋介石反人民、反革命的本质并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    逮捕了杨虎城后，毛人凤的精明干练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他要求毛人凤有重要情报时，可以随时向他报告，这标志毛人凤的地位又上升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