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想故乡，最忆是祠堂。据父辈说，祠堂距今已有上百年，为祝姓家族所建，土改后归属村集体所有，尽管没有雕梁画柱，可四周也有百丈见方，在当年看来可算是村子上最宏伟的建筑了。原先祠堂上厅安放的是供祝氏家族朝拜的泥塑佛像，在破旧立新的那个年月里已被拆除改建戏台了，由此祠堂成了村里人的文化活动中心。因为祠堂同我老家的房子是门对门，于我而言，这座祝家祠堂也成了我童年时代嬉戏的天堂。

　　无人照看的童年同样是快乐的，“猫捉老鼠”是童年伙伴们在祠堂里始终做不厌的游戏。还清晰记得，为让“猫”不易捉到我们演老鼠的，我还千方百计寻找躲藏处，不管这个角落有多脏多险，只要不易被找到，就会一个劲儿地往里钻，有时整个脸蛋都会被大大的蜘蛛网罩上，弄得满头污垢也满不在乎，依然玩得劲味十足。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有些好笑，因为童年毕竟是童年，有时明明将自己藏得好好的，硬要朝“猫”的方向喊一声：“我躲好啦！”可想而知，聪明的“猫”会循着喊声，将“老鼠”们一个个顺利地逮出。于是，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就算结束了，接下来会重新开始另一场表演，童年的游戏就是在这样没完没了中玩着。

　　然而，并非每次游戏都会那么好玩。有一回，也是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因为总想藏得隐蔽一些，使了好大一番劲才躲进戏台底下堆放着的大杉木间的夹缝里，虽然也朝“猫”喊过话，可这回就是始终逮不着。童年的伙伴是没有耐心的，找了几回都没音讯的话，也就不来理你了，他们一帮人又会重新组合，玩起其它花样的游戏。在杉木堆里躲了老半天的我，这时才想到要爬出来，可是进去容易出来难，无论我怎么努力、怎么使劲，都是徒劳，心中不由得恐慌起来，一种求生的欲望，逼得我一个劲地放声直哭。此时，才引起了同伴们的关注，其中有个比我年长一岁的小伙伴，急中生智跑往对门我的家里，将我正受到的遭遇告诉了坐镇堂屋、并一天到晚几乎只有一个表情的威严祖父。听此消息，祖父三步并两步立即赶到我“出事”地点，费了一番功夫才把我从夹缝中拖了出来。

　　祠堂的乐趣不只属于年幼的孩子们，一到空闲季节，村子上的大人们也常常来此聚会。有一年刚入冬，村子里组织了一支舞龙演出队，排练节目就放在祠堂大厅。记得当年已满花甲的七爷是舞龙队里最活跃的一员，他既是演员也是导演。七十年代家乡人的生活还不富裕，七爷一帮人穿戴得极其褴褛，今天看来比大街上的乞丐好不了多少，但他们个个都玩得十分开心，无忧无虑地倒像成了神仙。就说拴在七爷腰间的那条打了无数个结的裤腰带，一看便知有些年头了。一次，提着龙头一上一下正舞得十分起劲的七爷，裤带子突然又断了，还没等七爷缓过神来，破裤一骨碌从腰间滑到了脚跟，成了光屁股的七爷，引得在旁的男女老少顿时前翻后仰哄堂大笑起来。

　　不过，以七爷为首领的这支苦中寻乐的舞龙队，在当年着实风光了一阵子。这帮多数连粗菜淡饭也吃不饱的穷汉们，每晚都会早早地来到祠堂，跟着七爷一招一势地比划开来，乐此不疲的七爷，也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绝招传授给所有队员，个个学得认真而又刻苦。一天，这支学有所成的舞龙队，终于隆重地将自演自导的节目搬上了祠堂戏台，让很少出过远门的家乡人大饱了眼福。之后，七爷又带领这支舞龙队到全乡各个行政村进行表演，所到之处演出获得出奇成功。七爷的名气在方圆十里，一下子就家喻户晓。我想，这支从祠堂里走出的舞龙队，也许就是家乡人有史以来，传播的最远和最有影响力的一次文化活动了。

　　祠堂里不仅仅只有欢笑，有时的气氛也是相当严肃的。总觉得那时的大会小会很多，每逢上面来了什么精神，村官们都要召集全村所有劳动力来祠堂开会，将上面的有关精神一条一条地向村民们传达。尽管台上讲得喉咙沙哑唾沫四射，但台下的村民大多是听不进去的。这些祖祖辈辈坚守故土的村民，既听不懂，也不想听懂，因为所谓的会议精神离普通百姓生活实在太远，村民们听着这些索然无味的上级精神，在不以为然中常透着一丝漠然的神色，加上那时村官们的文化程度也有限，对上头的精神吃得不深也不透，在一知半解中，讲起来简直有些不知所云，自然台下听的更是腾云驾雾。于是，有的自顾打起了瞌睡，有些妇女索性做起了针线活，淳朴的村民们固执地信奉，只有脚下的这块黑土地，才是实实在在生活的全部。而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小家伙，常来回穿梭在会场间嬉戏打闹，对台上大人们的那份郑重其事却毫不理喻，有时我们的嬉笑声会比主席台上讲话声还要响，这时台上常会走下一个人来把我们一个个赶出祠堂，不过等当官的一走，我们这帮小顽皮又会偷偷地溜进祠堂，重新捣蛋起来。

　　年幼无知的无法无天搅乱的是会场秩序，可是明理的大人们偶尔也会做出无法无天的事来。事情的起因是个“贼骨头”，在那饥荒的岁月，一旦到了收获季节，一些小偷小摸便打起了庄稼的主意。邻村的王麻子就经常光顾我村的庄稼地，虽然村子里的人早已有所觉察，但苦于没有被当场发现，尽拿他没办法。

　　俗话说，多行不义必自毙。一日傍晚，王麻子终于被守候多时的五奎叔他们当场擒获。对王麻子的审讯就设立在祠堂里，此时，祠堂的气氛立即变得凝重而又阴森起来。毫无疑问，村里人对王麻子这样的惯犯，是绝不手软的，起始是让他跪在地上接受审讯。年幼的我，那时始终不明白，村里人是觉得惩罚王麻子不过瘾，抑或是觉得王麻子不够坦白，五奎叔等三个彪形大汉各向王麻子狠狠地扇过三五巴掌后，先是将两耳痛得还在嗡嗡作响的王麻子扒光了衣服，而后将其绑在屋柱子上，用竹梢鞭狠狠轮番抽打，痛得王麻子呼天抢地地求饶。那时，日子本就过得紧巴巴的村里人，对偷盗口粮的“贼骨头”很是深恶痛绝。于是，接下来的惩罚更为残忍，王麻子的双臂被反绑背后，而后用粗绳子将其一次次悬空吊起。这时，王麻子痛起来的那一声声惨叫，更让在旁围观的我听了不寒而栗。

　　吃了一夜苦头的王麻子，第二天并没有被立即放走，仍被五花大绑地捆在祠堂的柱子上，且一连饿了三餐，心软的母亲看不过去，便让我端了一碗饭给王麻子，已饿得两眼发黑的他，一个劲儿地向我致谢。那时，尽管对“贼骨头”的概念有些模糊，但我知道这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为此，对王麻子的连声道谢，我却不屑一顾。当时那种无知可笑的神情，被仁慈而又细心的母亲一眼就看穿，于是就在那个晚上，同母亲睡在一起的我，平生第一次聆听了母亲同我讲了一大堆，关于善与恶、是与非的“大道理”。其实以我现在的理解，那晚母亲讲得最主要的就是这两层意思：第一，像王麻子这样的偷盗行为是可恶的；第二，盗贼毕竟是人，对人对生命应该给予尊重。也许，这就是当年母亲让我端饭给王麻子吃的理由。

　　如今，母亲、爷爷和七爷已相继病逝，儿时的伙伴也已为人父为人母，五奎叔和王麻子也都上了年纪做了爷爷，无人修缮而变得破败不堪的故乡祠堂，早已被四周高大的水泥楼房所淹没，失去往日的辉煌与威严。然而，故乡祠堂那摇摇欲坠的断壁残垣，在我看来仿佛仍然承载着故土许许多多，那份难舍的乡愁和那份悠远的记忆。我想，这就是心中永远的故乡，永远的祠堂吧。